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前夕，多位经济学家为“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献计献策。他们认为，“两新”政策作为促消费的重要抓手，成效显著。未来扩内需要从增加居民收入、推动服务消费升级等方面入手，建议在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适度放宽准入，放松价格管制，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从而拉动中高收入人群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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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旧换新”推动零售消费反弹，盲盒消费、陪伴型玩偶等情绪消费商品销售热度不减，AI键鼠、AI耳机等数智产品销售火爆，老年人消费稳健增长……多个新趋势、新特点为我国2024年消费市场留下注解。2025年开年，“两新”政策加力扩围实施，中国消费新空间持续打开。
“当前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仍然是促进消费持续增长的直接抓手。”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近日举办的“经济每月谈”上，京东集团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分享了一组数据：去年10月，与“以旧换新”密切相关的家电零售同比上升39.2%、文化办公用品上升18.0%、家具上升7.4%、汽车上升3.7%。上述四类合计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2个百分点。“总体而言，以旧换新扭转了去年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下滑的趋势，和其他政策一起推动中国经济在三季度末和四季度企稳回升。”
在这场临近全国两会的交流活动上，来自宏观经济领域的多名专家为提振消费、扩大国内需求支招。这是2025年经济工作九项重点任务之首。2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
“今年扩大国内需求更加紧迫”
“当前的需求不足较为突出地反映在一些中心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上，也体现为全国价格持续走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王一鸣在现场分析，虽然今年1月受春节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有所回升，但2月以后可能还会适度回落。此外，需求走弱也正在向供给端传导。
在王一鸣看来，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明显增多，不利的影响可能加深，扩大国内需求会更加紧迫。“扩大内需依然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特别是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制约。持续3年多的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是造成投资消费、地方财政、金融信贷等变化的重要因素。”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则提到总需求问题背后是亿万个主体的互动行为，总需求不足是一个总量问题，其复杂性远超个体生活经验和微观企业视角。
他以债务问题为例说，对于家庭和企业而言，往往希望债务越少越好，但对于国家而言，适度的债务是国家发展的需要，过多或过少都会带来严重问题。而有关收入的视角差异则更加明显，“个体通过努力工作可以在竞争中获胜并增加收入，但对于国家整体而言，总收入的增长并不完全依赖于个体的努力和生产效率的提升，而是与信贷和资本市场有更密切的联系。”张斌说。
他认为，市场需求不足会引发一系列负面影响，表现为市场失灵，即当经济运行的一类主体减少支出，就会依次传导给其他参与主体，这可能会导致各类主体资产负债表之间的负向螺旋循环。
对此，这位较早为如何走出需求不足发声的学者建议从逆周期政策和结构性政策方面进行调整。“短期内走出需求不足的局面离不开投资，消费和投资在当前阶段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张斌呼吁政策制定者在关注消费的同时，要重视投资的作用，特别是在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包括旧房改造，建设图书馆、医院、体育场馆、地下管网等，“这些投资既改善民生福利，又能带动收入和消费增加。”
在结构性政策调整方面，张斌认为，要在收入端更好地进行二次收入分配，“财政要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保障，要推动三次产业增长更平衡。”
让更多收入流向消费者
实际上，去年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预告今年宏观政策的政策取向，明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加大财政支出强度惠民生，成为今年宏观政策调整的重头戏之一。
“财政支出若能更多向消费和居民收入倾斜，则更有利于提振中国的消费需求。”沈建光以以旧换新政策为例说，该政策为治本政策的推出提供了时间和空间，“特别是2025政策加力扩围之后，电脑、手机等数码产品的销量已出现大幅增长。”
他还提到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有关措施应该尽快落地。”在沈建光看来，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不仅可以直接增加居民部门收入，增加消费支出，还可以通过降低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通过杠杆效应进一步刺激消费。
多次呼吁推动收入分配改革的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需求不足，其实指的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由支出欲望和购买力相结合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归根结底是个收入分配问题，因此，根本的解决方案是让更多收入流向消费者。”徐高认为，调节收入结构是上策，应推动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增加分红，作为财产收入的主要资金来源，建议今年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向社保基金划转。
此前，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于2019年全面推开。
