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偏爱维持现状而非变革，偏好反应而非行动，谨慎而非冒险。
十年前，德国被视为全球经济的典范。
当时，德国的经济不仅成功抵御了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反而在这一过程中蓬勃发展。它的公共财政保持平衡，远超全球其他国家的巨额政府债务。而在英国和美国的政客沉浸于文化战争时，德国的政治家们依然秉持妥协的艺术。
然而今天，德国已从一个典范变成了“弃儿”。
其经济模式已遭遇崩溃，民众自信心被摧毁，政治格局四分五裂。
欧洲曾经的经济引擎已经连续两年萎缩，抹去了自新冠疫情以来的任何复苏迹象。其制造业产出在同期下降了约10%，而企业在成本上升与出口下降之间的夹击下，每个月都在裁员数千人。
当选民在周日选举新一届议会时，极右翼党派极有可能将议席数量翻倍，四分五裂的中间派可能会很难组建一个稳定的政府。
这一切的背后，既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从乌克兰战争到美国的保护主义，再到中国经济放缓。
然而，一些分析人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柏林的应对措施存在管理失误。原因正是“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并非指政治意识形态，而是指偏爱维持现状而非变革，偏好反应而非行动，谨慎而非冒险。
这种现象部分源自德国的成功。正如历史学家蒂莫西·加尔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在其著作《家园：过去50年欧洲的历史》中所指出的，只要德国经济处于增长状态，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欧元区债务危机都未能对其构成重大威胁，德国就没有面临调整方向的压力。
“德国是最后一个觉醒的，因为他们做得最好，”他说。“这是对政治、商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知识分子精英的批评，因为他们本应该预见到即将到来的挑战。”
德国曾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先行者。25年前，它通过了首部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法，并计划到2045年实现温室气体中和，比大多数国家都早。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德国在这一领域的成功程度相对有限。根据政府数据，2023年德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了60%，但这一年大幅下降的原因是经济衰退。
如今，德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高于全球及欧盟的平均水平，甚至高于英国和法国，仅略低于中国。与此同时，根据欧盟官方统计数据，2024年上半年，德国家庭的电费是欧盟最高的。
这一成效不显著的原因之一，正是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2011年做出的决定，在福岛核灾后加速淘汰核能。为了弥补核能的缺失，德国不得不依赖更多化石燃料，包括煤炭和俄罗斯天然气，同时加大可再生能源的投资。
美国和欧洲盟友曾警告德国过度依赖俄罗斯。然而，默克尔在2014年并未改变立场，即便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她依然保持不变。而她的继任者奥拉夫·肖尔茨（Olaf Scholz）也同样没有采取行动，直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开始减少天然气供应，迫使柏林重新启动闲置的燃煤电厂。
“共识社会的问题在于，有时共识是错的，而当共识出错时，却没有纠错机制，”《Kaput——德国奇迹的终结》一书的作者沃尔夫冈·穆恩肖（Wolfgang Münchau）说。“这正好与举报者文化相反。”
2023年4月，在德国能源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德国的最后三座核电站停运，进一步加剧了危机。
当默克尔在2015年让数十万中东、中央亚洲和非洲的难民涌入时，许多德国人热烈欢迎这些新来者，纷纷涌向火车站接待他们。
这一波移民潮是二战后德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源自一个“非决定”——正如《世界报》副主编罗宾·亚历山大（Robin Alexander）在其2017年出版的《被驱赶的人》（Die Getriebenen）一书中所描述，德国的边界本来就在《申根协议》下开放。当难民接近时，默克尔选择不关闭边界。
为什么？因为她担心关闭边界会面临法院的挑战，且边境警察可能需要使用武力来维护边界安全。
“边界没有关闭，并不是因为默克尔故意决定这么做，也不是因为联邦政府中的其他人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亚历山大写道。“在关键时刻，根本没有人愿意承担关闭边界的责任。”
对于历史学家兼柏林保守派智库Republik21的负责人安德烈亚斯·罗德（Andreas Rödder）来说，“默克尔总是擅长分析事情为什么行不通，为什么不可能，但却很少找到如何让事情变得可能的办法。这是德国人的态度，但也是欧洲人的态度。美国人更擅长尝试新事物，看看结果如何。”
