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赵海英近日对记者表示，今年两会期间，她带来了一份关于支持儿童养育的提案。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赵海英认为，当前，我国面向儿童早期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突出短板，关系到家庭生育意愿、居民消费需求、人口发展趋势与社会和谐稳定，亟待健全儿童养育服务政策体系，加大中央财政资金投入，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家国共育，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培养好接班人和未来生力军。
人口挑战与儿童早期发展问题直接相关
赵海英表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当前，我国高质量发展面临较大人口挑战，很大程度与儿童早期发展问题直接相关。第一，人口总量势能不断弱化，长期低生育率是基础性原因。“不愿生、不敢生”现象背后，儿童早期养育负担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普遍性问题。
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我国0—17岁孩子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养育到本科毕业平均要花费68万元，相当于人均GDP的6.3倍。
第二，人口素质参差不齐，与儿童早期的照料护理和养育教育投入密切相关。根据国家卫健委组织研究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我国6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平均约为5%，但农村和偏远地区仍普遍高于20%。国家卫健委2024年数据显示，现阶段我国3岁以下儿童约4000万，接受正规托育服务的比例仅为5.5%，远低于OECD国家34%的水平。
第三，儿童早期发展既是儿童的问题、也是家庭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原本满心欢喜步入婚姻殿堂的年轻人，除了要扛起养育孩子的财务负担之外，还要面对巨大的精力消耗和心理压力。“家政服务员”连续多年高居我国十大“最缺工”职业榜单，目前仍有2000万人员缺口，且服务质量问题突出。
“许多新手父母被迫变成‘超人’爸爸、‘超人’妈妈，在家庭事业两头频繁切换、疲于兼顾，导致身心俱疲，陷入情感焦虑、夫妻失和、不安与彷徨，弥漫到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赵海英称，正所谓“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赵海英认为，立足我国人口发展的新趋势来观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亟需建立儿童养育支持体系，创造有利于发展的人口总量势能、幸福美满家风和社会和谐稳定。
建议将0—3岁儿童早期发展纳入“十五五”规划
对于如何更好支持儿童养育，建立儿童养育支持体系，赵海英提出了三方面建议。
一是将儿童早期发展纳入“十五五”规划，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儿童早期发展的投资回报是长期的，且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一旦儿童早期发展滞后，将对一生的质量造成不可逆的长期障碍。”赵海英称，但人口是自由流动的，所以地方政府投入激励不足。实践也表明，主要依靠社会力量开展儿童早期发展也难以持续，亟需中央政府统筹支持，国家发展战略与公共政策应该遵循儿童优先的原则。
目前，我国儿童早期发展的公共财政投入力度偏低。赵海英提供了一组数据。2024年，中央财政面向0—3岁儿童的托育服务投入不到100亿元，平均每年每个孩子投入金额仅为350元。相比来看，2020年，OECD国家儿童早期教育与照护服务公共投入占GDP比重平均达0.8%，公共财政平均每年每个0-3岁孩子投入金额接近6000美元。
因此，她建议，将0—3岁儿童早期发展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与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加强针对儿童早期发展工作的顶层设计，从加大中央转移支付、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拓展新增资源与完善体制机制等方面予以保障。建立财政、教育、卫健、发改、民政、妇儿工委等多部门协作的组织体系，推动政府职责更明确、财政投入更大、行业标准更健全、幼师培训更严格、家庭指导更到位，以及立法保障更可靠。构建全国性儿童早期发展普惠政策体系，协调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公益机构、科研院所、政府机构等多方参与。支持职业院校和高等院校不断完善儿童早期发展、家政服务等相关专业课程体系，鼓励各类培训机构开展育儿师专业培训，给予财税政策优惠，提升服务的职业化水平。
呼吁设立“0—3岁儿童早期发展资金”发行专项债
第二个建议则是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中央转移支付中设立儿童专项基金，优先面向新生儿加大生育补贴。
赵海英解释，目前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中，基建等非民生支出占主体，在民生支出部分，养老金、医疗保险补助等支出占主体。加大投资儿童早期发展，既有利于保障儿童成长成才，也有利于更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短期消费刺激，长期改善消费预期，释放更多内需潜力。即便从投资回报角度，儿童早期发展是回报率最高的人力资本投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和OECD研究显示，儿童早期发展阶段每投入1元，成年后社会价值回报4—9元，年投资回报率最高可达13%。
