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和金沙这两处遗址对于探索古蜀文明、中华文明发展过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们是先后出现还是曾经并存？出土的器物是否存在相似性与延续性？两地先民是否又属于同一支人群？近日，由四川省委宣传部推出的天府文化访谈首期开讲。专家学者围绕“三星堆与金沙，究竟有何渊源”，畅谈两者的不解之缘。
随着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联合申遗成为热门话题，两者到底有何关系引发业内关注。“到底是三星堆以后才兴起的金沙，还是金沙也有自己的发展脉络？就我个人的看法，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是有一个并行发展的时间线的。”四川大学教授霍巍认为，三星堆文化经历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晚期的繁荣，并在西周时期逐渐被金沙文化所取代，金沙文化的发展历程较长，西周至春秋时期是其重要发展阶段。“所以，三星堆和金沙曾经并行发展了一段时间，只不过三星堆作为古蜀的政治中心从沱江流域向岷江流域转移时，金沙遗址承接了政治中心的功能，它们共同构建了夏商周时期古蜀文明完整的发展链条，是古蜀文明的两颗双子星。”霍巍说。
近年来，参观过三星堆博物馆与金沙遗址博物馆两座博物馆的观众可能都会发现：虽然两地器物存在高度的相似性，但是三星堆的器物往往更显高大宏伟，金沙的反而更多是“小而美”。那么，金沙为何没有类似三星堆的中大型青铜器？是尚未发现还是两者祭祀传统有所改变？两地出土的器物是否存在相似性与延续性？
对此，作为金沙遗址主要发掘者之一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周志清认为，器物风格上的高度相似，说明金沙与三星堆的先民，在信仰认同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祭祀坑和金沙遗址的祭祀区可能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场景，从目前学术主流观点来看，三星堆可能代表了祭祀的末端行为，只是把祭祀器物掩埋在了这里。相反，金沙遗址的祭祀区不仅延续时间长达千年，不同时期的祭祀物品和对象也在发生变化，还可以看到‘浮沉’‘燎祭’等多种祭祀方式，应该就是祭祀的第一现场。”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则表示，金沙遗址在整理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大型器物的零件，但从祭祀活动的演变来看，金沙祭祀场所延续的时间很长，更多进行的是古蜀社会的一种日常祭祀，大型器物并未广泛用于祭祀。另外，金沙遗址目前发现的6000多件珍贵的器物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大量的物品还埋藏在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遗迹馆地下。未来，随着技术的成熟，还可能有更多精品重见天日。
此外，针对“同为古蜀文明的代表，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先民是否属于同一支人群，生业模式、生活方式、精神信仰体系等是否一致”这一问题，霍巍表示，从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的出土器物来看，能发现相似的人物特征、信仰体系、符号系统，其人群的主体部分并没有太大变化，但可能存在阶层的变化和权力的转换。
还有诸多细节表明古蜀文明并不封闭，与周边文化有过密切交流。据统计，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目前已出土的玉器总数多达5000多件。“从三星堆到金沙大量玉器的发现，恰是传承了中华文明中‘以玉通神’的玉文化。”王方表示，三星堆和金沙把二里头时期作为国家权力象征的牙璋发扬光大，两地出土牙璋多达数百件，并且以成都平原为中转把牙璋继续向南方传播，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又一例证。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近年来针对三星堆的资源网络进行研究，他认为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中大量用到青铜、象牙、玉石、海贝等材料，不可能来自同一个地方，有可能都是资源流通的结果，“古蜀人一定融入了一个非常发达、非常广阔的贸易交流网络”。
三星堆和金沙这两处遗址对于探索古蜀文明、中华文明发展过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们是先后出现还是曾经并存？出土的器物是否存在相似性与延续性？两地先民是否又属于同一支人群？近日，由四川省委宣传部推出的天府文化访谈首期开讲。专家学者围绕“三星堆与金沙，究竟有何渊源”，畅谈两者的不解之缘。
随着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联合申遗成为热门话题，两者到底有何关系引发业内关注。“到底是三星堆以后才兴起的金沙，还是金沙也有自己的发展脉络？就我个人的看法，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是有一个并行发展的时间线的。”四川大学教授霍巍认为，三星堆文化经历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晚期的繁荣，并在西周时期逐渐被金沙文化所取代，金沙文化的发展历程较长，西周至春秋时期是其重要发展阶段。“所以，三星堆和金沙曾经并行发展了一段时间，只不过三星堆作为古蜀的政治中心从沱江流域向岷江流域转移时，金沙遗址承接了政治中心的功能，它们共同构建了夏商周时期古蜀文明完整的发展链条，是古蜀文明的两颗双子星。”霍巍说。
近年来，参观过三星堆博物馆与金沙遗址博物馆两座博物馆的观众可能都会发现：虽然两地器物存在高度的相似性，但是三星堆的器物往往更显高大宏伟，金沙的反而更多是“小而美”。那么，金沙为何没有类似三星堆的中大型青铜器？是尚未发现还是两者祭祀传统有所改变？两地出土的器物是否存在相似性与延续性？
对此，作为金沙遗址主要发掘者之一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周志清认为，器物风格上的高度相似，说明金沙与三星堆的先民，在信仰认同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祭祀坑和金沙遗址的祭祀区可能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场景，从目前学术主流观点来看，三星堆可能代表了祭祀的末端行为，只是把祭祀器物掩埋在了这里。相反，金沙遗址的祭祀区不仅延续时间长达千年，不同时期的祭祀物品和对象也在发生变化，还可以看到‘浮沉’‘燎祭’等多种祭祀方式，应该就是祭祀的第一现场。”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则表示，金沙遗址在整理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大型器物的零件，但从祭祀活动的演变来看，金沙祭祀场所延续的时间很长，更多进行的是古蜀社会的一种日常祭祀，大型器物并未广泛用于祭祀。另外，金沙遗址目前发现的6000多件珍贵的器物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大量的物品还埋藏在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遗迹馆地下。未来，随着技术的成熟，还可能有更多精品重见天日。
此外，针对“同为古蜀文明的代表，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先民是否属于同一支人群，生业模式、生活方式、精神信仰体系等是否一致”这一问题，霍巍表示，从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的出土器物来看，能发现相似的人物特征、信仰体系、符号系统，其人群的主体部分并没有太大变化，但可能存在阶层的变化和权力的转换。
还有诸多细节表明古蜀文明并不封闭，与周边文化有过密切交流。据统计，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目前已出土的玉器总数多达5000多件。“从三星堆到金沙大量玉器的发现，恰是传承了中华文明中‘以玉通神’的玉文化。”王方表示，三星堆和金沙把二里头时期作为国家权力象征的牙璋发扬光大，两地出土牙璋多达数百件，并且以成都平原为中转把牙璋继续向南方传播，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又一例证。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近年来针对三星堆的资源网络进行研究，他认为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中大量用到青铜、象牙、玉石、海贝等材料，不可能来自同一个地方，有可能都是资源流通的结果，“古蜀人一定融入了一个非常发达、非常广阔的贸易交流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