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名片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劳动经济学。

川观智库研究员　罗韬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深度转型。2024年9月以来，中央推出系列增量政策为发展增添了更多信心。近日，国内知名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接受川观智库专访，分享了他对中国经济、区域发展的一些思考。

川观智库：过去一段时间，宏观政策在经济多个领域发力，结合目前情况看，您比较关注哪些领域的话题？

陆铭：我最关注两个方面，首先是消费。

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确存在结构性问题。以往中国通过投资扩大产能并依靠出口消化产能，GDP增速虽然很快，但一旦遇到国际环境不稳定，就会为增长带来影响。同时我们也看到，国内消费还有很大增长空间，居民对教育、医疗、养老、文化、旅游、体育等有大量需求，而现阶段我们的供给能力相对不足，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比如存在一些限制性措施、消费场景不足、行业规范不够好等。

接下来，中国经济要产生新的增长动力，就需要激发消费潜能，尤其要重视服务消费。从整个国家宏观经济角度看，现阶段服务消费的增速应该快于制造品消费增速，因此要减少限制性措施，改善服务消费的增长环境。比如，四川文旅资源丰富，成都作为四川省省会、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在音乐、动漫、文创、体育等产业的发展上有不错成绩，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也很强，因此大力发展这类服务消费，可以助推成都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发展。

川观智库：对老百姓来说，文体消费刚刚起步，较有空间，而反观传统的购物、旅游、餐饮等，如果没有新的大爆款产品出现或者对产品进行升级改造，似乎增长较难。

陆铭：对，打造消费中心城市最重要的，是重视服务消费。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打造消费中心城市理解为“卖货”，其核心应该是“卖服务”。比如，演唱会、音乐节、展会、体育赛事等，这些活动的举办都依赖大城市巨大的人口规模、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管理。另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打造，还需要吸引国际游客。不久前中国延长了一些国家过境免签的时间，政策适用省份也覆盖了川渝，要用好这些政策，打造一些旅游目的地城市。在城市管理上，成都已有许多先进的经验，其街道的开放性、融合性，让游客可以体会到这个城市的文化与脉络。

川观智库：打造消费中心城市还要注意什么？

陆铭：还要注意消费流量的分布问题。服务消费的特点是供给和需求发生在同一个时空条件下，那么服务消费就特别依赖城市的人口流量，也需要城市不断提高规划和建设水平。比如街道宜行走、公共空间的开放性，需要更多的休憩和交流空间，因此，对于川渝来说，要重视城市更新，让老城区旧貌换新颜，发挥宜于行走的优势。像四川天府新区、成都东部新区等这样的新区，可能之前并未特别重视宜行走性，有些街区人口密度不太高，对未来发展服务业不够友好，这就需要考虑如何选择一些行走性比较好的街区，打造局部流量集中的消费场景。成都也在打造“公园城市示范区”，在公园里面要注意植入消费场景，不能大家开车去公园拍个照就走，而是要能够连带着消费，充分发挥生态的经济价值。

同时，城市要提供与人口增长相适应的服务。特别是青少年和老年群体，他们分别在教育、医疗、养老、幼托、家政服务这方面有巨大的需求。这里的服务不仅是私人服务，还要重视公共服务，比如公租房、廉租房，就需要适应刚刚讲到的人口增长。后工业化城市的发展中，大量的服务就业和消费场景是集中在中心城区的，因此要在城市中心城区见缝插针提供公租房、廉租房，这样才能让服务从业人员离工作岗位更近，降低中心城区的服务价格。

川观智库：什么样的城市可以带来人口聚集、经济发展？

陆铭：具有宜居性的城市。这应该包括活力、便捷、环保、和谐四个维度。

从活力角度看，城市要有充分的就业机会，要有提升收入和消费品质的机会，进而带动消费活力。城市消费活力提升后，一些公共空间里面的消费也会促进创新。比如咖啡馆、小酒吧，人们相聚在一起，进行思想互动，对推动创新有一定作用。从便捷角度看，修建道路、地铁能提高通行效率，此外后工业化发展的城市要充分重视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人口密度，减少服务需求、供给之间的时空距离，降低服务业交易见面的距离和成本。比如，高密度的城区可以通过地上的连廊和地下的通道来缓解拥堵。从环保角度看，大城市要有绿地，特别是小而多的口袋公园，同时要强调更加健康和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生产方面，服务业的发展实际上是比较低碳的。生活方面，要减少对小汽车特别是传统燃油车的依赖，在高密度城区鼓励家庭采取自行车、步行方式出行。另外，未来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外来人口市民化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增加城市的社会和谐度。

