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者的名字无需被铭记，重要的是将遗产完整交给后人。”我国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曾这样说。作为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奠基者之一，罗哲文的一生堪称一部“行走的文物保护史”，长城、大运河、赵州桥、布达拉宫……在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中，都留下了他奔走的身影。近日，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故宫博物院共同主办的“业守精勤匠心永驻——罗哲文百年诞辰纪念展”，展出了罗哲文先生所著书籍、珍贵手稿，他使用过的相机、卷尺、测绘物品，以及为致敬罗哲文而创作的艺术作品，生动再现了他为文物保护事业奉献的一生。
“梁林学生”的精神延续
1940年，16岁的罗哲文在四川李庄报考中国营造学社，后师从梁思成，成为其入室弟子。梁思成亲自指导他古建筑测绘、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的方法。在此期间，罗哲文不仅掌握了扎实的建筑理论，研习了中西方建筑史，还系统地学习了英语、美术等课程。他求学时期的笔记、测绘工具以及与梁思成、林徽因的往来书信，均展现了其早期所接受的严谨的学术训练。
1944年，罗哲文协助梁思成完成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的地图标注等工作。1949年初，他参与编撰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后首部系统性的文物保护目录，为解放战争中古建筑的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被评价为“新中国文保事业的早期基石”。这一阶段的工作奠定了他“以科学方法保护文化遗产”的学术根基。
师承梁思成、林徽因多年，罗哲文收获的不仅是专业知识，还有人格品质的培养。恩师重病之下仍坚持工作，同仁在困难条件下坚持手写石印装订，同事不辞辛劳、不顾安危地保护文物，这些最直接最生动的启示和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这使罗哲文在几十年保护文物的事业中，一贯秉持着勤奋、坚持和执着，将恩师的学术火种从战乱年代的抢救性研究，转化为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体系化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罗哲文调任政务院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业务秘书，专门从事文物古建筑维修、保护和研究工作，后又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兼任国家文物局文物档案资料室主任。他参与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倡导将古建筑保护纳入国家法律体系，延续了梁思成“以学术推动政策”的路径。
在罗哲文晚年，他推动了“大遗产”概念的发展，将保护对象从单体建筑扩展到历史街区、文化线路，这也体现了对梁思成“整体性保护”思想的深化。
罗哲文终生以“梁林学生”自称，这段师承佳话不仅是精神的延续，更映射了中国古建保护从开创到成熟的历程。
为古建保护开创实践典范
罗哲文被誉为“万里长城保护第一人”，他与长城的不解之缘贯穿了其职业生涯。1952年，罗哲文主持了新中国首次长城修复工程八达岭段。面对荒芜残破的明长城，他提出“保存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的“四保存”原则，成为古建修缮的核心理念。
他带领团队骑毛驴勘察、住破屋绘图。原中国文物研究所（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黄克忠回忆道：“仅八达岭他就去了一百多次。”最终，该工程仅用一年便完成修复，八达岭段也成为长城保护的标杆案例。此后，罗哲文又相继主持居庸关、山海关等长城的修缮工作，奠定了中国长城保护的实践基础。
“罗公这一辈子都在为文物建筑和历史名城、名镇的保护奔走忙碌着，经常是刚回家一两天又去另一处。”黄克忠说：“只要一谈到文物，他就充满着激情与活力，心态始终年轻。”
