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两山”理念，绘就生态新画卷——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煤炭绿色发展
由于一个流域不仅涉及各类矿山问题，还有农业面状污染、工业点状污染、城镇农村黑臭水体、河道湿地污染等问题，要用大系统工程理念，紧密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流域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规划和防灾减灾规划等，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因地制宜开展以流域为单元的绿色矿山建设。
1、煤炭行业践行“两山”理念，必须深化全产业链清洁高效利用
2、我国矿产资源分布的区域差异性，决定了绿色矿山建设必须与矿产资源禀赋相协调、相统一
3、矿区生态修复与综合治理是煤炭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煤炭开采所遗留的煤田火区、采煤沉陷区等生态问题，必须通过系统性综合治理加以解决
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下简称“两山”理念）提出20周年。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为践行“两山”理念提出更高要求。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加快发展绿色低碳经济，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在“双碳”目标大背景下，煤炭行业如何进一步践行“两山”理念？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展开热烈探讨。
深化煤炭全产业链清洁高效利用
“煤炭行业践行‘两山’理念，必须深化全产业链清洁高效利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理工大学校长袁亮指出。
全国政协委员赵建泽表示，在煤炭洗选领域，要加强技术革新和工艺改造，同时深化洗选系统对标管理，提高精煤回收率，降低煤泥排放量，减少煤矸石带煤量。
“煤矸石等大宗工业固体废物治理是我重点关注的方向。”全国政协委员、贵州大学教授陈前林表示。
他主要从事矿产资源高效利用和固体废物治理研究，认为煤炭企业应创新源头治理，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工业固体废物总量，降低各类污染因子含量，从根本上减轻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压力。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华东从事矿产资源调查和基础地质研究工作多年。他认为，煤炭企业践行“两山”理念，要加快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加强产业链延伸与高附加值转化，全面推进节能降碳改造，不断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在煤炭企业，“两山”理念正加速落地。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为例，近年来，该集团立足焦煤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条，打通煤基尼龙化工、碳材料、硅材料多条特色产业链；推进煤层气综合利用，2024年煤矿瓦斯发电量2.1亿千瓦时；开展污染物“近零排放”五年行动，投入13.6亿元用于污染治理，完成“近零排放”项目304项，重污染物排放浓度远低于国家和地方标准。
“近年来，我们坚持把‘取其材、用其能、固其碳、不污染’作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根本出路，推动传统能源企业向功能材料企业转型。”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毛说，“未来，我们将继续坚定走好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加快健全‘集团监督—板块监管—企业助力’三级环保管理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强化绿色矿山建设系统性思维
去年4月，自然资源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通知》提出，到2028年底，持证在产的90%大型矿山、80%中型矿山要达到绿色矿山标准要求。
袁亮表示，这一目标的实现，将推动煤矿企业从生产方式、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转型升级。
“我国矿产资源分布的区域差异性，决定了绿色矿山建设必须与矿产资源禀赋相协调、相统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武强表示。
武强指出，除了区域差异明显外，我国主要矿产查明资源储量增长乏力、矿山开发规模和产品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高、市场投资环境缺乏吸引力等问题依然突出，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任重道远。
对此，武强提出，要强化绿色矿山建设的系统性思维，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原则，健全绿色矿业发展工作机制，构建由政府、企业、公众、社团等各方组成的社会监督体系，健全绿色矿山企业信息公开机制。
他表示，一方面，绿色矿山建设涉及资源开发、安全开采、生态环境修复、污染物排放与处置、水土保持、节能减排等多方面内容，横向上需要多部门多行业协同管理、推进，需在国家层面成立绿色矿山办公室；纵向上要把绿色矿山建设融入当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加强“矿—农—城”一体化规划建设，兼顾地上地下、山上山下、矿内矿外，完善国家、省、市、县四级联创机制，将政策、标准和机制等具体分解和落实。
另一方面，由于一个流域不仅涉及各类矿山问题，还有农业面状污染、工业点状污染、城镇农村黑臭水体、河道湿地污染等问题，要用大系统工程理念，紧密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流域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规划和防灾减灾规划等，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因地制宜开展以流域为单元的绿色矿山建设。
“此外，可探索绿色矿山建设合同管理，在签订矿业权新立、延续、转让等合同时，落实好建设内容，从源头明确新建矿山和持证生产矿山的绿色矿山建设要求。”武强说。
开展矿区生态修复与综合治理
袁亮指出，矿区生态修复与综合治理是煤炭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煤炭开采所遗留的煤田火区、采煤沉陷区等生态问题，必须通过系统性综合治理加以解决。
