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小学门口
儿子今年五年级，用他班主任陈老师的话说是“面临小升初前最重要的一年”。但我明明记得，这句话在去年上四年级的时候，老师也说过。
老师的变化是明显的，作业、测试增多，对成绩也更加重视，学生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如果考不上好初中，就得分流去技校了。
与老师的焦虑相似，作为家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升学压力下移。
我家学区初中并不是很好，身边朋友家很多都将小孩送去私立学校。在南昌，排名靠前的几所私立学校每年都要摇号，中签率堪比股市打新，很多家长的想法是，宁愿现在花点钱，提前给孩子锁定一个普高的学位。
焦虑的背后，是前些年各地都在猛推的“普职五五分流”。尽管最近几年已经不再强调普职各五成，但在传统的“普高－大学”观念下，家长和孩子不得不将高考的独木桥前移到中考。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学位供给，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同一天，在首场“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表示，今年将推出“县中振兴行动计划”，把县中作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点突破点。
教育减负推行这么多年，如何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学”的美好需求，应该是后一阶段教育改革的重点。
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学位缺口的压力，再叠加政策上的普职分流，直接把家长的升学压力拉满。
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高峰（2011～2017年，年均超过1700万）带来的教育需求，将在2026年开始集中爆发，预计届时中考人数将激增。
2024年，初中毕业生与高中学位缺口已接近86.6万，若不提前扩容，未来教育资源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此外，2023年全国普职招生比为7：3，但公众对普高学位的需求仍远高于供给，导致中考竞争白热化。
而另一方面，普职分流带来的压力仍然非常大。长期以来，中考后强制性的“普职分流”被视为教育分层的起点，家长担忧孩子过早进入职高会限制未来发展。
尽管我国普职比例已非严格1：1，但职业教育升学通道不畅、社会认可度低等等问题仍加剧了焦虑。
国家近些年推行的普职分流力度可谓巨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普通高中招生1036.2万人，在校生2922.3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575.4万人，在校生1659.4万人。
经计算，普通高中招生与在校生规模均占高中阶段招生数、在校生数的64%左右。对比2023年，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从967.80万人增加到1036.2万人，但占比却从约68%降至约64%。
尽管36%的学生进入职校似乎比例并不大，但作为家长，谁愿意做这个被分流的群体呢？
职业教育的探索，我国时间并不短，一段时间中职中专也是香饽饽，但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当前的职业教育远远没有达到社会需求。我们此前探讨过日本、德国、美国的职业教育模式是否能够借鉴，但我们的改革步子又特别慢，国内职教长期跟不上，进一步造成了教育焦虑。
扩大高中学位供给，在现阶段，直接关系着我们的教育公平。
很多人有疑问，为什么寒门再难出“贵子”？每年的高考发榜的时候，我们看看每个省的清北高校学生分布就会发现，一些县中如果不靠国家“强基计划”等行政分配，已经很难再考一个清北高校了。
这背后原因复杂，既与人口流动有关，但更多的是优质高中资源的集中，导致普职分流之下，县域教育成了“职业教育”。
因此，扩大高中学位供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增长——虽然数字的增长很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资源的重置，甚至是分配数字的重置。
以前读史，不理解为什么明朝以后科举要划分南北卷？就不能全国一张卷，大家一起考试，一起评分，从高往低排名录取吗？当我们掰开历史细读之后才知道，资源不同，政策不同，如果全部一张试卷一套题，真有可能一张皇榜全是南方人。
这也是为啥我国的高考出现了较大的地域差异，很多省份会单独命题、单独划线的原因，根源是为了保证各个省份的学生能够享受到均等的读大学的机会。
所以现阶段，要扩大高中学位的供给，更要做好内部的改革与分配。一方面是要进行硬件扩容，通过新建公办高中、改扩建现有学校、鼓励民办高中合规扩招等方式，增加学位总量。
而另一方面，则是要大力振兴县域教育，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通过财政倾斜、师资强化、高校帮扶等手段，提升薄弱地区办学质量，避免优质生源外流。
关于县域高中的自救，我讲一个案例。2022年的江西省文科状元，出自铜鼓县的铜鼓中学，这是近十年来县域中学第一次摘取江西省的状元，更遑论铜鼓县只是一个人口仅十万余人的小县城，一时间铜鼓中学成为江西教育界的“奇葩”。
《人物》杂志还专门进行调查，写了一篇《一个高考状元，和一所县中的自救》，里面有一句话让我为之震撼，“不是说铜鼓中学今年出了一个清北生，很强。而是说铜鼓中学19年才出了一个清北生，很难。”