随着公众情绪对移民的反感加剧，极右翼党派德国选择党（AfD）也因此得到了更多支持。历届政府虽做出了一些微小的移民法改革，但效果甚微。
去年，德国接到超过25万份庇护申请，虽然比2023年有所下降，但仍高于自2016年以来的任何一年。如今，移民的就业率远低于德国人，且犯罪率更高。联邦政府每年仅在难民和庇护申请者的福利上就花费了300亿欧元，相当于315亿美元，超过了德国国防预算的一半。
对于罗德来说，德国未能在形势变化时做出应对，无论是在核能还是移民政策方面，都暴露出一种“静态的世界观”，这自统一以来已成为德国的固有思维。
十年前，当特斯拉（Tesla）在电动汽车市场掀起一阵风潮时，德国汽车制造商做出了两个致命的假设：他们在传统汽车制造方面的专长可以延续到电动汽车领域，而中国将继续大量购买奥迪和大众的燃油车。
然而，后来他们发现，制造电动汽车的核心在于电池和软件，这些领域并非他们擅长的汽缸和燃油阀门。继特斯拉之后，中国汽车制造商已在电动汽车技术上超越了德国同行，蚕食了德国企业的市场份额。
“如果你已经在高端市场上主宰了40年……重新从零开始思考问题的意愿就不大，”独立汽车分析师于尔根·皮珀（Jürgen Pieper）说。
对于穆恩肖来说，这揭示了德国经济的一个核心弱点：依赖模拟技术——机械工程、化学工业——它靠着小幅调整和一些运气存活下来，从欧盟扩展到中国崛起，打开了新的市场和低成本的生产基地。
但这一模式正在落后。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2023年德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为13.3万件，不到韩国和日本的一半。德国的专利大多集中在机械和工业应用领域，而美国和中国则在计算机技术和数字通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即使到今天，辩论仍然围绕着如何让制造业恢复元气，延续这一模式10年，”穆恩肖说。“人们谈论的是竞争力，而美国人则讨论的是增长。”
德国并非一直如此保守，不敢变革。二战后，创新和企业精神席卷了德国，到1950年代，其经济已超越法国和英国。
德国的领导人曾抓住机遇并敢于冒险。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在法国和英国的反对声中推动了统一进程。面对创纪录的失业率，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提出了不受欢迎的劳动市场和福利改革，带领经济走上了20年的增长轨道。
然而今天，“多重利益的积累，如同船壳上的海生物，已经把平衡推得太远，改变变得越来越困难，”加尔顿·阿什说。“但这完全取决于总理个人的领导素质。你永远不知道，直到那个人真正上任。”（WSJ）
导语：偏爱维持现状而非变革，偏好反应而非行动，谨慎而非冒险。
十年前，德国被视为全球经济的典范。
当时，德国的经济不仅成功抵御了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反而在这一过程中蓬勃发展。它的公共财政保持平衡，远超全球其他国家的巨额政府债务。而在英国和美国的政客沉浸于文化战争时，德国的政治家们依然秉持妥协的艺术。
然而今天，德国已从一个典范变成了“弃儿”。
其经济模式已遭遇崩溃，民众自信心被摧毁，政治格局四分五裂。
欧洲曾经的经济引擎已经连续两年萎缩，抹去了自新冠疫情以来的任何复苏迹象。其制造业产出在同期下降了约10%，而企业在成本上升与出口下降之间的夹击下，每个月都在裁员数千人。
当选民在周日选举新一届议会时，极右翼党派极有可能将议席数量翻倍，四分五裂的中间派可能会很难组建一个稳定的政府。
这一切的背后，既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从乌克兰战争到美国的保护主义，再到中国经济放缓。
然而，一些分析人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柏林的应对措施存在管理失误。原因正是“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并非指政治意识形态，而是指偏爱维持现状而非变革，偏好反应而非行动，谨慎而非冒险。
这种现象部分源自德国的成功。正如历史学家蒂莫西·加尔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在其著作《家园：过去50年欧洲的历史》中所指出的，只要德国经济处于增长状态，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欧元区债务危机都未能对其构成重大威胁，德国就没有面临调整方向的压力。
“德国是最后一个觉醒的，因为他们做得最好，”他说。“这是对政治、商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知识分子精英的批评，因为他们本应该预见到即将到来的挑战。”
德国曾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先行者。25年前，它通过了首部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法，并计划到2045年实现温室气体中和，比大多数国家都早。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德国在这一领域的成功程度相对有限。根据政府数据，2023年德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了60%，但这一年大幅下降的原因是经济衰退。