在“故宫百年大修计划”中，罗哲文担任故宫维修工程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深度参与故宫保护规划、建福宫花园复建等工程。他主张“最小干预”原则，确保修复工作不破坏历史原真性。据相关人士回忆，每当故宫古建筑工程遇到疑问，罗哲文总是逢邀必到、逢问必答。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总工程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罗哲文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付清远回忆，罗哲文多次与西藏文物保护单位探讨布达拉宫的维修问题。1984年布达拉宫失火后，罗哲文带队全面考察了布达拉宫的现状与问题，在工作十多天后，向国务院正式提交了专题报告。1989年至1994年，罗哲文主持了布达拉宫300年来首次全面修缮工程。“尽管当时罗哲文已经六七十岁了，但在考察过程中都兢兢业业、认真负责，每到一处都详细勘察现状，查明残坏问题，提出对策意见，这些意见对后来的维修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使其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城镇建设的浪潮中，罗哲文一直坚定地守护着文化遗产。“父亲生前，家里就像‘文物保护120’，只要接到哪里的古建要被拆了、哪里的文物要被毁了、哪里发现了古建遗迹的电话，二话不说，父亲背上那三台形影不离的相机就奔赴现场。”罗杨回忆道。直到耄耋之年，罗哲文始终背着相机，到处奔走。
推动遗产保护体系构建的“大视野”
在罗哲文家中，古建资料与照片占据了一整间屋子，每一处古建都按照年代、地点进行了清晰标记。一排排书架与经年历久的资料册子是他汗水的浓缩，更是罗哲文古建体系理论建构的重要支撑。古建专家、中国民协中国建筑与园林艺术委员会副会长刘大可认为，“他的四保存原则及四有原则（有范围、有标志、有档案、有管理）等理论，是对文物保护法的细则化补充”。罗哲文拍摄的北京永定门、地安门等已消失古建的照片，成为“四有”档案建设的范例，为后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一个古建筑修好了，必须有人用，能用就是最好的保护。”在原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励小捷的回忆中，罗哲文是这样看待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关系的。
1982年，罗哲文草拟了建立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文件稿，后经其及有关专家评审、国务院审批，第一批二十四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公示。这是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由全国政协委员单士元、侯仁之和郑孝燮等提交的创建历史文化名城建议书，委任罗哲文与郑孝燮等共同经办的。罗哲文提出了“点（单体建筑）—线（历史街区）—面（城市整体）”的保护模式，并在平遥古城、凤凰古城等案例中展开实践。他强调保护需兼顾物质遗存与文化传统，强调从单体建筑到历史街区、再到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这一理念突破了传统“单体优先”的局限，推动了城市文脉的整体延续。
对于中国现存古代水关遗址中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遗址——金中都遗址的保护与改造，罗哲文主张“必须将原址保留下来，而且建一处遗址博物馆加以保护并对外开放”。1995年，在金中都水关遗址原址上，一座占地2500平方米的辽金城垣博物馆建成并对社会开放。
“罗哲文先生最早提出了与西方文化遗产保护不同的中国传统建筑的保护理念，他多次明确提出我们不能套用西方文化遗产保护那种不复建的理念和方法。”北京市文物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孔繁峙认为，北京天坛的神厨、颐和园四大部洲及苏州街等保护工作，都得到了罗哲文坚定不移的支持和专业技术上的热情指导。正是在罗哲文和老一代专家的大力支持下，2001年，北京市政府批准了永定门的复建工程，这对于北京中轴线的整体性保护、对北京老城历史风貌的保护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从申遗到文化线路保护，罗哲文还兼具国际化视野。1985年，罗哲文联合侯仁之等学者提交提案，推动中国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主持起草了故宫、长城等首批申遗文本。他创新性地提出“捆绑式申遗”策略，在“凯恩斯决议”限制下，通过扩展项目使大足石刻、苏州园林等12处遗产成功列入名录。
2006年，罗哲文在耄耋之年推动大运河申遗，提出大运河应作为“三重遗产”（物质、非物质、自然）综合保护，并组织2500公里沿线考察，协调六省市展开保护行动。他借鉴国际“文化线路”理念，结合中国实际，强调运河保护需融合历史功能与民生需求，为线性遗产保护提供了本土化范式。
在罗哲文的影像记录中，有一张有意思的照片，那是他在长城上为王定国老人演示长城城砖的砌筑方法。
在文物保护领域，罗哲文是修缮匠人，也是体系构建者。“罗老深得中国古建三昧，从理论到具体工艺，他都明白。”原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感慨道：“罗老的心中，不只有古建筑，不只有营造技术，还有艺心诗情，还有丰富的精神世界。”
罗哲文既尊重物质遗存的真实性，又关注文化精神的传承性。他的实践与理论，不仅守护了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更为全球化时代的遗产保护提供了中国方案。