川观智库：消费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牵涉方面很多，其间有哪些堵点需要打通呢？

陆铭：这就涉及我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二者看似并行，实际我认为是一体的。城乡融合发展，狭义理解是同一个城市内部的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之间的融合发展，但这样空间概念就比较小。城乡融合发展要有大国思维，在中国今天的空间格局下，进城务工农民市民化不是本地问题，而是跨地区跨省问题。

在此背景下，人口流入地就需要提供和人口增长趋势相吻合的公共服务、住房等，而人口流出地就需要进行资源的盘活和相应的体制改革，尤其重要的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方面，农业用地需要规模化和现代化；另一方面，要深化农村宅基地改革。随着农村人口逐渐减少，一些闲置的农村宅基地可以复耕为农业或生态用地，相应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和补充耕地指标就可以在省内甚至跨省进行优化配置。因此，城乡融合发展本身就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全国不同地区要分工协作、优势互补。

川观智库：您曾提出中国经济站在新发展阶段的十字路口，那么短期看，我们应该解决什么问题，长期看又应该解决什么问题？

陆铭：短期看，中国经济面临一定的发展压力，保持中等速度的经济增长是短期内需重点解决的问题。只有经济保持一定增长速度，才能缓解就业压力、提升居民收入、增加地方政府财力空间、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并让地方政府有余力思考长远经济发展规划，进行可持续的投资。

长期看，我认为有两个主题：创新和结构调整。

关于创新，有三点特别重要。一是科技创新。当前中国在全球新一轮科技变革浪潮中，某些领域已处在第一方阵，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并且运用这些新技术推动了新的产业发展。对于中国，一线城市和包括成都、重庆在内的准一线城市，因为科技发展的人力资源条件比较好，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二是制度创新。新质生产力不光是高科技，也包括制度创新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创新。当前体制改革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我们前面讲到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就涉及一些，比如土地资源配置。同时还应该在投融资体制上创新，让资金能够更有效投入到一些有持续生产力的领域。此外，在数字经济推动下，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应运而生，比如电商、直播带货等，这些模式发展过程中也会碰到很多制度障碍需要破除。

三是教育发展。从人均GDP来看，2024年中国已超过1.3万美元大关。许多OECD（经合组织）国家在进入经济发达阶段之前，都普及了12年义务教育，中国也应加快实施。其中的关键，是提升农村地区或者农村户籍孩子的教育水平，尤其是实现进城务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机会均等，对农村地区留守儿童也需要加强关爱。我注意到，成都对外来人口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有比较好的做法，这一点值得全国其他城市学习。建议成都和四川进一步深化制度突破和创新，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全国下一步的改革所用。

川观智库：结构调整的关键是什么？

陆铭：关于结构调整，除前面我们谈到的投资和消费的关系，还需要优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当前有种流行看法，把制造强国理解为制造业的比重，这要纠正。因为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提升品质、技术含量和国际竞争力，这离不开现代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研发设计、商业贸易、金融咨询等，来为制造业配套，从而提高其全球竞争力。

因此，一是不能把制造强国简单理解为提高制造业比重，二是服务业的发展，还有消化制造业产能的作用。制造业越强，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越高，为制造业赋能的作用就越强。同时，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制造品的消费会逐步饱和，而新增消费中服务消费占比将会逐步提高。举个例子，现在年轻人追捧音乐节，音乐节产生的消费是统计在服务业里的，但音乐节的开办是不是需要现场的灯光、音响设备？这些都是对制造品需求的拉动。像四川这样一个人口大省，就要充分发挥成都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的牵引作用，更好地赋能周边城市的制造业发展，同时又通过服务业的发展来形成一个服务消费的中心城市，这一点对于优化结构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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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劳动经济学。

