核心观点

贸易摩擦或对我国就业市场造成扰动

Ø 其一，从直接影响来看，出口企业受到对等关税的冲击会产生订单减少、业务收缩的问题，加大企业的经营压力，对制造业企业用工造成直接影响；其二，从间接影响来看，一方面，面对高额的关税压力，部分企业或工厂可能将生产线迁移至关税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和拉美地区，造成就业岗位的减少及劳动力的外流。另一方面，制造业企业出口订单的减少会对其上下游产业链造成连带影响，如上游原材料相关行业及下游出口相关的航运、物流和仓储等行业就业均会受到一定波及。

Ø 从对就业影响的行业结构来看：从对美出口结构来看，在2024年，玩具（32.7%）、纺服（24.9%）、家具（25.1%）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对美出口占比较高，这些行业更容易受到美国对等关税的冲击；从上市公司境外业务收入占比来看，截至2023年年报，电子、家电、交运和纺服等行业境外业务收入占比超过20%，受对等关税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

Ø 从对就业影响的省份结构来看：从对美出口占GDP的比重来看，截至2024年底，浙江、广东、上海、江苏和福建五个省份对美出口占GDP的比重高于4%，而其他省份均低于3%；从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来看，山西和河南对美出口占比超过20%，而四川、福建、西藏、浙江、江苏、广东和上海对美出口比重也超过15%，以上省份对美贸易的风险敞口相对较大，其就业情况更易受到对等关税政策的波及。

出口就业人数的两种定量测算

Ø 其一是通过投入产出表测算出口对就业的拉动。我们以每百万美元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与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速的历史数据进行拟合，对每百万美元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进行线性外推，估算出2024年每百万美元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约为29.1人次，对应2024年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约为1.04亿人次。

Ø 其二是通过工业企业中出口交货值占比估算出口对就业的拉动。截至2024年底，出口交货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约为38.1%，我们以此衡量工业企业中出口相关就业的占比情况，而2024年工业企业用工人数约为7401.9万人，对应工业企业中出口相关就业人数约为2818万人。而根据第五次经济普查中的数据，工业就业人数与服务业就业人数之比约为1:3.1，则对应出口相关的服务业就业人数约为8735万人，即合计出口相关的就业人数约为1.16亿人次，与方法一中测算的结果较为接近。

对等关税对就业影响的估算

Ø 假定在当下全部商品加征145%、部分商品最高加征到245%的税率，且年内维持此税率的极端情况下，则预计对等关税对我国出口增速的影响可能会达到6.6%，对应出口下滑对就业的影响可能约为686万人；

Ø 而如果后续贸易摩擦有所缓和，美方在上半年取消或者大幅调低对等关税的乐观情形下，则预计对等关税对我国出口增速的影响可能仅为1.5%，对应出口下滑对就业的影响可能约为153万人；

Ø 而在中性情形下，美方在三季度适度调低对等关税，则预计对等关税对我国出口增速的影响可能约为3.4%，对应出口对我国就业的影响约为357万人。

如何对冲极端情形下出口带来的就业压力？

Ø 只要5个就业弹性最大的行业名义经济增速从Q1的4.5%提高到5.6%-7.0%，就能额外吸纳686万就业，基本能消化掉极端情形下关税冲击带来的就业压力。我们利用2020年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各个行业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人数。关税冲击主要是制造业出口，制造业有更多的资本和技术投入作为劳动要素的代替，因此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只有4.7人。相比之下，建筑业和部分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更强。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人数较多的行业依次是：住宿餐饮（22.1人）、居民服务（14.6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11.4人）、建筑业（10.3人）、批发零售业（9.7人）。如果将拉动就业效果最好的这5个行业跟制造业相比，其就业吸纳能力是出口行业的2-5倍。

Ø 如果通过就业弹性最大的行业，来对冲出口的就业拖累，这5个行业需要额外提高1.1-2.5个点的经济增速。这5个行业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就业9.7-22.1人，如果按686万人的就业冲击计算，需要这5个行业额外增长3118亿-7072亿元。2024年，这5个行业的增加值大约是28.1万亿，那么需要额外提高1.1-2.5个点的名义增速。今年Q1，这5个行业名义增速为4.5%左右 ，出口带来的就业冲击发生后，需要提高到5.6%-7%。