近年来，我国出台一系列政策推进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部分矿区稳步推进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重建，推动土地资本和自然资本大幅增值，探索形成了“生态修复+文旅产业”“沉陷区治理+渔光互补”“采煤预沉陷监测+耕地耕作层表土剥离”等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
“尽管如此，采煤沉陷区治理依然是高质量发展的洼地，治理工作仍面临诸多困难。”全国人大代表、潞安化工集团常村煤矿设备科副科长张世丽说。
张世丽表示，目前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关于采煤沉陷区治理的政策，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操作标准；采煤沉陷区治理资金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投入和企业出资，部分煤炭企业由于经营效益不佳或历史遗留问题，难以足额承担治理费用；政府与企业治理目标和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导致在治理责任划分、资金投入、项目实施进度等方面难以达成一致；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技术研发投入不足，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尚不完善。
对此，张世丽提出五点建议。一是完善采煤沉陷区治理政策法规，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建立健全采煤沉陷区治理的标准和规范，包括土地复垦标准、生态修复标准、居民安置标准等。二是将采煤沉陷区治理纳入区域发展规划，强化规划标准执行和相关部门的协同合作。三是建立治理技术规范体系，根据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特点和要求，明确土地的复垦标准、复垦方法和工艺流程，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四是健全投资回报机制，鼓励支持社会资本、金融机构加大对采煤沉陷区治理项目的资金投入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五是加强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关键技术攻关，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鼓励开展针对性关键技术研发与技术体系集成，推广应用先进的治理技术和模式。
武强建议，针对我国矿区生态修复面临的历史欠账多、治理投入不足等难题，可运用市场化手段，鼓励绿色矿山“开发式”建设。以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为例，可以在黄河流域煤炭开采量大的地区，建立省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基金。基金可从企业矿产品销售收入中按一定比例计提，统筹用于全省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以基金为引导，“谁修复、谁受益”，吸引社会资本投入。
“政府政策在煤炭行业绿色转型中的引导作用至关重要。”袁亮说。
由于一个流域不仅涉及各类矿山问题，还有农业面状污染、工业点状污染、城镇农村黑臭水体、河道湿地污染等问题，要用大系统工程理念，紧密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流域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规划和防灾减灾规划等，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因地制宜开展以流域为单元的绿色矿山建设。
1、煤炭行业践行“两山”理念，必须深化全产业链清洁高效利用
2、我国矿产资源分布的区域差异性，决定了绿色矿山建设必须与矿产资源禀赋相协调、相统一
3、矿区生态修复与综合治理是煤炭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煤炭开采所遗留的煤田火区、采煤沉陷区等生态问题，必须通过系统性综合治理加以解决
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下简称“两山”理念）提出20周年。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为践行“两山”理念提出更高要求。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加快发展绿色低碳经济，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在“双碳”目标大背景下，煤炭行业如何进一步践行“两山”理念？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展开热烈探讨。
深化煤炭全产业链清洁高效利用
“煤炭行业践行‘两山’理念，必须深化全产业链清洁高效利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理工大学校长袁亮指出。
全国政协委员赵建泽表示，在煤炭洗选领域，要加强技术革新和工艺改造，同时深化洗选系统对标管理，提高精煤回收率，降低煤泥排放量，减少煤矸石带煤量。
“煤矸石等大宗工业固体废物治理是我重点关注的方向。”全国政协委员、贵州大学教授陈前林表示。
他主要从事矿产资源高效利用和固体废物治理研究，认为煤炭企业应创新源头治理，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工业固体废物总量，降低各类污染因子含量，从根本上减轻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压力。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华东从事矿产资源调查和基础地质研究工作多年。他认为，煤炭企业践行“两山”理念，要加快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加强产业链延伸与高附加值转化，全面推进节能降碳改造，不断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在煤炭企业，“两山”理念正加速落地。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为例，近年来，该集团立足焦煤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条，打通煤基尼龙化工、碳材料、硅材料多条特色产业链；推进煤层气综合利用，2024年煤矿瓦斯发电量2.1亿千瓦时；开展污染物“近零排放”五年行动，投入13.6亿元用于污染治理，完成“近零排放”项目304项，重污染物排放浓度远低于国家和地方标准。
