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很难用一句话评判董其昌的艺术贡献。作为明代书画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凭借独具风格的书画艺术而享誉后世。然而，他的显赫声名不只来源于此。他还是一位极具自觉意识的艺术理论家。凭借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与深厚的理论修养，他提出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理论命题，如仿古理论、“南北宗”论、笔墨精妙论。这些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艺术发展的脉络，直至今日，依然富有生命力。这是因为董其昌拥有根植于传统的创新智慧，并深谙关于传统与创新的辩证法。
学习传统 坚持“不合而合”
如何锤炼书画技巧并成为一名艺术家？董其昌坚定地选择了继承传统。在书法上，他认真研究文徵明、赵孟頫、米芾以及怀素等大师的艺术风格，临摹他们的杰作，与他们进行精神上的交流。然而，他也深知，仅仅在字形上模仿古人，即便再怎么相似，也只能是“书奴”。
董其昌立志要创造一种独特的书写风格，实现继承传统并超越传统的宏愿。在绘画上，他复制了书法的成功模式——继承宋元文人画传统。他22岁学习绘画时师法黄公望，后又遍学诸家，博采众长，抉精探微。绘画结构显然更为复杂，师法古人固然重要，但也只是基础步骤，“进此当以天地为师”，不仅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在师法古人上，他坚持“不合而合”，力求新变。在师法天地时，他主张“参乎造化”“迥出天机”。无论是师法古人还是师法天地，本质上都是“以心为师”。董其昌追求的是“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师法宋元诸家，是为了集其大成。
参照提炼 建构理论体系
通过师法古人，董其昌创立了自成一体的方法系统，形成了自己独有风格。然而，理论上的自觉使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进一步发展了他所认同的传统。在当时，宋元绘画当是绘画领域的最高旨趣，董其昌意图以理论化的文人画取而代之。他把禅学中的“顿悟”与“渐修”理念引入山水画研究，据此将山水画分为南宗和北宗，南宗以文人画为主，强调笔墨意趣；北宗则是画工画，重形似。董其昌借助“南北宗”论将文人画传统追溯到王维、董源、巨然等大家，并确立以“士气”“笔墨韵味”为核心的美学标准。他对文人画传统进行了系统总结，尤其对南宗画家笔墨语言的提炼，为文人画提供了清晰的谱系依据。
通过对“南北宗”论的理论化阐述，董其昌将文人画的审美标准从技术评价转向文化价值的评判，赋予其哲学深度。自从北宋苏轼提出文人画全新的审美趣味以来，直到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文人画的传统最终才得以确立。董其昌通过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将文人画从技法层面提升至文化哲学的高度，既规范了传统，又为后世创新预留了广阔空间。
董其昌“南北宗”论的重要性，特别是其对后世绘画艺术的深远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当代学者不乏批评它自相矛盾乃至和事实不符的声音，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董其昌没有止步于“南北宗”论，他有着更为宏大的抱负。
以心为师 笔墨观念影响后世
文人作画是为“自娱”，借由笔墨抒发内心情感，这解决了“为什么画”的问题。接下来是“怎么画”的问题。董其昌认为，这可以通过模仿古人来实现，但“仿古”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古人画作，而是追求“不似”。师法古人也好，师法造化也罢，本质为以心灵为师。这种对待绘画的态度产生了这样的结果：绘画的过程本身就成了头等重要之事，而不是最后的结果。由此，作为中国绘画中最基本的手段和媒介，笔墨从绘画形式中脱颖而出，成为绘画的首要因素。正如董其昌所表达的那样：“以蹊径之怪奇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画家无须为了构图的壮观而与自然景色媲美，更重要的是应该以笔墨的组合与表现力超越自然。这便是董其昌的“笔墨精妙论”。
董其昌提倡“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即要以体现文人高雅品格气质的书法韵味入画。事实上，提倡以书入画古已有之，但董其昌在继承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创新。当绘画的主题已经沦为手段时，笔墨就成了绘画的主角。这是董其昌对于笔墨的贡献。笔墨不再作为绘画的手段，而是成了新的审美对象。随着董其昌“南宗北斗”的影响，笔墨在文人画的审美范畴内真正实现了独立。此外，董其昌通过对笔墨的创新探索，进一步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在此基础上，崭新的艺术与自然的观念诞生了。董其昌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内涵：一种抽象的天真、稚拙、率真的艺术形式，一种脱胎于传统又不断生长的传统。
传统与创新，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董其昌融合了这两种特质。他既是传统的传承者，又是反传统的革新先锋，更是勇于创新的开拓者。董其昌将目光投向过去，从中找寻可以帮他构筑崭新未来的资源。他发现了一种关于传统与创新的辩证法：创新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通过深刻理解，实现价值的再生。在今天，董其昌的“辩证法”仍然充满活力，无疑对时代创造极具启示意义。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馆员）
