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特朗普的回归和俄乌停战谈判的开启，全球战略力量的重构正持续加速。本文将从国际政治的视角出发，展望未来的全球格局、经济影响和投资机遇。政治视角下，当前全球力量对比正发生变化，“中-美-俄”三角关系正经历“非对称重构”，全球地缘格局将在持续震荡中深刻重塑。社会视角下，伴随着全球战略力量的重构，各国社会思潮保守化趋势加速演进，并逐渐被“制度化”为政策现实。政策视角下，各国政策倾向共性转变，表现在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经济治理政策、社会外交政策多个方面，成为研判各国政策趋势的一般性规律。投资视角下，基于上述的全球格局，我们对主要经济体的运行态势展望如下：中国方面，有望在全球变局下开拓新局，预计2025年经济将呈现“U”型增长，增速有望维持在5%左右；美国方面，经济或仍维持韧性，但政策隐忧与不确定性有待观察。欧洲方面，经济起色取决于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内需；其他经济体方面，预计分化将加剧，内需与产业是关键变量，其中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中东、中亚、阿根廷经济增速有望回暖。
▍随着特朗普的回归和俄乌停战谈判的开启，全球战略力量的重构正持续加速，与之伴生的是全球社会思潮的转变，并通过全球“超级大选年”固化为政策现实，最终影响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运行。本文将从国际政治的视角出发，展望未来的全球格局，及其带来的经济影响和投资机遇，为传统研究视角提供补充。
▍首先，政治视角下，当前全球力量对比正发生变化，“中-美-俄”三角关系正经历“非对称重构”，全球地缘格局将在持续震荡中深刻重塑。
当前全球力量对比正发生变化。传统由G7国家主导的经济与外交格局逐渐被打破，新兴经济体的相对影响力不断增强。这带来美国战略思路与社会思潮的变化，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正逐渐降低。根据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力量真空将导致全球秩序剧烈动荡，不确定性导致保护主义向各国蔓延，各经济体之间博弈加剧，全球经济碎片化程度上升。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此前过度集中的全球化红利正经历再分配，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国家将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新一轮调整的关键节点。
“中-美-俄”三角关系正经历“非对称重构”。“中-美-俄”三角关系本质是大国之间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制衡结构，对全球安全、经济治理和冲突调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特朗普的回归和俄乌停战谈判的开启，“中-美-俄”三角关系将进入“非对称重构”阶段，这不仅将影响大国关系，也将加剧全球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不同势力之间的相互牵制、区域冲突的外溢效应愈发显著，使国际体系进一步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目标更加明确，从全球干预模式向重点区域平衡模式转变，将战略重心重新转向亚太，从军事、科技、外贸等层面，集中资源应对中国竞争。俄罗斯则希望借助美俄关系的缓和，将战场上的相对优势转化为战后国际体系中的长期影响力，但不会从根本上逆转“向东看”战略。在“中-美-俄”三角关系重构过程中，我国将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在大国竞争中寻求稳定，拓展国际合作空间。
三角关系的重构将对欧洲、日韩与“一带一路”带来外溢效应。欧洲方面，其决策深层困境源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结构性矛盾，故中短期内其将是三角关系中的“因变量”而非“独立一极”。我们预计俄欧关系难以回到此前“政冷经热”的互动范式，对美将在尽可能更久地维持盟友关系的同时加速推动产业和军事上的“战略自主”，对华预计将在平衡经贸“去风险”战略的同时，推动对华外交关系的结构性改善。日本方面，或采取“对美平衡、对华缓和”的外交策略，主动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对冲中美博弈潜在风险。韩国方面，或继续巩固韩美同盟根基，对华平衡经济利益与安全诉求。全球南方国家方面，或追求国际治理体系变革和话语权提升，金砖机制和“一带一路”正逐步成为重要抓手。
▍其次，社会视角下，伴随着全球战略力量的重构，各国社会思潮保守化趋势加速演进，并逐渐被“制度化”为政策现实。