不得不说，在当前教育支出仍较为紧张的情况下，优质资源集中在省会和地级市，如果不改变县域中学“空心化”的问题，县域中学将成为普职分流的最大受害者。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问题。
发展职业教育当然很好，我也举双手赞成，但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读职校——这是一个父亲的真实心声。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职业教育太不如人意。
我曾经研究过日本、美国和德国的职业教育，不是说它们一定很好，也不是说照搬过来就一定符合国情，但别人的经验，值得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日本的经验是普职并重与特色高中。日本高中分为普通科与职业科，但两者均可升学至大学。政府通过“超级科学高中”“职业高中振兴计划”等政策，强化特色教育与社会需求对接，职业教育升学率超过40%。
我们的职业教育升学率呢？2023年全国中职生通过职教高考升入本科的比例为15%左右，但普高的升学率则高达60%，你想想这里面的差距。
德国主要推行双元制职业教育，学生每周三四企业实训、一两天在校学习，职教毕业生可直接就业或进入应用技术大学。职教与普教地位平等，60%以上中学生选择职教路径。
更重要的是，在德国，蓝领的地位与白领没有区别，甚至很多蓝领技术工人拿的薪酬比白领更高。有些企业，比如大众汽车，几任CEO都是从技术工人做起来的职教毕业生。
美国的经验是综合高中与个性化路径并重。美国高中多为综合制，提供学术、职业、艺术等多门课程，学生可根据兴趣自由选课。社区学院与四年制大学衔接畅通，职业教育通过“职业集群”模式融入高中教育。
我们现在一些地方也在借鉴德国“普职融通”理念，结合日本特色高中和美国综合高中经验，旨在构建更具弹性的教育体系，比如发展综合高中、科技高中、艺术高中等特色学校，允许学生在普通课程与职业技能课程间自主选择，毕业后通过普通高考或职教高考升学。此举既能满足多元需求，又可淡化普职界限，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
但当前的问题是，职教改革的探索，并未改变教育“分层”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整个社会仍对职业教育有歧视，仍把它作为成绩不好的孩子不得不去的地方。
所以，扩大高中学位供给，不仅要成为应对短期供需矛盾的应急之举，更应该是推动教育从“分层”向“分类”转型的战略选择。通过硬件扩容、评价改革、国际经验的本土化融合，逐步破解教育焦虑，平衡教育的“量”与“质”、协调普职关系，继而推进政策的持续优化和社会观念的革新。
这需要更深更广的改革。
/// END ///
No.6251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梁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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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今年五年级，用他班主任陈老师的话说是“面临小升初前最重要的一年”。但我明明记得，这句话在去年上四年级的时候，老师也说过。
老师的变化是明显的，作业、测试增多，对成绩也更加重视，学生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如果考不上好初中，就得分流去技校了。
与老师的焦虑相似，作为家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升学压力下移。
我家学区初中并不是很好，身边朋友家很多都将小孩送去私立学校。在南昌，排名靠前的几所私立学校每年都要摇号，中签率堪比股市打新，很多家长的想法是，宁愿现在花点钱，提前给孩子锁定一个普高的学位。
焦虑的背后，是前些年各地都在猛推的“普职五五分流”。尽管最近几年已经不再强调普职各五成，但在传统的“普高－大学”观念下，家长和孩子不得不将高考的独木桥前移到中考。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学位供给，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同一天，在首场“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表示，今年将推出“县中振兴行动计划”，把县中作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点突破点。
教育减负推行这么多年，如何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学”的美好需求，应该是后一阶段教育改革的重点。
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学位缺口的压力，再叠加政策上的普职分流，直接把家长的升学压力拉满。
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高峰（2011～2017年，年均超过1700万）带来的教育需求，将在2026年开始集中爆发，预计届时中考人数将激增。
2024年，初中毕业生与高中学位缺口已接近86.6万，若不提前扩容，未来教育资源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此外，2023年全国普职招生比为7：3，但公众对普高学位的需求仍远高于供给，导致中考竞争白热化。
而另一方面，普职分流带来的压力仍然非常大。长期以来，中考后强制性的“普职分流”被视为教育分层的起点，家长担忧孩子过早进入职高会限制未来发展。
尽管我国普职比例已非严格1：1，但职业教育升学通道不畅、社会认可度低等等问题仍加剧了焦虑。
国家近些年推行的普职分流力度可谓巨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普通高中招生1036.2万人，在校生2922.3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575.4万人，在校生1659.4万人。
