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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才能解决复杂的问题。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同时，人也必须变复杂。”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但经济学家们却算出了低谷的确切时间。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戴维·布兰弗罗跟踪了145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后发现，人的幸福感与年龄呈现U型变化，而在谷底的平均年龄为48.3岁。这或许有点道理，在这份研究开始的几十年前，1960年代，一位48岁的精神分析学家艾略特·贾克，第一次发明了“中年危机”一词。几年前，一份出圈的研报认为，中国人的中年危机较国外提前了10岁，即35岁前后进入，时至今日，“35岁危机”依然在硬控许多职场人的理想与选择。但在这份报告中，我们的中年危机比世界平均水平还要再晚一些，谷底处在50—52岁之间。如果说，35岁是职场的分水岭，那么48—50岁，便是人生的分水岭。从历史的长河看，处于低谷年龄阶段的中国中年人，在企业家群体中，属于最成功的一代人之一。吴老师曾将出生于1962年—1982年出生的人群，称为中生代，他们占总人口的35%，年龄跨度在43岁—63岁之间。如果你对他们的画像感到模糊，不妨来看看这些熟面孔。马云61岁，雷军55岁，马化腾54岁，李彦宏57岁，刘强东51岁，黄峥45岁。2024年胡润百富榜上的企业家，平均年龄为61岁，其中中生代占比为42.5%；A股上市公司中，中生代的比例为87.3%。若从财富看，高净值人群中，60后25.05%，70后33.65%，也是各年龄段中比例最高的。国际机构Wavemaker的一份报告里，将中国1963年出生的一代，称之为“改革新生儿”。他们的童年和青春期经历改革开放，又在而立之年搭上了互联网革命的头班车，他们贯穿了两轮大牛市，历经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9.7元增长到39000元。值得一提的是，有时候我们会将企业家的创业时间，视作成功的开始，但许多企业家往往是到了中年阶段，才迎来了创业多年后的真正巅峰。乔布斯是在52岁的时候，推出iPhone的，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杰夫·贝索斯、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都是到了中年阶段，才迎来了各自企业的市值高峰。迄今为止，腾讯的市值巅峰，出现在马化腾50岁的时候，马云在56岁迎来阿里巴巴的市值巅峰，同样的情境发生时，李彦宏、刘强东、黄峥分别是53岁、47岁和41岁。2025年，小米集团港股股价创下历史新高，雷军今年55岁，距离他首次创业，已经过去了35年。
“普通中年人”
接下来，让我们把视角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聚焦到普通人。
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中年危机都是职业危机、家庭危机、健康危机的综合体。实际上，中国的中年人一方面，遭遇着和年轻人一样的冲击，如：◎ 平均寿命逼近80岁，人们将迎来前所未见的百岁人生；◎ 自动化浪潮、人工智能汹涌，35岁年龄扰动职场，人机竞争，年长者与年轻者博弈；1992年，全国平均结婚年龄为23岁，这一年TA刚好结婚。两年后，孩子呱呱坠地，如今31岁。当前我国45岁以上人口中，未婚比例只有1.01%，45岁以上人口离婚/丧偶比例为13.4%，因此是大部分人的生活处境。此时，平均初婚年龄已经涨到了28.68岁，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也到了28.8岁，TA的孩子们开始谈婚论嫁，有的已经生儿育女。当年轻人抱怨结婚育儿经济压力大时，从现实来看，许多压力由父母代为分担。与此同时，1970年，23岁女性中有70%已生育一孩。这意味着，TA的老母亲此刻已经至少77岁，逼近中国人2023年的平均预期寿命78.6岁。更何况，经历这种人生的身体，在45岁后，形成了内外部的剧烈变化。体内激素水平以每年20%的速度下降，主管创新能力、专注能力和记忆力的大脑前额叶皮质开始衰退。他们更容易分心，也不再能提出太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意解法，如果在做高难度的分析工作时，再也不想像年轻时戴着耳机就能一次处理完了。2021年，几位中国学者在一项基于三个权威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2015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以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进行统计后，对该年龄段的中国人进行了一次幸福感“定价”。