基于上述分析，以下政策可能对“稳就业”作用更大：

Ø 一是尽快落地服务消费补贴，服务消费补贴比耐用品消费补贴能拉动更多就业。目前我们的消费补贴局限于以旧换新，但以旧换新带动的更多是家电、汽车等工业的增长，而这些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偏低。制造业里，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通信电子设备这3个行业平均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为5.4人。而服务消费补贴可以补的行业，如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文体娱乐等4个行业，平均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为13.1人。

Ø 二是推出更大力度政策，稳住房地产，特别是房地产投资。根据2023年五经普数据，建筑业从业人员从2018年的6759万减少到2023年的6079万，减少了680万，主要来自于房地产投资的下降，因此稳住房地产投资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看到政策对这方面的重视正在提高。4月15日，李强总理在北京调研时指出“要落实好各项相关政策，在收购主体、价格和用途方面给予城市政府更大自主权，并及时研究推出新的支持措施。要深入推进城市更新，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通过多种方式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我们认为后续地产政策会着力于这两个方面，如创新和优化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的微观运作机制，并扩大棚改货币化安置的规模。

Ø 三是基建仍然重要，尤其要发挥以工代赈对促就业的重要作用。尽管近几年我国基建投资逐步饱和，但考虑到基建对就业的巨大拉动能力，在出口下行期，仍有必要保持较高的基建投资增速，特别是传统的“铁公基”和水利工程。此外，应进一步落实好地方以工代赈基建项目的开展推进，发挥其在促进就业、改善民生方面的重要作用。

Ø 四是加大纾困力度，稳定出口链企业，加强失业保险的补助，减轻出口风险对内需的传导冲击。通过加大出口退税、促进出口转内销等措施，为出口企业纾困；同时加大财政补助失业保险的力度，让参保的失业人员都能顺利领取失业金，减轻出口链失业带来的消费冲击。

Ø 五是如要出台去产能政策，需要搭配更强的扩内需政策，以减小就业冲击。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指出“将分行业出台化解重点产业结构矛盾的具体方案”，引发市场对新一轮去产能政策的期待。但去产能政策会加大就业压力，如2017年，在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仅煤炭和钢铁行业就需分流安置职工100多万人 。因此，如需化解产能矛盾，作为配合，要在需求端加大经济刺激的力度，以减少去产能政策带来的就业冲击。

风险提示：（1）部分数据基于历史数据进行测算，且数据维度较长，可能存在测算误差；（2）年内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仍较高，需警惕后续进一步加大对华关税措施的可能性；（3）关税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在于出口端，国内需求的回升可能会对冲关税政策对GDP增速的部分拖累。

内容目录

1. 贸易摩擦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及测算

1.1. 贸易摩擦对我国就业有何影响

1.2. 贸易摩擦对就业影响的两种测算方法

2. 如何对冲就业影响？

3. 风险提示

正文如下

1. 贸易摩擦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及测算

1.1.   贸易摩擦对我国就业有何影响

加征对等关税后或对我国就业市场造成扰动。其一，从直接影响来看，出口企业受到对等关税的冲击会产生订单减少、业务收缩的问题，截至2024年底，我国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占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约为11.2%，加征关税后出口业务的收缩会使得企业营收减少，加大企业的经营压力，对制造业企业用工造成直接影响；

其二，从间接影响来看，一方面，面对高额的关税压力，部分企业或工厂可能将生产线迁移至关税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和拉美地区，造成就业岗位的减少及劳动力的外流。另一方面，制造业企业出口订单的减少会对其上下游产业链造成连带影响，如上游原材料相关行业及下游出口相关的航运、物流和仓储等行业就业均会受到一定波及。

从对就业影响的行业结构来看：从对美出口结构来看，在2024年，玩具（32.7%）、纺服（24.9%）、家具（25.1%）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对美出口占比较高，这些行业更容易受到美国对等关税的冲击，进而影响相关制造业企业的就业；从上市公司境外业务收入占比来看，根据上市公司2023年年报的数据，电子、家电、交运和纺服等行业境外业务收入占比超过20%，受对等关税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