各国社会思潮加速右转，保守主义回潮具有持续性。历史上，全球主流社会思潮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左右摆荡。近年来，新一轮保守主义逐渐兴起，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形成合流。这并非短期现象，或反映社会思潮中长期维度的转向，国际、经济和社会环境是关键影响因素。国际环境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演绎，当外部对抗色彩加剧时，保守主义往往更占上风。经济和社会环境方面，全球经济增长或将持续承压，收入分配改善非一日之功，预计更将加剧保守思潮蔓延。
全球“超级大选年”落幕，社会思潮转向得以制度化。选举活动往往是国际局势的突变点，是环境变化的触发因素。随着2024年“超级大选年”落幕，保守主义已从单纯的思潮转化为全球范围的政治力量，对各国政策方向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再次，政策视角下，各国社会思潮变化带来政策倾向共性转变，表现在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经济治理政策、社会外交政策多个方面的共同思路，成为研判各国政策趋势的一般性规律。
在产业政策领域，“强干预”倾向与安全思维深度绑定。在全球秩序重构背景下，各国产业政策正向“强干预”的方向演进，其周期性变化取决于技术变革、国家竞争及经济波动。产业政策不再只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是与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紧密融合，成为地缘博弈的工具。展望未来，“经济效率”逐渐让位于“国家安全”，各国产业政策或将更强调产业链安全与韧性，呈现出“对内扶持”与“对外遏制”并重的特征。产业政策不仅涉及科技领域，在资源能源领域同样表现出安全泛化的倾向。
在贸易政策领域，贸易壁垒将重塑全球产业链格局。全球范围来看，试图以对外关税解决本国矛盾，并非仅是特朗普的个人主张，而是全球性现象，是各国在产业发展上更加重视安全的外在表现。在贸易议程上，特朗普团队秉承“生产>消费”的理念，或将试图进一步重塑美国的经济治理思路。4月或将是特朗普关税政策落地最为密集的时间点，4月初《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备忘录》的调查结果与“对等关税”的出台将是关键节点。
在经济治理政策领域，经济制度的“逐底竞争”更加激烈。财政方面，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税制竞争日益加剧，或迫使更多国家加入竞争性减税的行列，并降低对外负担或转嫁成本，以平衡内部财政压力，财政问题的负外部性或将增强。监管方面，各国或“竞争性”放松监管，新兴战略产业的监管放松趋势或更为突出。外资方面，全球整体FDI增速放缓，存量竞争下各国或将激励性政策与保护性措施结合。
在社会外交政策领域，预计对内政策趋于保守，对外价值观外交弱化。内政方面，各国的文化与社会政策或将趋于保守，移民政策收紧，多元文化主义遭遇“反噬”，社会传统主流价值观或将回归。外交方面，在外交理念上，基于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外交正让位于围绕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外交，小多边同盟与双边外交兴起，传统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或将相对降低。
▍最后，投资视角下，政策倾向的共性转变带来全球经济影响与投资机遇，我们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后续运行态势展望如下。
中国方面，有望在全球变局下开拓新局，预计2025年经济将呈现“U”型增长，全年增速有望维持在5%左右。经过近三年的经济结构调整期，我国新旧动能转换已初具成效，但全球变局下，来自外部的关税风险可能会使经济增速从二季度开始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全年出口增速可能会下降至-5.0%左右。为对冲外部压力，考虑以旧换新的政策效果、社会保障重视力度提升以及财富效应对消费的支撑逐步显现，我们预计全年社零增速有望达到4.8%左右。考虑传统逆周期政策也将发力，财政政策储备较为充足，能够有效对冲外部风险，货币政策也将更加聚焦广义价格体系，我们预计全年7天逆回购利率降息累计幅度为20-30bps。
美国方面，经济或仍维持韧性，但政策隐忧与不确定性有待观察。随着特朗普政策不确定性的扰动加剧，近期市场出现了从“Trump trade”到“Trump recession”的预期逆转。我们认为，美国整体偏紧的就业市场给特朗普提供了足够的“安全边际”，特朗普政策不会破坏“就业市场健康-消费稳健”的逻辑，但关税政策对通胀或有明显影响，预计美联储年内降息次数小于或等于2次。美债方面，一旦经济数据转好，美债利率或将再次震荡走高，中长期或稳固在较高的利率中枢；美元方面，在美国经济稳健和欧美利差难以缩小的情况下，美元难有大幅下行；美股方面，在高波动、高利率、高估值的环境中，价值股预计有更好的配置价值。