学者们先按照家庭年收入进行划分后发现，在最高收入组，年龄组之间的幸福感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令人意外的是，幸福感下降最大的不是收入最低的中年人，而是中等收入群体。如果按年龄进行分组，中国人在48—52岁的幸福感最低，较18—22岁时下降了0.2，通过学者计算，这种落差至少需要增加38.4万元的收入才能弥补，因此计提幸福损失38.4万。考虑到那是10—20年前，现在这个数字还要更“贵”一些。在48—52岁这个年龄区间，没有工作的人幸福感下降2.1—2.8，幸福损失高达49.4万元。而有工作者是30.7万元。在48—52岁的区间里，无住房产权者的中年幸福损失相当于90.9万元的收入，而有房者只损失了15.7万元。论文强调，这群人的幸福感下降程度是最低中的最低，相当于全部人群“中年危机”深度的1.5倍。最后，论文建议，从整个生命周期看，中年人面临一定程度的幸福危机。然而，对于中等收入者、失业者和无房者来说，这种基于年龄的幸福感不平等可能更为严重。他们认为，政策制定者需要了解人群中的福利分布，重要的政府政策也必须权衡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福利。这一建议最终关联到了一个福利经济学的争议：到底应该更“照顾”谁的权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再分配应优先考虑到低收入群体，如青年人和老年人，说白了，就是尊老爱幼。另一类学者则不同意这个方案。他们认为，再分配政策应该向收入边际效用更高的人倾斜，换言之，与需要花大力气扶植的群体相比，给点阳光就灿烂的群体比如中年人，经济效用最高。研究也确实发现，30—50岁的人，家庭收入若翻倍，幸福感可以提升0.2，相当于心情从中年一夜回到20岁。现实中，遵循第二类理念而出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不胜枚举。2019年，日本内阁府设立“援助就业冰河期世代推进室”，建立从咨询、教育培训到就业的不间断援助体系，提出自2019年开始，5年内从冰河期世代中新增30万名正式工的目标，目前政策措施已初见成效。▶▷其二，是更具普遍示范作用的美国于1968年正式实施的《就业年龄歧视法》。1965年，美国劳工部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对美国当时500多个企业调查后发现，45岁及以上的劳动者被禁止从事劳动力市场上1/4的工作，55岁及以上的劳动者被禁止从事近一半的工作，65岁及以上的劳动者则被禁止从事绝大多数的工作。这份报告残酷展现了年龄偏见对人们收入的直观影响。那一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突破70岁，后半生的谋生权需要得到保障。到了2015年，40岁及以上和50岁及以上的男性劳动者的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占比分别提高到38%和22%，这两个年龄段的女性占比则提高到32%和18%。但就业率的提升是一方面，重要的是，摒弃成型的年龄偏见逐渐成为了社会的基本共识，对于许多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思想上的解放。在互联网时代和AI时代，代际之间开始出现“老人向晚辈学习”的风气，年轻一代由于在知识和技能上的优势而获得权威性，若无法律形式进行保护，必然会加剧企业和人们对年龄的刻板印象。在美国之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也分别出台了相应的《年龄歧视法》。有学者指出，2007年，我国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草案） 》第五条第２款曾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年龄、身体残疾等因素而受歧视，但是在该法正式出台时年龄因素被删除。学者分析，当时这一做法是立法对年龄歧视问题采取谨慎态度的体现，如果年龄歧视立法过于简单和原则化，则我国可能出现大量企业触法的情形。但随着中年群体的日益壮大，延迟退休的执行，未来将进一步考验决策者的智慧。社会学教授郭强将2021年以后的中国定义为进入“熟经济”状态，对此，经济学者香帅点评，所谓的“熟经济”，意味着稳定、规范和责任。不再“年少”的中国经济“人到中年”，既要学会适应不再上蹿下跳的经济增速，也要开始搭建一个更规范更有秩序的市场环境。更何况，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才能解决复杂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体，都到了考验成熟度的时刻，对于中年群体的呵护，理由似乎又多了一条。
参考资料：
1.《“中年危机”的经济学分析———基于幸福感数据的证据》杨继东、邹宏威，2021
2.《高龄劳动者就业年龄歧视之禁止：美国经验与本土建构》王健，2022
3.《中年幸福感下降：经济学家（找到它的人）与心理学家（没有找到它的人）！》David G. Blanchflower、Carol L. Graham
4.《48.3岁是人生谷底，该如何获得幸福？》，日经中文网，2024
5.《师艳荣:“冰河期世代”为何困扰日本多年》，环球时报，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