从对就业影响的省份结构来看：从对美出口占GDP的比重来看，截至2024年底，浙江、广东、上海、江苏和福建五个省份对美出口占GDP的比重高于4%，而其他省份均低于3%；从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来看，山西和河南对美出口占比超过20%，而四川、福建、西藏、浙江、江苏、广东和上海对美出口比重也超过15%，以上省份对美贸易的风险敞口相对较大，其就业情况更易受到对等关税政策的波及。

但边际来看，我国消费增长仍面临着一定的问题与挑战。

其一，社零缺口仍未收敛，消费增长长期动能有所减弱。从社零来看，截至2024年底，我国社零总额录得48.8万亿元，同比增速3.5%，较2023年明显回落，而如果以疫情前2010-2019年进行线性外推，社零仍旧存在接近7万亿的缺口，其中餐饮收入和商品零售缺口分别为11.4%和12.8%，较2023年又进一步走阔，指向疫情后社零的缺口仍未出现收敛，消费增长的长期动能明显下滑。

而如果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角度来看，2024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基本已修复到疫情前线性外推后的趋势值，表明居民端的消费水平已基本修复，且分结构来看，服务消费的修复程度要优于实物商品消费。

结合社零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统计范围可以看出：居民消费的修复情况要优于社会集团、且餐饮、服务性消费的修复情况要优于实物商品消费。

1.2.  贸易摩擦对就业影响的两种测算方法

其一是通过投入产出表测算出口对就业的拉动。自2011年起，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国家外管局与中国科学院共同开展了针对我国外贸对国内影响的相关研究，其中基于投入产出表测算了出口对就业的拉动情况。截至2018年，我国每百万美元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约为40.2人次，其中每百万美元一般贸易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约为46.7人次，每百万美元加工贸易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约为26.2人次，反映出一般贸易对于就业的拉动更为显著。而从趋势上来看，随着国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口对就业的拉动呈现边际走弱的趋势，2010年我国每百万美元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约为61.8人次，显著高于2018年的水平。

从行业分布来看，出口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拉动要强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截至2018年，每百万美元出口对纺织服装、木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拉动均接近60人次，而对电子设备、通用/专用设备、交运设备等技术密集型行业就业的拉动均低于40人次。

我们以每百万美元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与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速的历史数据进行拟合，对每百万美元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进行线性外推，估算出2024年每百万美元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约为29.1人次，对应2024年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约为1.04亿人次。

假定在当下全部商品加征145%、部分商品最高加征到245%的税率，且年内维持此税率的极端情况下，则预计对等关税对我国出口增速的影响可能会达到6.6%，对应出口下滑对就业的影响可能约为686万人；

而如果后续贸易摩擦有所缓和，美方在上半年取消或者大幅调低对等关税的乐观情形下，则预计对等关税对我国出口增速的影响可能仅为1.5%，对应出口下滑对就业的影响可能约为153万人；

而在中性情形下，美方在三季度适度调低对等关税，则预计对等关税对我国出口增速的影响可能约为3.4%，对应出口对我国就业的影响约为357万人。

其二是通过工业企业中出口交货值占比估算出口对就业的拉动。截至2024年底，我国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约为154338亿元，工业增加值约为405442亿元，出口交货值占比约为38.1%，我们以此衡量工业企业中出口相关就业的占比情况，而2024年工业企业用工人数约为7401.9万人，对应工业企业中出口相关就业人数约为2818万人。

而根据第五次经济普查中的数据，工业就业人数与服务业就业人数之比约为1:3.1，若简单以此衡量出口相关就业中工业就业与服务业就业的比例，则对应出口相关的服务业就业人数约为8735万人，即合计出口相关的就业人数约为1.16亿人次，与方法一中测算的结果较为接近。

2. 如何对冲就业影响？

如何对冲极端情形下出口带来的就业压力？只要5个就业弹性最大的行业名义经济增速从Q1的4.5%提高到5.6%-7.0%，就能额外吸纳686万就业，基本能消化掉关税冲击带来的就业压力。