川观智库研究员　罗韬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深度转型。2024年9月以来，中央推出系列增量政策为发展增添了更多信心。近日，国内知名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接受川观智库专访，分享了他对中国经济、区域发展的一些思考。

川观智库：过去一段时间，宏观政策在经济多个领域发力，结合目前情况看，您比较关注哪些领域的话题？

陆铭：我最关注两个方面，首先是消费。

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确存在结构性问题。以往中国通过投资扩大产能并依靠出口消化产能，GDP增速虽然很快，但一旦遇到国际环境不稳定，就会为增长带来影响。同时我们也看到，国内消费还有很大增长空间，居民对教育、医疗、养老、文化、旅游、体育等有大量需求，而现阶段我们的供给能力相对不足，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比如存在一些限制性措施、消费场景不足、行业规范不够好等。

接下来，中国经济要产生新的增长动力，就需要激发消费潜能，尤其要重视服务消费。从整个国家宏观经济角度看，现阶段服务消费的增速应该快于制造品消费增速，因此要减少限制性措施，改善服务消费的增长环境。比如，四川文旅资源丰富，成都作为四川省省会、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在音乐、动漫、文创、体育等产业的发展上有不错成绩，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也很强，因此大力发展这类服务消费，可以助推成都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发展。

川观智库：对老百姓来说，文体消费刚刚起步，较有空间，而反观传统的购物、旅游、餐饮等，如果没有新的大爆款产品出现或者对产品进行升级改造，似乎增长较难。

陆铭：对，打造消费中心城市最重要的，是重视服务消费。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打造消费中心城市理解为“卖货”，其核心应该是“卖服务”。比如，演唱会、音乐节、展会、体育赛事等，这些活动的举办都依赖大城市巨大的人口规模、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管理。另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打造，还需要吸引国际游客。不久前中国延长了一些国家过境免签的时间，政策适用省份也覆盖了川渝，要用好这些政策，打造一些旅游目的地城市。在城市管理上，成都已有许多先进的经验，其街道的开放性、融合性，让游客可以体会到这个城市的文化与脉络。

川观智库：打造消费中心城市还要注意什么？

陆铭：还要注意消费流量的分布问题。服务消费的特点是供给和需求发生在同一个时空条件下，那么服务消费就特别依赖城市的人口流量，也需要城市不断提高规划和建设水平。比如街道宜行走、公共空间的开放性，需要更多的休憩和交流空间，因此，对于川渝来说，要重视城市更新，让老城区旧貌换新颜，发挥宜于行走的优势。像四川天府新区、成都东部新区等这样的新区，可能之前并未特别重视宜行走性，有些街区人口密度不太高，对未来发展服务业不够友好，这就需要考虑如何选择一些行走性比较好的街区，打造局部流量集中的消费场景。成都也在打造“公园城市示范区”，在公园里面要注意植入消费场景，不能大家开车去公园拍个照就走，而是要能够连带着消费，充分发挥生态的经济价值。

同时，城市要提供与人口增长相适应的服务。特别是青少年和老年群体，他们分别在教育、医疗、养老、幼托、家政服务这方面有巨大的需求。这里的服务不仅是私人服务，还要重视公共服务，比如公租房、廉租房，就需要适应刚刚讲到的人口增长。后工业化城市的发展中，大量的服务就业和消费场景是集中在中心城区的，因此要在城市中心城区见缝插针提供公租房、廉租房，这样才能让服务从业人员离工作岗位更近，降低中心城区的服务价格。