2023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年末，我国国有资本权益总额102万亿元，全国国有金融资本权益总额30.6万亿元，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净资产51.4万亿元。徐高认为，如果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向社保基金划转，并且将这部分新增资金投资产生的收益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将大幅带动全社会消费。
发力惠民生
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确保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大于名义GDP增速，把服务消费作为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促进形成消费与投资的互动机制……聚焦提振消费，多个改革方向被提及，满足民生需求是共同出发点。
对于服务消费的发展，王一鸣建议在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适度放宽准入，放松价格管制，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从而拉动中高收入人群的消费。
“近年来商品消费相对饱和，服务消费持续稳定增长，消费者对服务消费的需求提高。”王一鸣建议在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适度放宽准入，放松价格管制，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服务消费领域，同时理顺服务价格，增加差异化的服务供给，满足中高收入群体多样化的服务消费需求。
他还建议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落实常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后一项可以将相关人群的消费意愿提高30%。”
从去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到今年2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服务消费有关工作，促进服务消费发展的利好信号持续释放。2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推动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支持服务消费场景创新、业态融合、产业集聚，完善文化旅游、餐饮住宿、养老托育、数字消费等领域标准。
在创新提升服务贸易上，该会议提出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电信、教育、文化、医疗、金融等领域研究推出一批新的开放举措。
值得注意的是，不止一位专家表示“消费与投资并不对立”“增加有效投资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人员收入和消费能力”。
在徐高看来，短期内提升消费，还需要宏观政策去刺激消费之外的其他内需，也就是通过投资来创造需求、稳定增长，短期内必须接受较低的投资回报率。另外，房地产政策也需要进一步发力，通过化解房地产的矛盾稳定宏观预期。
“在整个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利率敏感性下降的背景下，财政政策才是稳增长的关键抓手，货币政策的核心应该是提升社会融资增速，将金融市场积压流动性导入实体经济。”徐高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彩云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3月04日 06版
全国两会前夕，多位经济学家为“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献计献策。他们认为，“两新”政策作为促消费的重要抓手，成效显著。未来扩内需要从增加居民收入、推动服务消费升级等方面入手，建议在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适度放宽准入，放松价格管制，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从而拉动中高收入人群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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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旧换新”推动零售消费反弹，盲盒消费、陪伴型玩偶等情绪消费商品销售热度不减，AI键鼠、AI耳机等数智产品销售火爆，老年人消费稳健增长……多个新趋势、新特点为我国2024年消费市场留下注解。2025年开年，“两新”政策加力扩围实施，中国消费新空间持续打开。
“当前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仍然是促进消费持续增长的直接抓手。”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近日举办的“经济每月谈”上，京东集团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分享了一组数据：去年10月，与“以旧换新”密切相关的家电零售同比上升39.2%、文化办公用品上升18.0%、家具上升7.4%、汽车上升3.7%。上述四类合计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2个百分点。“总体而言，以旧换新扭转了去年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下滑的趋势，和其他政策一起推动中国经济在三季度末和四季度企稳回升。”
在这场临近全国两会的交流活动上，来自宏观经济领域的多名专家为提振消费、扩大国内需求支招。这是2025年经济工作九项重点任务之首。2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
“今年扩大国内需求更加紧迫”
“当前的需求不足较为突出地反映在一些中心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上，也体现为全国价格持续走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王一鸣在现场分析，虽然今年1月受春节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有所回升，但2月以后可能还会适度回落。此外，需求走弱也正在向供给端传导。
在王一鸣看来，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明显增多，不利的影响可能加深，扩大国内需求会更加紧迫。“扩大内需依然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特别是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制约。持续3年多的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是造成投资消费、地方财政、金融信贷等变化的重要因素。”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则提到总需求问题背后是亿万个主体的互动行为，总需求不足是一个总量问题，其复杂性远超个体生活经验和微观企业视角。