就业弹性最大的5个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是出口行业的2-5倍。我们利用2020年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各个行业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人数。关税冲击主要是制造业出口，制造业有更多的资本和技术投入作为劳动要素的代替，因此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只有4.7人。相比之下，建筑业和部分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更强。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人数较多的行业依次是：住宿餐饮（22.1人）、居民服务（14.6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11.4人）、建筑业（10.3人）、批发零售业（9.7人）。如果将拉动就业效果最好的这5个行业跟制造业相比，其就业吸纳能力是出口行业的2-5倍。

如果通过就业弹性最大的行业，来对冲出口的就业拖累，这5个行业需要额外提高1.1-2.5个点的经济增速。这5个行业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就业9.7-22.1人，如果按686万人的就业冲击计算，需要这5个行业额外增长3118亿-7072亿元。2024年，这5个行业的增加值大约是28.1万亿，那么需要额外提高1.1-2.5个点的名义增速。今年Q1，这5个行业名义增速为4.5%左右[1]，出口带来的就业冲击发生后，需要提高到5.6%-7%。

从历史经验来看，2016年出口负增长也是靠这几个行业吸收。2016年美元计价出口下降7.7%，而这5个强就业行业的名义经济增速从7.2%反弹至9.0%，名义增加值额外扩张了2600亿，充分吸纳了当时出口负增长带来的就业问题。 

[1] 季度增速只公布了3个行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这3个行业占5个行业的90%，这里用三个行业的增速4.5%作为代替

基于上述分析，以下政策可能对“稳就业”作用更大：

一是尽快落地服务消费补贴，服务消费补贴比耐用品消费补贴能拉动更多就业。目前我们的消费补贴局限于以旧换新，但以旧换新带动的更多是家电、汽车等工业的增长，而这些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偏低。制造业里，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通信电子设备这3个行业平均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为5.4人。而服务消费补贴可以补的行业，如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文体娱乐等4个行业，平均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为13.1人。

二是推出更大力度政策，稳住房地产，特别是房地产投资。根据2023年五经普数据，建筑业从业人员从2018年的6759万减少到2023年的6079万，减少了680万，主要来自于房地产投资的下降，因此稳住房地产投资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看到政策对这方面的重视正在提高。4月15日，李强总理在北京调研时指出“要落实好各项相关政策，在收购主体、价格和用途方面给予城市政府更大自主权，并及时研究推出新的支持措施。要深入推进城市更新，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通过多种方式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我们认为后续地产政策会着力于这两个方面，如创新和优化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的微观运作机制，并扩大棚改货币化安置的规模。

三是基建仍然重要，尤其要发挥以工代赈对促就业的重要作用。尽管近几年我国基建投资逐步饱和，但考虑到基建对就业的巨大拉动能力，在出口下行期，仍有必要保持较高的基建投资增速，特别是传统的“铁公基”和水利工程。此外，应进一步落实好地方以工代赈基建项目的开展推进，发挥其在促进就业、改善民生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是加大纾困力度，稳定出口链企业，加强失业保险的补助，减轻出口风险对内需的传导冲击。通过加大出口退税、促进出口转内销等措施，为出口企业纾困；同时加大财政补助失业保险的力度，让参保的失业人员都能顺利领取失业金，减轻出口链失业带来的消费冲击。

五是如要出台去产能政策，需要搭配更强的扩内需政策，以减小就业冲击。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指出“将分行业出台化解重点产业结构矛盾的具体方案”，引发市场对新一轮去产能政策的期待。但去产能政策会加大就业压力，如2017年，在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仅煤炭和钢铁行业就需分流安置职工100多万人[2]。因此，如需化解产能矛盾，作为配合，要在需求端加大经济刺激的力度，以减少去产能政策带来的就业冲击。 

[1] 李强在北京市调研时强调 以更大力度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做强国内大循环 尹力吴政隆参加_领导活动_首都之窗_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2] 改革创新促进了我国就业持续扩大_滚动新闻_中国政府网

3. 风险提示

（1）部分数据基于历史数据进行测算，且数据维度较长，可能存在测算误差；（2）年内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仍较高，需警惕后续进一步加大对华关税措施的可能性；（3）关税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在于出口端，国内需求的回升可能会对冲关税政策对GDP增速的部分拖累。

