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银行与杭州银行:浙江金融版图的双面镜像

中国金融网

18小时前

在这场没有终点的金融进化中,浙商银行与杭州银行的命运交织成浙江金融改革的微观样本。

浙商银行.jpg

中国金融网首席金融观察员 金透

在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浙江,浙商银行与杭州银行如同金融江湖中的双生子——前者以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之姿屡陷罚单泥潭,后者凭借城商行身份稳坐业绩高地却暗藏合规隐忧。这两家根植于同一片经济沃土的金融机构,折射出中国区域性银行在规模扩张与风险控制之间的深层博弈。

民营经济催生的激进基因

浙江民营经济的繁荣为银行业提供了丰沃土壤。浙商银行自2004年改制后,凭借"全资产经营战略"迅速崛起,通过同业业务和表外创新实现资产规模四年翻倍7。这种"弯道超车"的发展模式,使其在2018年资产突破1.5万亿时,埋下了信贷审查松弛、同业嵌套复杂的隐患。杭州银行虽以"中规中矩"著称,但2023年总资产突破1.8万亿的扩张速度,同样伴随着债券承销"防火墙"缺失、结构性存款造假等违规操作。

两家的战略选择殊途同归:浙商银行通过复杂金融工具虚增存贷款规模,杭州银行则利用监管套利维持资本充足率。这种激进基因,恰是浙江民营资本"敢为天下先"特质的金融映射。当2020年浙商银行因31项违规被罚1.01亿时,其利用保险通道虚增存款的操作,本质上与浙江民间"资金掮客"的灰色玩法一脉相承。

监管利剑下的模式坍塌

金融强监管时代的到来,让两家银行的生存逻辑遭遇根本性质疑。浙商银行2025年初1680万的上海分行罚单,揭开了"存贷双虚"的冰山一角——通过资产池业务虚增存款、违规开展跨境融资等12项违规,暴露出其商业模式对监管套利的深度依赖12。杭州银行虽保持0.76%的不良率,但543%的拨备覆盖率远超行业均值,实质是以利润沉淀替代风险出清,这种"纸面安全"在2024年结构性存款造假罚单中现出原形。

更值得警惕的是治理结构的系统性缺陷。浙商银行三年内四任行长更迭,高管涉案金额动辄上亿;杭州银行独董未履职即被查,信息披露屡现"亿元变万元"的低级错误。当浙江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顽疾传染至金融机构,其破坏力呈几何级放大——浙商银行5.4%的对公贷款投向房地产,在行业下行周期直接推高不良率至2.5%。

转型困局与区域金融的破茧之路

两家银行的困境揭示出区域性银行的集体焦虑:浙商银行零售业务占比不足30%,杭州银行虽发力科创金融但资本充足率长期垫底。当传统对公业务盈利空间收窄,浙商银行2024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增速骤降至1.2%,杭州银行则陷入"高拨备-低分红-再融资"的资本怪圈。

破局之道或许藏在区域经济特质中。浙江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超50%,跨境电商交易额全国第二,这为金融创新提供新场景。杭州银行正尝试将区块链应用于供应链金融,浙商银行则探索"平台化服务"模式。但转型需要刮骨疗毒的勇气:前者需打破"重规模轻合规"的路径依赖,后者则要重构以实质风险定价为核心的信贷文化。

在这场没有终点的金融进化中,浙商银行与杭州银行的命运交织成浙江金融改革的微观样本。当监管穿透式检查成为常态,区域银行唯有将民营经济的创新活力与金融业的风险敬畏相结合,方能在服务实体与合规经营间找到平衡支点。毕竟,在钱塘江的潮涌中,能立住脚的从来不是最快的那艘船,而是最知水性的弄潮儿。

在这场没有终点的金融进化中,浙商银行与杭州银行的命运交织成浙江金融改革的微观样本。

浙商银行.jpg

中国金融网首席金融观察员 金透

在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浙江,浙商银行与杭州银行如同金融江湖中的双生子——前者以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之姿屡陷罚单泥潭,后者凭借城商行身份稳坐业绩高地却暗藏合规隐忧。这两家根植于同一片经济沃土的金融机构,折射出中国区域性银行在规模扩张与风险控制之间的深层博弈。

民营经济催生的激进基因

浙江民营经济的繁荣为银行业提供了丰沃土壤。浙商银行自2004年改制后,凭借"全资产经营战略"迅速崛起,通过同业业务和表外创新实现资产规模四年翻倍7。这种"弯道超车"的发展模式,使其在2018年资产突破1.5万亿时,埋下了信贷审查松弛、同业嵌套复杂的隐患。杭州银行虽以"中规中矩"著称,但2023年总资产突破1.8万亿的扩张速度,同样伴随着债券承销"防火墙"缺失、结构性存款造假等违规操作。

两家的战略选择殊途同归:浙商银行通过复杂金融工具虚增存贷款规模,杭州银行则利用监管套利维持资本充足率。这种激进基因,恰是浙江民营资本"敢为天下先"特质的金融映射。当2020年浙商银行因31项违规被罚1.01亿时,其利用保险通道虚增存款的操作,本质上与浙江民间"资金掮客"的灰色玩法一脉相承。

监管利剑下的模式坍塌

金融强监管时代的到来,让两家银行的生存逻辑遭遇根本性质疑。浙商银行2025年初1680万的上海分行罚单,揭开了"存贷双虚"的冰山一角——通过资产池业务虚增存款、违规开展跨境融资等12项违规,暴露出其商业模式对监管套利的深度依赖12。杭州银行虽保持0.76%的不良率,但543%的拨备覆盖率远超行业均值,实质是以利润沉淀替代风险出清,这种"纸面安全"在2024年结构性存款造假罚单中现出原形。

更值得警惕的是治理结构的系统性缺陷。浙商银行三年内四任行长更迭,高管涉案金额动辄上亿;杭州银行独董未履职即被查,信息披露屡现"亿元变万元"的低级错误。当浙江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顽疾传染至金融机构,其破坏力呈几何级放大——浙商银行5.4%的对公贷款投向房地产,在行业下行周期直接推高不良率至2.5%。

转型困局与区域金融的破茧之路

两家银行的困境揭示出区域性银行的集体焦虑:浙商银行零售业务占比不足30%,杭州银行虽发力科创金融但资本充足率长期垫底。当传统对公业务盈利空间收窄,浙商银行2024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增速骤降至1.2%,杭州银行则陷入"高拨备-低分红-再融资"的资本怪圈。

破局之道或许藏在区域经济特质中。浙江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超50%,跨境电商交易额全国第二,这为金融创新提供新场景。杭州银行正尝试将区块链应用于供应链金融,浙商银行则探索"平台化服务"模式。但转型需要刮骨疗毒的勇气:前者需打破"重规模轻合规"的路径依赖,后者则要重构以实质风险定价为核心的信贷文化。

在这场没有终点的金融进化中,浙商银行与杭州银行的命运交织成浙江金融改革的微观样本。当监管穿透式检查成为常态,区域银行唯有将民营经济的创新活力与金融业的风险敬畏相结合,方能在服务实体与合规经营间找到平衡支点。毕竟,在钱塘江的潮涌中,能立住脚的从来不是最快的那艘船,而是最知水性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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