似乎很难用一句话评判董其昌的艺术贡献。作为明代书画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凭借独具风格的书画艺术而享誉后世。然而，他的显赫声名不只来源于此。他还是一位极具自觉意识的艺术理论家。凭借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与深厚的理论修养，他提出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理论命题，如仿古理论、“南北宗”论、笔墨精妙论。这些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艺术发展的脉络，直至今日，依然富有生命力。这是因为董其昌拥有根植于传统的创新智慧，并深谙关于传统与创新的辩证法。
学习传统 坚持“不合而合”
如何锤炼书画技巧并成为一名艺术家？董其昌坚定地选择了继承传统。在书法上，他认真研究文徵明、赵孟頫、米芾以及怀素等大师的艺术风格，临摹他们的杰作，与他们进行精神上的交流。然而，他也深知，仅仅在字形上模仿古人，即便再怎么相似，也只能是“书奴”。
董其昌立志要创造一种独特的书写风格，实现继承传统并超越传统的宏愿。在绘画上，他复制了书法的成功模式——继承宋元文人画传统。他22岁学习绘画时师法黄公望，后又遍学诸家，博采众长，抉精探微。绘画结构显然更为复杂，师法古人固然重要，但也只是基础步骤，“进此当以天地为师”，不仅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在师法古人上，他坚持“不合而合”，力求新变。在师法天地时，他主张“参乎造化”“迥出天机”。无论是师法古人还是师法天地，本质上都是“以心为师”。董其昌追求的是“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师法宋元诸家，是为了集其大成。
参照提炼 建构理论体系
通过师法古人，董其昌创立了自成一体的方法系统，形成了自己独有风格。然而，理论上的自觉使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进一步发展了他所认同的传统。在当时，宋元绘画当是绘画领域的最高旨趣，董其昌意图以理论化的文人画取而代之。他把禅学中的“顿悟”与“渐修”理念引入山水画研究，据此将山水画分为南宗和北宗，南宗以文人画为主，强调笔墨意趣；北宗则是画工画，重形似。董其昌借助“南北宗”论将文人画传统追溯到王维、董源、巨然等大家，并确立以“士气”“笔墨韵味”为核心的美学标准。他对文人画传统进行了系统总结，尤其对南宗画家笔墨语言的提炼，为文人画提供了清晰的谱系依据。
通过对“南北宗”论的理论化阐述，董其昌将文人画的审美标准从技术评价转向文化价值的评判，赋予其哲学深度。自从北宋苏轼提出文人画全新的审美趣味以来，直到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文人画的传统最终才得以确立。董其昌通过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将文人画从技法层面提升至文化哲学的高度，既规范了传统，又为后世创新预留了广阔空间。
董其昌“南北宗”论的重要性，特别是其对后世绘画艺术的深远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当代学者不乏批评它自相矛盾乃至和事实不符的声音，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董其昌没有止步于“南北宗”论，他有着更为宏大的抱负。
以心为师 笔墨观念影响后世
文人作画是为“自娱”，借由笔墨抒发内心情感，这解决了“为什么画”的问题。接下来是“怎么画”的问题。董其昌认为，这可以通过模仿古人来实现，但“仿古”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古人画作，而是追求“不似”。师法古人也好，师法造化也罢，本质为以心灵为师。这种对待绘画的态度产生了这样的结果：绘画的过程本身就成了头等重要之事，而不是最后的结果。由此，作为中国绘画中最基本的手段和媒介，笔墨从绘画形式中脱颖而出，成为绘画的首要因素。正如董其昌所表达的那样：“以蹊径之怪奇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画家无须为了构图的壮观而与自然景色媲美，更重要的是应该以笔墨的组合与表现力超越自然。这便是董其昌的“笔墨精妙论”。
董其昌提倡“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即要以体现文人高雅品格气质的书法韵味入画。事实上，提倡以书入画古已有之，但董其昌在继承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创新。当绘画的主题已经沦为手段时，笔墨就成了绘画的主角。这是董其昌对于笔墨的贡献。笔墨不再作为绘画的手段，而是成了新的审美对象。随着董其昌“南宗北斗”的影响，笔墨在文人画的审美范畴内真正实现了独立。此外，董其昌通过对笔墨的创新探索，进一步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在此基础上，崭新的艺术与自然的观念诞生了。董其昌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内涵：一种抽象的天真、稚拙、率真的艺术形式，一种脱胎于传统又不断生长的传统。
传统与创新，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董其昌融合了这两种特质。他既是传统的传承者，又是反传统的革新先锋，更是勇于创新的开拓者。董其昌将目光投向过去，从中找寻可以帮他构筑崭新未来的资源。他发现了一种关于传统与创新的辩证法：创新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通过深刻理解，实现价值的再生。在今天，董其昌的“辩证法”仍然充满活力，无疑对时代创造极具启示意义。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