他以债务问题为例说，对于家庭和企业而言，往往希望债务越少越好，但对于国家而言，适度的债务是国家发展的需要，过多或过少都会带来严重问题。而有关收入的视角差异则更加明显，“个体通过努力工作可以在竞争中获胜并增加收入，但对于国家整体而言，总收入的增长并不完全依赖于个体的努力和生产效率的提升，而是与信贷和资本市场有更密切的联系。”张斌说。
他认为，市场需求不足会引发一系列负面影响，表现为市场失灵，即当经济运行的一类主体减少支出，就会依次传导给其他参与主体，这可能会导致各类主体资产负债表之间的负向螺旋循环。
对此，这位较早为如何走出需求不足发声的学者建议从逆周期政策和结构性政策方面进行调整。“短期内走出需求不足的局面离不开投资，消费和投资在当前阶段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张斌呼吁政策制定者在关注消费的同时，要重视投资的作用，特别是在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包括旧房改造，建设图书馆、医院、体育场馆、地下管网等，“这些投资既改善民生福利，又能带动收入和消费增加。”
在结构性政策调整方面，张斌认为，要在收入端更好地进行二次收入分配，“财政要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保障，要推动三次产业增长更平衡。”
让更多收入流向消费者
实际上，去年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预告今年宏观政策的政策取向，明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加大财政支出强度惠民生，成为今年宏观政策调整的重头戏之一。
“财政支出若能更多向消费和居民收入倾斜，则更有利于提振中国的消费需求。”沈建光以以旧换新政策为例说，该政策为治本政策的推出提供了时间和空间，“特别是2025政策加力扩围之后，电脑、手机等数码产品的销量已出现大幅增长。”
他还提到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有关措施应该尽快落地。”在沈建光看来，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不仅可以直接增加居民部门收入，增加消费支出，还可以通过降低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通过杠杆效应进一步刺激消费。
多次呼吁推动收入分配改革的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需求不足，其实指的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由支出欲望和购买力相结合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归根结底是个收入分配问题，因此，根本的解决方案是让更多收入流向消费者。”徐高认为，调节收入结构是上策，应推动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增加分红，作为财产收入的主要资金来源，建议今年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向社保基金划转。
此前，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于2019年全面推开。
2023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年末，我国国有资本权益总额102万亿元，全国国有金融资本权益总额30.6万亿元，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净资产51.4万亿元。徐高认为，如果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向社保基金划转，并且将这部分新增资金投资产生的收益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将大幅带动全社会消费。
发力惠民生
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确保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大于名义GDP增速，把服务消费作为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促进形成消费与投资的互动机制……聚焦提振消费，多个改革方向被提及，满足民生需求是共同出发点。
对于服务消费的发展，王一鸣建议在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适度放宽准入，放松价格管制，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从而拉动中高收入人群的消费。
“近年来商品消费相对饱和，服务消费持续稳定增长，消费者对服务消费的需求提高。”王一鸣建议在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适度放宽准入，放松价格管制，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服务消费领域，同时理顺服务价格，增加差异化的服务供给，满足中高收入群体多样化的服务消费需求。
他还建议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落实常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后一项可以将相关人群的消费意愿提高30%。”
从去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到今年2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服务消费有关工作，促进服务消费发展的利好信号持续释放。2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推动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支持服务消费场景创新、业态融合、产业集聚，完善文化旅游、餐饮住宿、养老托育、数字消费等领域标准。
在创新提升服务贸易上，该会议提出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电信、教育、文化、医疗、金融等领域研究推出一批新的开放举措。
值得注意的是，不止一位专家表示“消费与投资并不对立”“增加有效投资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人员收入和消费能力”。
在徐高看来，短期内提升消费，还需要宏观政策去刺激消费之外的其他内需，也就是通过投资来创造需求、稳定增长，短期内必须接受较低的投资回报率。另外，房地产政策也需要进一步发力，通过化解房地产的矛盾稳定宏观预期。
“在整个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利率敏感性下降的背景下，财政政策才是稳增长的关键抓手，货币政策的核心应该是提升社会融资增速，将金融市场积压流动性导入实体经济。”徐高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彩云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3月04日 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