“近年来，我们坚持把‘取其材、用其能、固其碳、不污染’作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根本出路，推动传统能源企业向功能材料企业转型。”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毛说，“未来，我们将继续坚定走好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加快健全‘集团监督—板块监管—企业助力’三级环保管理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强化绿色矿山建设系统性思维
去年4月，自然资源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通知》提出，到2028年底，持证在产的90%大型矿山、80%中型矿山要达到绿色矿山标准要求。
袁亮表示，这一目标的实现，将推动煤矿企业从生产方式、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转型升级。
“我国矿产资源分布的区域差异性，决定了绿色矿山建设必须与矿产资源禀赋相协调、相统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武强表示。
武强指出，除了区域差异明显外，我国主要矿产查明资源储量增长乏力、矿山开发规模和产品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高、市场投资环境缺乏吸引力等问题依然突出，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任重道远。
对此，武强提出，要强化绿色矿山建设的系统性思维，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原则，健全绿色矿业发展工作机制，构建由政府、企业、公众、社团等各方组成的社会监督体系，健全绿色矿山企业信息公开机制。
他表示，一方面，绿色矿山建设涉及资源开发、安全开采、生态环境修复、污染物排放与处置、水土保持、节能减排等多方面内容，横向上需要多部门多行业协同管理、推进，需在国家层面成立绿色矿山办公室；纵向上要把绿色矿山建设融入当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加强“矿—农—城”一体化规划建设，兼顾地上地下、山上山下、矿内矿外，完善国家、省、市、县四级联创机制，将政策、标准和机制等具体分解和落实。
另一方面，由于一个流域不仅涉及各类矿山问题，还有农业面状污染、工业点状污染、城镇农村黑臭水体、河道湿地污染等问题，要用大系统工程理念，紧密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流域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规划和防灾减灾规划等，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因地制宜开展以流域为单元的绿色矿山建设。
“此外，可探索绿色矿山建设合同管理，在签订矿业权新立、延续、转让等合同时，落实好建设内容，从源头明确新建矿山和持证生产矿山的绿色矿山建设要求。”武强说。
开展矿区生态修复与综合治理
袁亮指出，矿区生态修复与综合治理是煤炭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煤炭开采所遗留的煤田火区、采煤沉陷区等生态问题，必须通过系统性综合治理加以解决。
近年来，我国出台一系列政策推进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部分矿区稳步推进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重建，推动土地资本和自然资本大幅增值，探索形成了“生态修复+文旅产业”“沉陷区治理+渔光互补”“采煤预沉陷监测+耕地耕作层表土剥离”等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
“尽管如此，采煤沉陷区治理依然是高质量发展的洼地，治理工作仍面临诸多困难。”全国人大代表、潞安化工集团常村煤矿设备科副科长张世丽说。
张世丽表示，目前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关于采煤沉陷区治理的政策，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操作标准；采煤沉陷区治理资金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投入和企业出资，部分煤炭企业由于经营效益不佳或历史遗留问题，难以足额承担治理费用；政府与企业治理目标和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导致在治理责任划分、资金投入、项目实施进度等方面难以达成一致；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技术研发投入不足，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尚不完善。
对此，张世丽提出五点建议。一是完善采煤沉陷区治理政策法规，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建立健全采煤沉陷区治理的标准和规范，包括土地复垦标准、生态修复标准、居民安置标准等。二是将采煤沉陷区治理纳入区域发展规划，强化规划标准执行和相关部门的协同合作。三是建立治理技术规范体系，根据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特点和要求，明确土地的复垦标准、复垦方法和工艺流程，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四是健全投资回报机制，鼓励支持社会资本、金融机构加大对采煤沉陷区治理项目的资金投入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五是加强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关键技术攻关，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鼓励开展针对性关键技术研发与技术体系集成，推广应用先进的治理技术和模式。
武强建议，针对我国矿区生态修复面临的历史欠账多、治理投入不足等难题，可运用市场化手段，鼓励绿色矿山“开发式”建设。以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为例，可以在黄河流域煤炭开采量大的地区，建立省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基金。基金可从企业矿产品销售收入中按一定比例计提，统筹用于全省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以基金为引导，“谁修复、谁受益”，吸引社会资本投入。
“政府政策在煤炭行业绿色转型中的引导作用至关重要。”袁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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