“文物保护者的名字无需被铭记，重要的是将遗产完整交给后人。”我国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曾这样说。作为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奠基者之一，罗哲文的一生堪称一部“行走的文物保护史”，长城、大运河、赵州桥、布达拉宫……在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中，都留下了他奔走的身影。近日，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故宫博物院共同主办的“业守精勤匠心永驻——罗哲文百年诞辰纪念展”，展出了罗哲文先生所著书籍、珍贵手稿，他使用过的相机、卷尺、测绘物品，以及为致敬罗哲文而创作的艺术作品，生动再现了他为文物保护事业奉献的一生。
“梁林学生”的精神延续
1940年，16岁的罗哲文在四川李庄报考中国营造学社，后师从梁思成，成为其入室弟子。梁思成亲自指导他古建筑测绘、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的方法。在此期间，罗哲文不仅掌握了扎实的建筑理论，研习了中西方建筑史，还系统地学习了英语、美术等课程。他求学时期的笔记、测绘工具以及与梁思成、林徽因的往来书信，均展现了其早期所接受的严谨的学术训练。
1944年，罗哲文协助梁思成完成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的地图标注等工作。1949年初，他参与编撰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后首部系统性的文物保护目录，为解放战争中古建筑的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被评价为“新中国文保事业的早期基石”。这一阶段的工作奠定了他“以科学方法保护文化遗产”的学术根基。
师承梁思成、林徽因多年，罗哲文收获的不仅是专业知识，还有人格品质的培养。恩师重病之下仍坚持工作，同仁在困难条件下坚持手写石印装订，同事不辞辛劳、不顾安危地保护文物，这些最直接最生动的启示和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这使罗哲文在几十年保护文物的事业中，一贯秉持着勤奋、坚持和执着，将恩师的学术火种从战乱年代的抢救性研究，转化为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体系化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罗哲文调任政务院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业务秘书，专门从事文物古建筑维修、保护和研究工作，后又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兼任国家文物局文物档案资料室主任。他参与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倡导将古建筑保护纳入国家法律体系，延续了梁思成“以学术推动政策”的路径。
在罗哲文晚年，他推动了“大遗产”概念的发展，将保护对象从单体建筑扩展到历史街区、文化线路，这也体现了对梁思成“整体性保护”思想的深化。
罗哲文终生以“梁林学生”自称，这段师承佳话不仅是精神的延续，更映射了中国古建保护从开创到成熟的历程。
为古建保护开创实践典范
罗哲文被誉为“万里长城保护第一人”，他与长城的不解之缘贯穿了其职业生涯。1952年，罗哲文主持了新中国首次长城修复工程八达岭段。面对荒芜残破的明长城，他提出“保存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的“四保存”原则，成为古建修缮的核心理念。
他带领团队骑毛驴勘察、住破屋绘图。原中国文物研究所（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黄克忠回忆道：“仅八达岭他就去了一百多次。”最终，该工程仅用一年便完成修复，八达岭段也成为长城保护的标杆案例。此后，罗哲文又相继主持居庸关、山海关等长城的修缮工作，奠定了中国长城保护的实践基础。
“罗公这一辈子都在为文物建筑和历史名城、名镇的保护奔走忙碌着，经常是刚回家一两天又去另一处。”黄克忠说：“只要一谈到文物，他就充满着激情与活力，心态始终年轻。”
在“故宫百年大修计划”中，罗哲文担任故宫维修工程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深度参与故宫保护规划、建福宫花园复建等工程。他主张“最小干预”原则，确保修复工作不破坏历史原真性。据相关人士回忆，每当故宫古建筑工程遇到疑问，罗哲文总是逢邀必到、逢问必答。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总工程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罗哲文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付清远回忆，罗哲文多次与西藏文物保护单位探讨布达拉宫的维修问题。