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向杲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5年第一季度例会（以下简称“例会”）多次提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有效落实好存续的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优化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政策，研究创设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这些提法引发了资本市场广泛关注。
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箱主要由总量工具和结构性工具构成。前者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利率等全局性参数，对市场流动性和信贷总量进行宏观调控；后者则通过定向支持机制，引导金融资源配置到国家战略领域和薄弱环节，兼具结构优化与总量调节双重功能。近几年，我国综合运用两类工具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发展。
就下阶段货币政策主要思路，在总量工具方面，上述例会建议，“择机降准降息”。这与央行近期表态一致。笔者认为，在降准降息时机待定的情况下，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格外重要，具有多维积极意义。
首先，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既能避免“大水漫灌”，又能精准支持实体经济。
总量货币政策工具具有覆盖面广、传导直接、预期引导强等特点，但也有缺点，包括可能引发流动性过度宽松，无法有效解决经济中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结合现实来看，2023年第四季度及2024年第四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均提到“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持续处于历史低位”。利率反映的是资金价格，贷款利率持续创新低说明资金供给持续大于需求。在这种背景下，继续降准降息的边际效果是递减的。
结构性工具的定向投放机制，恰好能破解“宽货币难以转化为宽信用”的困局。该类工具既能避免资金空转和资产泡沫，又可精准灌溉科技创新、消费等重点领域。这种“滴灌式”调控，既契合经济转型升级的融资需求特征，又为货币政策留足了操作空间。
其次，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兼顾了银行高质量发展与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
当前商业银行净息差持续承压的状态，凸显出传统总量工具的局限性。2024年第四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收窄至1.52%，已连续8个季度低于1.8%的“警戒线”。这表明，若单纯依赖总量工具，可能会削弱银行盈利能力，加剧其资本充足率压力，不利于信贷投放的可持续性。结构性工具通过建立“激励相容”机制破解这一难题，这种设计既保证了银行获得合理利差，又实质性地降低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形成金融机构“愿贷敢贷”与实体经济“可得易得”的双赢局面。
最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债市扰动较小，有利于长期国债收益率保持在合理区间。
货币政策需兼顾债市稳定性。总量工具虽能增加市场流动性，但也可能引发债市期限利差过度压缩，导致长端收益率脱离基本面。而结构性工具对债市的扰动明显较小，既能满足重点领域融资需求，又能避免过量流动性涌入债市，有利于长期国债等券种的收益率保持在合理区间，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稳定环境。
需要说明的是，在现阶段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并非否定总量货币政策工具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在总量工具推出时机不成熟时，用好结构性工具将对多领域产生积极影响。笔者也相信，未来监管部门对两类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运用，将持续推动我国宏观经济向好发展。
苏向杲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5年第一季度例会（以下简称“例会”）多次提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有效落实好存续的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优化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政策，研究创设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这些提法引发了资本市场广泛关注。
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箱主要由总量工具和结构性工具构成。前者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利率等全局性参数，对市场流动性和信贷总量进行宏观调控；后者则通过定向支持机制，引导金融资源配置到国家战略领域和薄弱环节，兼具结构优化与总量调节双重功能。近几年，我国综合运用两类工具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发展。
就下阶段货币政策主要思路，在总量工具方面，上述例会建议，“择机降准降息”。这与央行近期表态一致。笔者认为，在降准降息时机待定的情况下，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格外重要，具有多维积极意义。
首先，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既能避免“大水漫灌”，又能精准支持实体经济。
总量货币政策工具具有覆盖面广、传导直接、预期引导强等特点，但也有缺点，包括可能引发流动性过度宽松，无法有效解决经济中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结合现实来看，2023年第四季度及2024年第四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均提到“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持续处于历史低位”。利率反映的是资金价格，贷款利率持续创新低说明资金供给持续大于需求。在这种背景下，继续降准降息的边际效果是递减的。
结构性工具的定向投放机制，恰好能破解“宽货币难以转化为宽信用”的困局。该类工具既能避免资金空转和资产泡沫，又可精准灌溉科技创新、消费等重点领域。这种“滴灌式”调控，既契合经济转型升级的融资需求特征，又为货币政策留足了操作空间。
其次，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兼顾了银行高质量发展与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
当前商业银行净息差持续承压的状态，凸显出传统总量工具的局限性。2024年第四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收窄至1.52%，已连续8个季度低于1.8%的“警戒线”。这表明，若单纯依赖总量工具，可能会削弱银行盈利能力，加剧其资本充足率压力，不利于信贷投放的可持续性。结构性工具通过建立“激励相容”机制破解这一难题，这种设计既保证了银行获得合理利差，又实质性地降低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形成金融机构“愿贷敢贷”与实体经济“可得易得”的双赢局面。
最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债市扰动较小，有利于长期国债收益率保持在合理区间。
货币政策需兼顾债市稳定性。总量工具虽能增加市场流动性，但也可能引发债市期限利差过度压缩，导致长端收益率脱离基本面。而结构性工具对债市的扰动明显较小，既能满足重点领域融资需求，又能避免过量流动性涌入债市，有利于长期国债等券种的收益率保持在合理区间，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稳定环境。
需要说明的是，在现阶段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并非否定总量货币政策工具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在总量工具推出时机不成熟时，用好结构性工具将对多领域产生积极影响。笔者也相信，未来监管部门对两类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运用，将持续推动我国宏观经济向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