核心观点

贸易摩擦或对我国就业市场造成扰动

Ø 其一，从直接影响来看，出口企业受到对等关税的冲击会产生订单减少、业务收缩的问题，加大企业的经营压力，对制造业企业用工造成直接影响；其二，从间接影响来看，一方面，面对高额的关税压力，部分企业或工厂可能将生产线迁移至关税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和拉美地区，造成就业岗位的减少及劳动力的外流。另一方面，制造业企业出口订单的减少会对其上下游产业链造成连带影响，如上游原材料相关行业及下游出口相关的航运、物流和仓储等行业就业均会受到一定波及。

Ø 从对就业影响的行业结构来看：从对美出口结构来看，在2024年，玩具（32.7%）、纺服（24.9%）、家具（25.1%）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对美出口占比较高，这些行业更容易受到美国对等关税的冲击；从上市公司境外业务收入占比来看，截至2023年年报，电子、家电、交运和纺服等行业境外业务收入占比超过20%，受对等关税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

Ø 从对就业影响的省份结构来看：从对美出口占GDP的比重来看，截至2024年底，浙江、广东、上海、江苏和福建五个省份对美出口占GDP的比重高于4%，而其他省份均低于3%；从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来看，山西和河南对美出口占比超过20%，而四川、福建、西藏、浙江、江苏、广东和上海对美出口比重也超过15%，以上省份对美贸易的风险敞口相对较大，其就业情况更易受到对等关税政策的波及。

出口就业人数的两种定量测算

Ø 其一是通过投入产出表测算出口对就业的拉动。我们以每百万美元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与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速的历史数据进行拟合，对每百万美元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进行线性外推，估算出2024年每百万美元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约为29.1人次，对应2024年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约为1.04亿人次。

Ø 其二是通过工业企业中出口交货值占比估算出口对就业的拉动。截至2024年底，出口交货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约为38.1%，我们以此衡量工业企业中出口相关就业的占比情况，而2024年工业企业用工人数约为7401.9万人，对应工业企业中出口相关就业人数约为2818万人。而根据第五次经济普查中的数据，工业就业人数与服务业就业人数之比约为1:3.1，则对应出口相关的服务业就业人数约为8735万人，即合计出口相关的就业人数约为1.16亿人次，与方法一中测算的结果较为接近。

对等关税对就业影响的估算

Ø 假定在当下全部商品加征145%、部分商品最高加征到245%的税率，且年内维持此税率的极端情况下，则预计对等关税对我国出口增速的影响可能会达到6.6%，对应出口下滑对就业的影响可能约为686万人；

Ø 而如果后续贸易摩擦有所缓和，美方在上半年取消或者大幅调低对等关税的乐观情形下，则预计对等关税对我国出口增速的影响可能仅为1.5%，对应出口下滑对就业的影响可能约为153万人；

Ø 而在中性情形下，美方在三季度适度调低对等关税，则预计对等关税对我国出口增速的影响可能约为3.4%，对应出口对我国就业的影响约为357万人。

如何对冲极端情形下出口带来的就业压力？

Ø 只要5个就业弹性最大的行业名义经济增速从Q1的4.5%提高到5.6%-7.0%，就能额外吸纳686万就业，基本能消化掉极端情形下关税冲击带来的就业压力。我们利用2020年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各个行业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人数。关税冲击主要是制造业出口，制造业有更多的资本和技术投入作为劳动要素的代替，因此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只有4.7人。相比之下，建筑业和部分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更强。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人数较多的行业依次是：住宿餐饮（22.1人）、居民服务（14.6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11.4人）、建筑业（10.3人）、批发零售业（9.7人）。如果将拉动就业效果最好的这5个行业跟制造业相比，其就业吸纳能力是出口行业的2-5倍。

Ø 如果通过就业弹性最大的行业，来对冲出口的就业拖累，这5个行业需要额外提高1.1-2.5个点的经济增速。这5个行业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就业9.7-22.1人，如果按686万人的就业冲击计算，需要这5个行业额外增长3118亿-7072亿元。2024年，这5个行业的增加值大约是28.1万亿，那么需要额外提高1.1-2.5个点的名义增速。今年Q1，这5个行业名义增速为4.5%左右 ，出口带来的就业冲击发生后，需要提高到5.6%-7%。