1984年布达拉宫失火后，罗哲文带队全面考察了布达拉宫的现状与问题，在工作十多天后，向国务院正式提交了专题报告。1989年至1994年，罗哲文主持了布达拉宫300年来首次全面修缮工程。“尽管当时罗哲文已经六七十岁了，但在考察过程中都兢兢业业、认真负责，每到一处都详细勘察现状，查明残坏问题，提出对策意见，这些意见对后来的维修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使其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城镇建设的浪潮中，罗哲文一直坚定地守护着文化遗产。“父亲生前，家里就像‘文物保护120’，只要接到哪里的古建要被拆了、哪里的文物要被毁了、哪里发现了古建遗迹的电话，二话不说，父亲背上那三台形影不离的相机就奔赴现场。”罗杨回忆道。直到耄耋之年，罗哲文始终背着相机，到处奔走。
推动遗产保护体系构建的“大视野”
在罗哲文家中，古建资料与照片占据了一整间屋子，每一处古建都按照年代、地点进行了清晰标记。一排排书架与经年历久的资料册子是他汗水的浓缩，更是罗哲文古建体系理论建构的重要支撑。古建专家、中国民协中国建筑与园林艺术委员会副会长刘大可认为，“他的四保存原则及四有原则（有范围、有标志、有档案、有管理）等理论，是对文物保护法的细则化补充”。罗哲文拍摄的北京永定门、地安门等已消失古建的照片，成为“四有”档案建设的范例，为后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一个古建筑修好了，必须有人用，能用就是最好的保护。”在原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励小捷的回忆中，罗哲文是这样看待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关系的。
1982年，罗哲文草拟了建立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文件稿，后经其及有关专家评审、国务院审批，第一批二十四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公示。这是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由全国政协委员单士元、侯仁之和郑孝燮等提交的创建历史文化名城建议书，委任罗哲文与郑孝燮等共同经办的。罗哲文提出了“点（单体建筑）—线（历史街区）—面（城市整体）”的保护模式，并在平遥古城、凤凰古城等案例中展开实践。他强调保护需兼顾物质遗存与文化传统，强调从单体建筑到历史街区、再到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这一理念突破了传统“单体优先”的局限，推动了城市文脉的整体延续。
对于中国现存古代水关遗址中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遗址——金中都遗址的保护与改造，罗哲文主张“必须将原址保留下来，而且建一处遗址博物馆加以保护并对外开放”。1995年，在金中都水关遗址原址上，一座占地2500平方米的辽金城垣博物馆建成并对社会开放。
“罗哲文先生最早提出了与西方文化遗产保护不同的中国传统建筑的保护理念，他多次明确提出我们不能套用西方文化遗产保护那种不复建的理念和方法。”北京市文物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孔繁峙认为，北京天坛的神厨、颐和园四大部洲及苏州街等保护工作，都得到了罗哲文坚定不移的支持和专业技术上的热情指导。正是在罗哲文和老一代专家的大力支持下，2001年，北京市政府批准了永定门的复建工程，这对于北京中轴线的整体性保护、对北京老城历史风貌的保护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从申遗到文化线路保护，罗哲文还兼具国际化视野。1985年，罗哲文联合侯仁之等学者提交提案，推动中国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主持起草了故宫、长城等首批申遗文本。他创新性地提出“捆绑式申遗”策略，在“凯恩斯决议”限制下，通过扩展项目使大足石刻、苏州园林等12处遗产成功列入名录。
2006年，罗哲文在耄耋之年推动大运河申遗，提出大运河应作为“三重遗产”（物质、非物质、自然）综合保护，并组织2500公里沿线考察，协调六省市展开保护行动。他借鉴国际“文化线路”理念，结合中国实际，强调运河保护需融合历史功能与民生需求，为线性遗产保护提供了本土化范式。
在罗哲文的影像记录中，有一张有意思的照片，那是他在长城上为王定国老人演示长城城砖的砌筑方法。
在文物保护领域，罗哲文是修缮匠人，也是体系构建者。“罗老深得中国古建三昧，从理论到具体工艺，他都明白。”原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感慨道：“罗老的心中，不只有古建筑，不只有营造技术，还有艺心诗情，还有丰富的精神世界。”
罗哲文既尊重物质遗存的真实性，又关注文化精神的传承性。他的实践与理论，不仅守护了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更为全球化时代的遗产保护提供了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