欧洲方面，经济起色取决于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内需。虽然欧盟在贸易领域略显被动，但并不意味着欧洲经济将雪上加霜，欧洲经济能否有所起色取决于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内需。特朗普政策不确定的情况下，欧央行需要延续“以我为主”的宽松货币政策，为欧元区经济增长提供确定性，我们预计欧央行2025年内还有两次各25bps降息。我们预计10Y德债利率在“Whatever it takes”和经济刺激举措下易上难下；欧元在中期或缺乏进一步的升值动力；欧股相对吸引力有所提升，与欧洲本土经济关联度更高的权益资产机会大于风险。
其他经济体方面，预计分化将加剧，内需与产业是关键变量，其中预计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中东、中亚、阿根廷经济增速有望回暖。聚焦亚太区域，受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及特朗普政策影响，除中国大陆外的其他亚太经济体增速或将温和放缓，部分内需驱动型经济体或相对更具韧性；美国关税或使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承压，各经济体央行的降息空间或受一定制约，且目标和节奏分化。CLSA预计亚太区域2025年经济增速相比2024年可能提高的经济体包括：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增速可能基本持平的包括：印度、印尼；增速可能下降的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越南。其中，对全球贸易的依赖度、对半导体等特定产业的依赖度、政治稳定性和基数效应等是主要影响因素。亚太地区之外，中东与中亚地区经济多元化转型发展战略持续推进，经济增速有望回暖；非洲地区政权过渡总体平稳，区域一体化加速推进，经济有望保持稳健增长；拉美地区外部风险扰动增加，内部状况差异明显，墨西哥和巴西经济增长或仍将承压，但阿根廷有望强劲复苏。
▍风险因素：
全球地缘政治环境超预期恶化，俄乌和中东等全球热战冲突持续升级，中美关系超预期恶化，美国经济超预期衰退，美联储降息与通胀缓解不及预期，中国国内经济政策执行与落地情况不及预期，新兴经济体脆弱性超预期。
随着特朗普的回归和俄乌停战谈判的开启，全球战略力量的重构正持续加速。本文将从国际政治的视角出发，展望未来的全球格局、经济影响和投资机遇。政治视角下，当前全球力量对比正发生变化，“中-美-俄”三角关系正经历“非对称重构”，全球地缘格局将在持续震荡中深刻重塑。社会视角下，伴随着全球战略力量的重构，各国社会思潮保守化趋势加速演进，并逐渐被“制度化”为政策现实。政策视角下，各国政策倾向共性转变，表现在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经济治理政策、社会外交政策多个方面，成为研判各国政策趋势的一般性规律。投资视角下，基于上述的全球格局，我们对主要经济体的运行态势展望如下：中国方面，有望在全球变局下开拓新局，预计2025年经济将呈现“U”型增长，增速有望维持在5%左右；美国方面，经济或仍维持韧性，但政策隐忧与不确定性有待观察。欧洲方面，经济起色取决于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内需；其他经济体方面，预计分化将加剧，内需与产业是关键变量，其中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中东、中亚、阿根廷经济增速有望回暖。
▍随着特朗普的回归和俄乌停战谈判的开启，全球战略力量的重构正持续加速，与之伴生的是全球社会思潮的转变，并通过全球“超级大选年”固化为政策现实，最终影响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运行。本文将从国际政治的视角出发，展望未来的全球格局，及其带来的经济影响和投资机遇，为传统研究视角提供补充。
▍首先，政治视角下，当前全球力量对比正发生变化，“中-美-俄”三角关系正经历“非对称重构”，全球地缘格局将在持续震荡中深刻重塑。
当前全球力量对比正发生变化。传统由G7国家主导的经济与外交格局逐渐被打破，新兴经济体的相对影响力不断增强。这带来美国战略思路与社会思潮的变化，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正逐渐降低。根据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力量真空将导致全球秩序剧烈动荡，不确定性导致保护主义向各国蔓延，各经济体之间博弈加剧，全球经济碎片化程度上升。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此前过度集中的全球化红利正经历再分配，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国家将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新一轮调整的关键节点。