经计算，普通高中招生与在校生规模均占高中阶段招生数、在校生数的64%左右。对比2023年，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从967.80万人增加到1036.2万人，但占比却从约68%降至约64%。
尽管36%的学生进入职校似乎比例并不大，但作为家长，谁愿意做这个被分流的群体呢？
职业教育的探索，我国时间并不短，一段时间中职中专也是香饽饽，但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当前的职业教育远远没有达到社会需求。我们此前探讨过日本、德国、美国的职业教育模式是否能够借鉴，但我们的改革步子又特别慢，国内职教长期跟不上，进一步造成了教育焦虑。
扩大高中学位供给，在现阶段，直接关系着我们的教育公平。
很多人有疑问，为什么寒门再难出“贵子”？每年的高考发榜的时候，我们看看每个省的清北高校学生分布就会发现，一些县中如果不靠国家“强基计划”等行政分配，已经很难再考一个清北高校了。
这背后原因复杂，既与人口流动有关，但更多的是优质高中资源的集中，导致普职分流之下，县域教育成了“职业教育”。
因此，扩大高中学位供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增长——虽然数字的增长很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资源的重置，甚至是分配数字的重置。
以前读史，不理解为什么明朝以后科举要划分南北卷？就不能全国一张卷，大家一起考试，一起评分，从高往低排名录取吗？当我们掰开历史细读之后才知道，资源不同，政策不同，如果全部一张试卷一套题，真有可能一张皇榜全是南方人。
这也是为啥我国的高考出现了较大的地域差异，很多省份会单独命题、单独划线的原因，根源是为了保证各个省份的学生能够享受到均等的读大学的机会。
所以现阶段，要扩大高中学位的供给，更要做好内部的改革与分配。一方面是要进行硬件扩容，通过新建公办高中、改扩建现有学校、鼓励民办高中合规扩招等方式，增加学位总量。
而另一方面，则是要大力振兴县域教育，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通过财政倾斜、师资强化、高校帮扶等手段，提升薄弱地区办学质量，避免优质生源外流。
关于县域高中的自救，我讲一个案例。2022年的江西省文科状元，出自铜鼓县的铜鼓中学，这是近十年来县域中学第一次摘取江西省的状元，更遑论铜鼓县只是一个人口仅十万余人的小县城，一时间铜鼓中学成为江西教育界的“奇葩”。
《人物》杂志还专门进行调查，写了一篇《一个高考状元，和一所县中的自救》，里面有一句话让我为之震撼，“不是说铜鼓中学今年出了一个清北生，很强。而是说铜鼓中学19年才出了一个清北生，很难。”
不得不说，在当前教育支出仍较为紧张的情况下，优质资源集中在省会和地级市，如果不改变县域中学“空心化”的问题，县域中学将成为普职分流的最大受害者。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问题。
发展职业教育当然很好，我也举双手赞成，但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读职校——这是一个父亲的真实心声。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职业教育太不如人意。
我曾经研究过日本、美国和德国的职业教育，不是说它们一定很好，也不是说照搬过来就一定符合国情，但别人的经验，值得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日本的经验是普职并重与特色高中。日本高中分为普通科与职业科，但两者均可升学至大学。政府通过“超级科学高中”“职业高中振兴计划”等政策，强化特色教育与社会需求对接，职业教育升学率超过40%。
我们的职业教育升学率呢？2023年全国中职生通过职教高考升入本科的比例为15%左右，但普高的升学率则高达60%，你想想这里面的差距。
德国主要推行双元制职业教育，学生每周三四企业实训、一两天在校学习，职教毕业生可直接就业或进入应用技术大学。职教与普教地位平等，60%以上中学生选择职教路径。
更重要的是，在德国，蓝领的地位与白领没有区别，甚至很多蓝领技术工人拿的薪酬比白领更高。有些企业，比如大众汽车，几任CEO都是从技术工人做起来的职教毕业生。
美国的经验是综合高中与个性化路径并重。美国高中多为综合制，提供学术、职业、艺术等多门课程，学生可根据兴趣自由选课。社区学院与四年制大学衔接畅通，职业教育通过“职业集群”模式融入高中教育。
我们现在一些地方也在借鉴德国“普职融通”理念，结合日本特色高中和美国综合高中经验，旨在构建更具弹性的教育体系，比如发展综合高中、科技高中、艺术高中等特色学校，允许学生在普通课程与职业技能课程间自主选择，毕业后通过普通高考或职教高考升学。此举既能满足多元需求，又可淡化普职界限，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
但当前的问题是，职教改革的探索，并未改变教育“分层”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整个社会仍对职业教育有歧视，仍把它作为成绩不好的孩子不得不去的地方。
所以，扩大高中学位供给，不仅要成为应对短期供需矛盾的应急之举，更应该是推动教育从“分层”向“分类”转型的战略选择。通过硬件扩容、评价改革、国际经验的本土化融合，逐步破解教育焦虑，平衡教育的“量”与“质”、协调普职关系，继而推进政策的持续优化和社会观念的革新。
这需要更深更广的改革。
/// END ///
No.6251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梁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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