基于上述分析，以下政策可能对“稳就业”作用更大：

Ø 一是尽快落地服务消费补贴，服务消费补贴比耐用品消费补贴能拉动更多就业。目前我们的消费补贴局限于以旧换新，但以旧换新带动的更多是家电、汽车等工业的增长，而这些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偏低。制造业里，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通信电子设备这3个行业平均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为5.4人。而服务消费补贴可以补的行业，如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文体娱乐等4个行业，平均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为13.1人。

Ø 二是推出更大力度政策，稳住房地产，特别是房地产投资。根据2023年五经普数据，建筑业从业人员从2018年的6759万减少到2023年的6079万，减少了680万，主要来自于房地产投资的下降，因此稳住房地产投资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看到政策对这方面的重视正在提高。4月15日，李强总理在北京调研时指出“要落实好各项相关政策，在收购主体、价格和用途方面给予城市政府更大自主权，并及时研究推出新的支持措施。要深入推进城市更新，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通过多种方式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我们认为后续地产政策会着力于这两个方面，如创新和优化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的微观运作机制，并扩大棚改货币化安置的规模。

Ø 三是基建仍然重要，尤其要发挥以工代赈对促就业的重要作用。尽管近几年我国基建投资逐步饱和，但考虑到基建对就业的巨大拉动能力，在出口下行期，仍有必要保持较高的基建投资增速，特别是传统的“铁公基”和水利工程。此外，应进一步落实好地方以工代赈基建项目的开展推进，发挥其在促进就业、改善民生方面的重要作用。

Ø 四是加大纾困力度，稳定出口链企业，加强失业保险的补助，减轻出口风险对内需的传导冲击。通过加大出口退税、促进出口转内销等措施，为出口企业纾困；同时加大财政补助失业保险的力度，让参保的失业人员都能顺利领取失业金，减轻出口链失业带来的消费冲击。

Ø 五是如要出台去产能政策，需要搭配更强的扩内需政策，以减小就业冲击。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指出“将分行业出台化解重点产业结构矛盾的具体方案”，引发市场对新一轮去产能政策的期待。但去产能政策会加大就业压力，如2017年，在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仅煤炭和钢铁行业就需分流安置职工100多万人 。因此，如需化解产能矛盾，作为配合，要在需求端加大经济刺激的力度，以减少去产能政策带来的就业冲击。

风险提示：（1）部分数据基于历史数据进行测算，且数据维度较长，可能存在测算误差；（2）年内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仍较高，需警惕后续进一步加大对华关税措施的可能性；（3）关税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在于出口端，国内需求的回升可能会对冲关税政策对GDP增速的部分拖累。

内容目录

1. 贸易摩擦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及测算

1.1. 贸易摩擦对我国就业有何影响

1.2. 贸易摩擦对就业影响的两种测算方法

2. 如何对冲就业影响？

3. 风险提示

正文如下

1. 贸易摩擦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及测算

1.1.   贸易摩擦对我国就业有何影响

加征对等关税后或对我国就业市场造成扰动。其一，从直接影响来看，出口企业受到对等关税的冲击会产生订单减少、业务收缩的问题，截至2024年底，我国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占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约为11.2%，加征关税后出口业务的收缩会使得企业营收减少，加大企业的经营压力，对制造业企业用工造成直接影响；

其二，从间接影响来看，一方面，面对高额的关税压力，部分企业或工厂可能将生产线迁移至关税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和拉美地区，造成就业岗位的减少及劳动力的外流。另一方面，制造业企业出口订单的减少会对其上下游产业链造成连带影响，如上游原材料相关行业及下游出口相关的航运、物流和仓储等行业就业均会受到一定波及。

从对就业影响的行业结构来看：从对美出口结构来看，在2024年，玩具（32.7%）、纺服（24.9%）、家具（25.1%）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对美出口占比较高，这些行业更容易受到美国对等关税的冲击，进而影响相关制造业企业的就业；从上市公司境外业务收入占比来看，根据上市公司2023年年报的数据，电子、家电、交运和纺服等行业境外业务收入占比超过20%，受对等关税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