“中-美-俄”三角关系正经历“非对称重构”。“中-美-俄”三角关系本质是大国之间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制衡结构，对全球安全、经济治理和冲突调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特朗普的回归和俄乌停战谈判的开启，“中-美-俄”三角关系将进入“非对称重构”阶段，这不仅将影响大国关系，也将加剧全球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不同势力之间的相互牵制、区域冲突的外溢效应愈发显著，使国际体系进一步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目标更加明确，从全球干预模式向重点区域平衡模式转变，将战略重心重新转向亚太，从军事、科技、外贸等层面，集中资源应对中国竞争。俄罗斯则希望借助美俄关系的缓和，将战场上的相对优势转化为战后国际体系中的长期影响力，但不会从根本上逆转“向东看”战略。在“中-美-俄”三角关系重构过程中，我国将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在大国竞争中寻求稳定，拓展国际合作空间。
三角关系的重构将对欧洲、日韩与“一带一路”带来外溢效应。欧洲方面，其决策深层困境源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结构性矛盾，故中短期内其将是三角关系中的“因变量”而非“独立一极”。我们预计俄欧关系难以回到此前“政冷经热”的互动范式，对美将在尽可能更久地维持盟友关系的同时加速推动产业和军事上的“战略自主”，对华预计将在平衡经贸“去风险”战略的同时，推动对华外交关系的结构性改善。日本方面，或采取“对美平衡、对华缓和”的外交策略，主动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对冲中美博弈潜在风险。韩国方面，或继续巩固韩美同盟根基，对华平衡经济利益与安全诉求。全球南方国家方面，或追求国际治理体系变革和话语权提升，金砖机制和“一带一路”正逐步成为重要抓手。
▍其次，社会视角下，伴随着全球战略力量的重构，各国社会思潮保守化趋势加速演进，并逐渐被“制度化”为政策现实。
各国社会思潮加速右转，保守主义回潮具有持续性。历史上，全球主流社会思潮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左右摆荡。近年来，新一轮保守主义逐渐兴起，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形成合流。这并非短期现象，或反映社会思潮中长期维度的转向，国际、经济和社会环境是关键影响因素。国际环境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演绎，当外部对抗色彩加剧时，保守主义往往更占上风。经济和社会环境方面，全球经济增长或将持续承压，收入分配改善非一日之功，预计更将加剧保守思潮蔓延。
全球“超级大选年”落幕，社会思潮转向得以制度化。选举活动往往是国际局势的突变点，是环境变化的触发因素。随着2024年“超级大选年”落幕，保守主义已从单纯的思潮转化为全球范围的政治力量，对各国政策方向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再次，政策视角下，各国社会思潮变化带来政策倾向共性转变，表现在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经济治理政策、社会外交政策多个方面的共同思路，成为研判各国政策趋势的一般性规律。
在产业政策领域，“强干预”倾向与安全思维深度绑定。在全球秩序重构背景下，各国产业政策正向“强干预”的方向演进，其周期性变化取决于技术变革、国家竞争及经济波动。产业政策不再只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是与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紧密融合，成为地缘博弈的工具。展望未来，“经济效率”逐渐让位于“国家安全”，各国产业政策或将更强调产业链安全与韧性，呈现出“对内扶持”与“对外遏制”并重的特征。产业政策不仅涉及科技领域，在资源能源领域同样表现出安全泛化的倾向。
在贸易政策领域，贸易壁垒将重塑全球产业链格局。全球范围来看，试图以对外关税解决本国矛盾，并非仅是特朗普的个人主张，而是全球性现象，是各国在产业发展上更加重视安全的外在表现。在贸易议程上，特朗普团队秉承“生产>消费”的理念，或将试图进一步重塑美国的经济治理思路。4月或将是特朗普关税政策落地最为密集的时间点，4月初《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备忘录》的调查结果与“对等关税”的出台将是关键节点。