她建议，在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中，专门设置“0—3岁儿童早期发展资金”。据有关单位测算，在“十五五”时期，面向中西部农村落后地区，精准实施儿童早期发展计划，未来财政每年需投入250亿元左右资金；面向全国农村地区，每年需要投入450亿元左右资金；覆盖面扩展到乡镇，预计财政每年投入800亿元左右。
“目前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约10万亿元，上述测算的儿童早期发展资金规模不到其1%，中央有条件加大这笔投入。”赵海英称，针对外部性强、回报周期长的儿童早期发展公共投资项目，亦可考虑探索新增筹资渠道，类似于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债券，设计发行“儿童发展”专项债券。
此外，建议优先面向新生儿加大生育补贴。国内外数据都表明，加大生育补贴能够有效提高生育意愿。据韩国官方数据，2024年新生儿人数首次出现8年以来正增长，与政府加大生育补贴高度相关。我国湖北省天门市向生二胎、三胎的家庭发6万—12万补贴，出生人口也显著提高。
赵海英表示，假设在全国范围内对新生儿每人每年补贴2万，对1—3岁儿童每人每年补贴1万，按照我国每年900万新生儿、3100万1—3岁儿童计算，每年补贴4900亿（900万*2万+3100*1万）。面向儿童发展等于是投资于“社会基础设施”，乘数效应和社会效应更加显著。
推广“入户养育指导”试点经验
第三个建议则是多措并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支持儿童早期发展，推广“入户养育指导”试点经验，充分利用现有闲置公共资源。
赵海英称，儿童早期发展涉及健康、教育、家庭辅导等多领域、多方面工作，社会力量与公益机构善于发现社会中容易被忽视的群体。
据赵海英介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15年启动“山村入户早教计划”项目试点，在本地招募育婴辅导员、经过专业培训后，为农村家庭免费提供每周一次入户养育指导服务。截至2023年底，已在全国10个省区市19个县开展试点，惠及超过4万名农村婴幼儿。实验表明，儿童早期干预提高了孩子的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降低了各维度发育迟缓风险，84%的儿童在综合表现中好于对照组儿童。
在已有政策实验取得积极效果的基础上，建议进一步挖掘盘活基层闲置的公共资源。她认为，目前乡村、镇在闲置的学校、卫生所、文化站等方面仍然有可以进一步整合利用的软硬件资源，过去长期从事卫生健康的公共人力资源，也可以逐步调整配置到儿童早期发展、鼓励生育等公共服务领域。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网）
全国人大代表、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赵海英近日对记者表示，今年两会期间，她带来了一份关于支持儿童养育的提案。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赵海英认为，当前，我国面向儿童早期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突出短板，关系到家庭生育意愿、居民消费需求、人口发展趋势与社会和谐稳定，亟待健全儿童养育服务政策体系，加大中央财政资金投入，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家国共育，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培养好接班人和未来生力军。
人口挑战与儿童早期发展问题直接相关
赵海英表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当前，我国高质量发展面临较大人口挑战，很大程度与儿童早期发展问题直接相关。第一，人口总量势能不断弱化，长期低生育率是基础性原因。“不愿生、不敢生”现象背后，儿童早期养育负担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普遍性问题。
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我国0—17岁孩子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养育到本科毕业平均要花费68万元，相当于人均GDP的6.3倍。
第二，人口素质参差不齐，与儿童早期的照料护理和养育教育投入密切相关。根据国家卫健委组织研究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我国6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平均约为5%，但农村和偏远地区仍普遍高于20%。国家卫健委2024年数据显示，现阶段我国3岁以下儿童约4000万，接受正规托育服务的比例仅为5.5%，远低于OECD国家34%的水平。
第三，儿童早期发展既是儿童的问题、也是家庭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原本满心欢喜步入婚姻殿堂的年轻人，除了要扛起养育孩子的财务负担之外，还要面对巨大的精力消耗和心理压力。“家政服务员”连续多年高居我国十大“最缺工”职业榜单，目前仍有2000万人员缺口，且服务质量问题突出。
“许多新手父母被迫变成‘超人’爸爸、‘超人’妈妈，在家庭事业两头频繁切换、疲于兼顾，导致身心俱疲，陷入情感焦虑、夫妻失和、不安与彷徨，弥漫到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赵海英称，正所谓“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赵海英认为，立足我国人口发展的新趋势来观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亟需建立儿童养育支持体系，创造有利于发展的人口总量势能、幸福美满家风和社会和谐稳定。