从对就业影响的省份结构来看：从对美出口占GDP的比重来看，截至2024年底，浙江、广东、上海、江苏和福建五个省份对美出口占GDP的比重高于4%，而其他省份均低于3%；从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来看，山西和河南对美出口占比超过20%，而四川、福建、西藏、浙江、江苏、广东和上海对美出口比重也超过15%，以上省份对美贸易的风险敞口相对较大，其就业情况更易受到对等关税政策的波及。

但边际来看，我国消费增长仍面临着一定的问题与挑战。

其一，社零缺口仍未收敛，消费增长长期动能有所减弱。从社零来看，截至2024年底，我国社零总额录得48.8万亿元，同比增速3.5%，较2023年明显回落，而如果以疫情前2010-2019年进行线性外推，社零仍旧存在接近7万亿的缺口，其中餐饮收入和商品零售缺口分别为11.4%和12.8%，较2023年又进一步走阔，指向疫情后社零的缺口仍未出现收敛，消费增长的长期动能明显下滑。

而如果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角度来看，2024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基本已修复到疫情前线性外推后的趋势值，表明居民端的消费水平已基本修复，且分结构来看，服务消费的修复程度要优于实物商品消费。

结合社零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统计范围可以看出：居民消费的修复情况要优于社会集团、且餐饮、服务性消费的修复情况要优于实物商品消费。

1.2.  贸易摩擦对就业影响的两种测算方法

其一是通过投入产出表测算出口对就业的拉动。自2011年起，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国家外管局与中国科学院共同开展了针对我国外贸对国内影响的相关研究，其中基于投入产出表测算了出口对就业的拉动情况。截至2018年，我国每百万美元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约为40.2人次，其中每百万美元一般贸易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约为46.7人次，每百万美元加工贸易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约为26.2人次，反映出一般贸易对于就业的拉动更为显著。而从趋势上来看，随着国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口对就业的拉动呈现边际走弱的趋势，2010年我国每百万美元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约为61.8人次，显著高于2018年的水平。

从行业分布来看，出口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拉动要强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截至2018年，每百万美元出口对纺织服装、木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拉动均接近60人次，而对电子设备、通用/专用设备、交运设备等技术密集型行业就业的拉动均低于40人次。

我们以每百万美元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与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速的历史数据进行拟合，对每百万美元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进行线性外推，估算出2024年每百万美元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约为29.1人次，对应2024年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约为1.04亿人次。

假定在当下全部商品加征145%、部分商品最高加征到245%的税率，且年内维持此税率的极端情况下，则预计对等关税对我国出口增速的影响可能会达到6.6%，对应出口下滑对就业的影响可能约为686万人；

而如果后续贸易摩擦有所缓和，美方在上半年取消或者大幅调低对等关税的乐观情形下，则预计对等关税对我国出口增速的影响可能仅为1.5%，对应出口下滑对就业的影响可能约为153万人；

而在中性情形下，美方在三季度适度调低对等关税，则预计对等关税对我国出口增速的影响可能约为3.4%，对应出口对我国就业的影响约为357万人。

其二是通过工业企业中出口交货值占比估算出口对就业的拉动。截至2024年底，我国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约为154338亿元，工业增加值约为405442亿元，出口交货值占比约为38.1%，我们以此衡量工业企业中出口相关就业的占比情况，而2024年工业企业用工人数约为7401.9万人，对应工业企业中出口相关就业人数约为2818万人。

而根据第五次经济普查中的数据，工业就业人数与服务业就业人数之比约为1:3.1，若简单以此衡量出口相关就业中工业就业与服务业就业的比例，则对应出口相关的服务业就业人数约为8735万人，即合计出口相关的就业人数约为1.16亿人次，与方法一中测算的结果较为接近。

2. 如何对冲就业影响？

如何对冲极端情形下出口带来的就业压力？只要5个就业弹性最大的行业名义经济增速从Q1的4.5%提高到5.6%-7.0%，就能额外吸纳686万就业，基本能消化掉关税冲击带来的就业压力。