如今，德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高于全球及欧盟的平均水平，甚至高于英国和法国，仅略低于中国。与此同时，根据欧盟官方统计数据，2024年上半年，德国家庭的电费是欧盟最高的。
这一成效不显著的原因之一，正是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2011年做出的决定，在福岛核灾后加速淘汰核能。为了弥补核能的缺失，德国不得不依赖更多化石燃料，包括煤炭和俄罗斯天然气，同时加大可再生能源的投资。
美国和欧洲盟友曾警告德国过度依赖俄罗斯。然而，默克尔在2014年并未改变立场，即便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她依然保持不变。而她的继任者奥拉夫·肖尔茨（Olaf Scholz）也同样没有采取行动，直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开始减少天然气供应，迫使柏林重新启动闲置的燃煤电厂。
“共识社会的问题在于，有时共识是错的，而当共识出错时，却没有纠错机制，”《Kaput——德国奇迹的终结》一书的作者沃尔夫冈·穆恩肖（Wolfgang Münchau）说。“这正好与举报者文化相反。”
2023年4月，在德国能源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德国的最后三座核电站停运，进一步加剧了危机。
当默克尔在2015年让数十万中东、中央亚洲和非洲的难民涌入时，许多德国人热烈欢迎这些新来者，纷纷涌向火车站接待他们。
这一波移民潮是二战后德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源自一个“非决定”——正如《世界报》副主编罗宾·亚历山大（Robin Alexander）在其2017年出版的《被驱赶的人》（Die Getriebenen）一书中所描述，德国的边界本来就在《申根协议》下开放。当难民接近时，默克尔选择不关闭边界。
为什么？因为她担心关闭边界会面临法院的挑战，且边境警察可能需要使用武力来维护边界安全。
“边界没有关闭，并不是因为默克尔故意决定这么做，也不是因为联邦政府中的其他人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亚历山大写道。“在关键时刻，根本没有人愿意承担关闭边界的责任。”
对于历史学家兼柏林保守派智库Republik21的负责人安德烈亚斯·罗德（Andreas Rödder）来说，“默克尔总是擅长分析事情为什么行不通，为什么不可能，但却很少找到如何让事情变得可能的办法。这是德国人的态度，但也是欧洲人的态度。美国人更擅长尝试新事物，看看结果如何。”
随着公众情绪对移民的反感加剧，极右翼党派德国选择党（AfD）也因此得到了更多支持。历届政府虽做出了一些微小的移民法改革，但效果甚微。
去年，德国接到超过25万份庇护申请，虽然比2023年有所下降，但仍高于自2016年以来的任何一年。如今，移民的就业率远低于德国人，且犯罪率更高。联邦政府每年仅在难民和庇护申请者的福利上就花费了300亿欧元，相当于315亿美元，超过了德国国防预算的一半。
对于罗德来说，德国未能在形势变化时做出应对，无论是在核能还是移民政策方面，都暴露出一种“静态的世界观”，这自统一以来已成为德国的固有思维。
十年前，当特斯拉（Tesla）在电动汽车市场掀起一阵风潮时，德国汽车制造商做出了两个致命的假设：他们在传统汽车制造方面的专长可以延续到电动汽车领域，而中国将继续大量购买奥迪和大众的燃油车。
然而，后来他们发现，制造电动汽车的核心在于电池和软件，这些领域并非他们擅长的汽缸和燃油阀门。继特斯拉之后，中国汽车制造商已在电动汽车技术上超越了德国同行，蚕食了德国企业的市场份额。
“如果你已经在高端市场上主宰了40年……重新从零开始思考问题的意愿就不大，”独立汽车分析师于尔根·皮珀（Jürgen Pieper）说。
对于穆恩肖来说，这揭示了德国经济的一个核心弱点：依赖模拟技术——机械工程、化学工业——它靠着小幅调整和一些运气存活下来，从欧盟扩展到中国崛起，打开了新的市场和低成本的生产基地。
但这一模式正在落后。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2023年德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为13.3万件，不到韩国和日本的一半。德国的专利大多集中在机械和工业应用领域，而美国和中国则在计算机技术和数字通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即使到今天，辩论仍然围绕着如何让制造业恢复元气，延续这一模式10年，”穆恩肖说。“人们谈论的是竞争力，而美国人则讨论的是增长。”
德国并非一直如此保守，不敢变革。二战后，创新和企业精神席卷了德国，到1950年代，其经济已超越法国和英国。
德国的领导人曾抓住机遇并敢于冒险。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在法国和英国的反对声中推动了统一进程。面对创纪录的失业率，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提出了不受欢迎的劳动市场和福利改革，带领经济走上了20年的增长轨道。
然而今天，“多重利益的积累，如同船壳上的海生物，已经把平衡推得太远，改变变得越来越困难，”加尔顿·阿什说。“但这完全取决于总理个人的领导素质。你永远不知道，直到那个人真正上任。”（WS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