在经济治理政策领域，经济制度的“逐底竞争”更加激烈。财政方面，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税制竞争日益加剧，或迫使更多国家加入竞争性减税的行列，并降低对外负担或转嫁成本，以平衡内部财政压力，财政问题的负外部性或将增强。监管方面，各国或“竞争性”放松监管，新兴战略产业的监管放松趋势或更为突出。外资方面，全球整体FDI增速放缓，存量竞争下各国或将激励性政策与保护性措施结合。
在社会外交政策领域，预计对内政策趋于保守，对外价值观外交弱化。内政方面，各国的文化与社会政策或将趋于保守，移民政策收紧，多元文化主义遭遇“反噬”，社会传统主流价值观或将回归。外交方面，在外交理念上，基于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外交正让位于围绕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外交，小多边同盟与双边外交兴起，传统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或将相对降低。
▍最后，投资视角下，政策倾向的共性转变带来全球经济影响与投资机遇，我们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后续运行态势展望如下。
中国方面，有望在全球变局下开拓新局，预计2025年经济将呈现“U”型增长，全年增速有望维持在5%左右。经过近三年的经济结构调整期，我国新旧动能转换已初具成效，但全球变局下，来自外部的关税风险可能会使经济增速从二季度开始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全年出口增速可能会下降至-5.0%左右。为对冲外部压力，考虑以旧换新的政策效果、社会保障重视力度提升以及财富效应对消费的支撑逐步显现，我们预计全年社零增速有望达到4.8%左右。考虑传统逆周期政策也将发力，财政政策储备较为充足，能够有效对冲外部风险，货币政策也将更加聚焦广义价格体系，我们预计全年7天逆回购利率降息累计幅度为20-30bps。
美国方面，经济或仍维持韧性，但政策隐忧与不确定性有待观察。随着特朗普政策不确定性的扰动加剧，近期市场出现了从“Trump trade”到“Trump recession”的预期逆转。我们认为，美国整体偏紧的就业市场给特朗普提供了足够的“安全边际”，特朗普政策不会破坏“就业市场健康-消费稳健”的逻辑，但关税政策对通胀或有明显影响，预计美联储年内降息次数小于或等于2次。美债方面，一旦经济数据转好，美债利率或将再次震荡走高，中长期或稳固在较高的利率中枢；美元方面，在美国经济稳健和欧美利差难以缩小的情况下，美元难有大幅下行；美股方面，在高波动、高利率、高估值的环境中，价值股预计有更好的配置价值。
欧洲方面，经济起色取决于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内需。虽然欧盟在贸易领域略显被动，但并不意味着欧洲经济将雪上加霜，欧洲经济能否有所起色取决于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内需。特朗普政策不确定的情况下，欧央行需要延续“以我为主”的宽松货币政策，为欧元区经济增长提供确定性，我们预计欧央行2025年内还有两次各25bps降息。我们预计10Y德债利率在“Whatever it takes”和经济刺激举措下易上难下；欧元在中期或缺乏进一步的升值动力；欧股相对吸引力有所提升，与欧洲本土经济关联度更高的权益资产机会大于风险。
其他经济体方面，预计分化将加剧，内需与产业是关键变量，其中预计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中东、中亚、阿根廷经济增速有望回暖。聚焦亚太区域，受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及特朗普政策影响，除中国大陆外的其他亚太经济体增速或将温和放缓，部分内需驱动型经济体或相对更具韧性；美国关税或使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承压，各经济体央行的降息空间或受一定制约，且目标和节奏分化。CLSA预计亚太区域2025年经济增速相比2024年可能提高的经济体包括：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增速可能基本持平的包括：印度、印尼；增速可能下降的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越南。其中，对全球贸易的依赖度、对半导体等特定产业的依赖度、政治稳定性和基数效应等是主要影响因素。亚太地区之外，中东与中亚地区经济多元化转型发展战略持续推进，经济增速有望回暖；非洲地区政权过渡总体平稳，区域一体化加速推进，经济有望保持稳健增长；拉美地区外部风险扰动增加，内部状况差异明显，墨西哥和巴西经济增长或仍将承压，但阿根廷有望强劲复苏。
▍风险因素：
全球地缘政治环境超预期恶化，俄乌和中东等全球热战冲突持续升级，中美关系超预期恶化，美国经济超预期衰退，美联储降息与通胀缓解不及预期，中国国内经济政策执行与落地情况不及预期，新兴经济体脆弱性超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