建议将0—3岁儿童早期发展纳入“十五五”规划
对于如何更好支持儿童养育，建立儿童养育支持体系，赵海英提出了三方面建议。
一是将儿童早期发展纳入“十五五”规划，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儿童早期发展的投资回报是长期的，且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一旦儿童早期发展滞后，将对一生的质量造成不可逆的长期障碍。”赵海英称，但人口是自由流动的，所以地方政府投入激励不足。实践也表明，主要依靠社会力量开展儿童早期发展也难以持续，亟需中央政府统筹支持，国家发展战略与公共政策应该遵循儿童优先的原则。
目前，我国儿童早期发展的公共财政投入力度偏低。赵海英提供了一组数据。2024年，中央财政面向0—3岁儿童的托育服务投入不到100亿元，平均每年每个孩子投入金额仅为350元。相比来看，2020年，OECD国家儿童早期教育与照护服务公共投入占GDP比重平均达0.8%，公共财政平均每年每个0-3岁孩子投入金额接近6000美元。
因此，她建议，将0—3岁儿童早期发展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与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加强针对儿童早期发展工作的顶层设计，从加大中央转移支付、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拓展新增资源与完善体制机制等方面予以保障。建立财政、教育、卫健、发改、民政、妇儿工委等多部门协作的组织体系，推动政府职责更明确、财政投入更大、行业标准更健全、幼师培训更严格、家庭指导更到位，以及立法保障更可靠。构建全国性儿童早期发展普惠政策体系，协调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公益机构、科研院所、政府机构等多方参与。支持职业院校和高等院校不断完善儿童早期发展、家政服务等相关专业课程体系，鼓励各类培训机构开展育儿师专业培训，给予财税政策优惠，提升服务的职业化水平。
呼吁设立“0—3岁儿童早期发展资金”发行专项债
第二个建议则是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中央转移支付中设立儿童专项基金，优先面向新生儿加大生育补贴。
赵海英解释，目前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中，基建等非民生支出占主体，在民生支出部分，养老金、医疗保险补助等支出占主体。加大投资儿童早期发展，既有利于保障儿童成长成才，也有利于更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短期消费刺激，长期改善消费预期，释放更多内需潜力。即便从投资回报角度，儿童早期发展是回报率最高的人力资本投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和OECD研究显示，儿童早期发展阶段每投入1元，成年后社会价值回报4—9元，年投资回报率最高可达13%。
她建议，在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中，专门设置“0—3岁儿童早期发展资金”。据有关单位测算，在“十五五”时期，面向中西部农村落后地区，精准实施儿童早期发展计划，未来财政每年需投入250亿元左右资金；面向全国农村地区，每年需要投入450亿元左右资金；覆盖面扩展到乡镇，预计财政每年投入800亿元左右。
“目前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约10万亿元，上述测算的儿童早期发展资金规模不到其1%，中央有条件加大这笔投入。”赵海英称，针对外部性强、回报周期长的儿童早期发展公共投资项目，亦可考虑探索新增筹资渠道，类似于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债券，设计发行“儿童发展”专项债券。
此外，建议优先面向新生儿加大生育补贴。国内外数据都表明，加大生育补贴能够有效提高生育意愿。据韩国官方数据，2024年新生儿人数首次出现8年以来正增长，与政府加大生育补贴高度相关。我国湖北省天门市向生二胎、三胎的家庭发6万—12万补贴，出生人口也显著提高。
赵海英表示，假设在全国范围内对新生儿每人每年补贴2万，对1—3岁儿童每人每年补贴1万，按照我国每年900万新生儿、3100万1—3岁儿童计算，每年补贴4900亿（900万*2万+3100*1万）。面向儿童发展等于是投资于“社会基础设施”，乘数效应和社会效应更加显著。
推广“入户养育指导”试点经验
第三个建议则是多措并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支持儿童早期发展，推广“入户养育指导”试点经验，充分利用现有闲置公共资源。
赵海英称，儿童早期发展涉及健康、教育、家庭辅导等多领域、多方面工作，社会力量与公益机构善于发现社会中容易被忽视的群体。
据赵海英介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15年启动“山村入户早教计划”项目试点，在本地招募育婴辅导员、经过专业培训后，为农村家庭免费提供每周一次入户养育指导服务。截至2023年底，已在全国10个省区市19个县开展试点，惠及超过4万名农村婴幼儿。实验表明，儿童早期干预提高了孩子的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降低了各维度发育迟缓风险，84%的儿童在综合表现中好于对照组儿童。
在已有政策实验取得积极效果的基础上，建议进一步挖掘盘活基层闲置的公共资源。她认为，目前乡村、镇在闲置的学校、卫生所、文化站等方面仍然有可以进一步整合利用的软硬件资源，过去长期从事卫生健康的公共人力资源，也可以逐步调整配置到儿童早期发展、鼓励生育等公共服务领域。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