就业弹性最大的5个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是出口行业的2-5倍。我们利用2020年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各个行业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人数。关税冲击主要是制造业出口，制造业有更多的资本和技术投入作为劳动要素的代替，因此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只有4.7人。相比之下，建筑业和部分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更强。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人数较多的行业依次是：住宿餐饮（22.1人）、居民服务（14.6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11.4人）、建筑业（10.3人）、批发零售业（9.7人）。如果将拉动就业效果最好的这5个行业跟制造业相比，其就业吸纳能力是出口行业的2-5倍。

如果通过就业弹性最大的行业，来对冲出口的就业拖累，这5个行业需要额外提高1.1-2.5个点的经济增速。这5个行业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就业9.7-22.1人，如果按686万人的就业冲击计算，需要这5个行业额外增长3118亿-7072亿元。2024年，这5个行业的增加值大约是28.1万亿，那么需要额外提高1.1-2.5个点的名义增速。今年Q1，这5个行业名义增速为4.5%左右[1]，出口带来的就业冲击发生后，需要提高到5.6%-7%。

从历史经验来看，2016年出口负增长也是靠这几个行业吸收。2016年美元计价出口下降7.7%，而这5个强就业行业的名义经济增速从7.2%反弹至9.0%，名义增加值额外扩张了2600亿，充分吸纳了当时出口负增长带来的就业问题。 

[1] 季度增速只公布了3个行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这3个行业占5个行业的90%，这里用三个行业的增速4.5%作为代替

基于上述分析，以下政策可能对“稳就业”作用更大：

一是尽快落地服务消费补贴，服务消费补贴比耐用品消费补贴能拉动更多就业。目前我们的消费补贴局限于以旧换新，但以旧换新带动的更多是家电、汽车等工业的增长，而这些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偏低。制造业里，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通信电子设备这3个行业平均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为5.4人。而服务消费补贴可以补的行业，如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文体娱乐等4个行业，平均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为13.1人。

二是推出更大力度政策，稳住房地产，特别是房地产投资。根据2023年五经普数据，建筑业从业人员从2018年的6759万减少到2023年的6079万，减少了680万，主要来自于房地产投资的下降，因此稳住房地产投资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看到政策对这方面的重视正在提高。4月15日，李强总理在北京调研时指出“要落实好各项相关政策，在收购主体、价格和用途方面给予城市政府更大自主权，并及时研究推出新的支持措施。要深入推进城市更新，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通过多种方式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我们认为后续地产政策会着力于这两个方面，如创新和优化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的微观运作机制，并扩大棚改货币化安置的规模。

三是基建仍然重要，尤其要发挥以工代赈对促就业的重要作用。尽管近几年我国基建投资逐步饱和，但考虑到基建对就业的巨大拉动能力，在出口下行期，仍有必要保持较高的基建投资增速，特别是传统的“铁公基”和水利工程。此外，应进一步落实好地方以工代赈基建项目的开展推进，发挥其在促进就业、改善民生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是加大纾困力度，稳定出口链企业，加强失业保险的补助，减轻出口风险对内需的传导冲击。通过加大出口退税、促进出口转内销等措施，为出口企业纾困；同时加大财政补助失业保险的力度，让参保的失业人员都能顺利领取失业金，减轻出口链失业带来的消费冲击。

五是如要出台去产能政策，需要搭配更强的扩内需政策，以减小就业冲击。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指出“将分行业出台化解重点产业结构矛盾的具体方案”，引发市场对新一轮去产能政策的期待。但去产能政策会加大就业压力，如2017年，在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仅煤炭和钢铁行业就需分流安置职工100多万人[2]。因此，如需化解产能矛盾，作为配合，要在需求端加大经济刺激的力度，以减少去产能政策带来的就业冲击。 

[1] 李强在北京市调研时强调 以更大力度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做强国内大循环 尹力吴政隆参加_领导活动_首都之窗_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2] 改革创新促进了我国就业持续扩大_滚动新闻_中国政府网

3. 风险提示

（1）部分数据基于历史数据进行测算，且数据维度较长，可能存在测算误差；（2）年内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仍较高，需警惕后续进一步加大对华关税措施的可能性；（3）关税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在于出口端，国内需求的回升可能会对冲关税政策对GDP增速的部分拖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