川观智库：什么样的城市可以带来人口聚集、经济发展？

陆铭：具有宜居性的城市。这应该包括活力、便捷、环保、和谐四个维度。

从活力角度看，城市要有充分的就业机会，要有提升收入和消费品质的机会，进而带动消费活力。城市消费活力提升后，一些公共空间里面的消费也会促进创新。比如咖啡馆、小酒吧，人们相聚在一起，进行思想互动，对推动创新有一定作用。从便捷角度看，修建道路、地铁能提高通行效率，此外后工业化发展的城市要充分重视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人口密度，减少服务需求、供给之间的时空距离，降低服务业交易见面的距离和成本。比如，高密度的城区可以通过地上的连廊和地下的通道来缓解拥堵。从环保角度看，大城市要有绿地，特别是小而多的口袋公园，同时要强调更加健康和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生产方面，服务业的发展实际上是比较低碳的。生活方面，要减少对小汽车特别是传统燃油车的依赖，在高密度城区鼓励家庭采取自行车、步行方式出行。另外，未来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外来人口市民化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增加城市的社会和谐度。

川观智库：消费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牵涉方面很多，其间有哪些堵点需要打通呢？

陆铭：这就涉及我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二者看似并行，实际我认为是一体的。城乡融合发展，狭义理解是同一个城市内部的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之间的融合发展，但这样空间概念就比较小。城乡融合发展要有大国思维，在中国今天的空间格局下，进城务工农民市民化不是本地问题，而是跨地区跨省问题。

在此背景下，人口流入地就需要提供和人口增长趋势相吻合的公共服务、住房等，而人口流出地就需要进行资源的盘活和相应的体制改革，尤其重要的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方面，农业用地需要规模化和现代化；另一方面，要深化农村宅基地改革。随着农村人口逐渐减少，一些闲置的农村宅基地可以复耕为农业或生态用地，相应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和补充耕地指标就可以在省内甚至跨省进行优化配置。因此，城乡融合发展本身就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全国不同地区要分工协作、优势互补。

川观智库：您曾提出中国经济站在新发展阶段的十字路口，那么短期看，我们应该解决什么问题，长期看又应该解决什么问题？

陆铭：短期看，中国经济面临一定的发展压力，保持中等速度的经济增长是短期内需重点解决的问题。只有经济保持一定增长速度，才能缓解就业压力、提升居民收入、增加地方政府财力空间、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并让地方政府有余力思考长远经济发展规划，进行可持续的投资。

长期看，我认为有两个主题：创新和结构调整。

关于创新，有三点特别重要。一是科技创新。当前中国在全球新一轮科技变革浪潮中，某些领域已处在第一方阵，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并且运用这些新技术推动了新的产业发展。对于中国，一线城市和包括成都、重庆在内的准一线城市，因为科技发展的人力资源条件比较好，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二是制度创新。新质生产力不光是高科技，也包括制度创新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创新。当前体制改革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我们前面讲到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就涉及一些，比如土地资源配置。同时还应该在投融资体制上创新，让资金能够更有效投入到一些有持续生产力的领域。此外，在数字经济推动下，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应运而生，比如电商、直播带货等，这些模式发展过程中也会碰到很多制度障碍需要破除。

三是教育发展。从人均GDP来看，2024年中国已超过1.3万美元大关。许多OECD（经合组织）国家在进入经济发达阶段之前，都普及了12年义务教育，中国也应加快实施。其中的关键，是提升农村地区或者农村户籍孩子的教育水平，尤其是实现进城务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机会均等，对农村地区留守儿童也需要加强关爱。我注意到，成都对外来人口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有比较好的做法，这一点值得全国其他城市学习。建议成都和四川进一步深化制度突破和创新，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全国下一步的改革所用。

川观智库：结构调整的关键是什么？

陆铭：关于结构调整，除前面我们谈到的投资和消费的关系，还需要优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当前有种流行看法，把制造强国理解为制造业的比重，这要纠正。因为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提升品质、技术含量和国际竞争力，这离不开现代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研发设计、商业贸易、金融咨询等，来为制造业配套，从而提高其全球竞争力。

因此，一是不能把制造强国简单理解为提高制造业比重，二是服务业的发展，还有消化制造业产能的作用。制造业越强，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越高，为制造业赋能的作用就越强。同时，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制造品的消费会逐步饱和，而新增消费中服务消费占比将会逐步提高。举个例子，现在年轻人追捧音乐节，音乐节产生的消费是统计在服务业里的，但音乐节的开办是不是需要现场的灯光、音响设备？这些都是对制造品需求的拉动。像四川这样一个人口大省，就要充分发挥成都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的牵引作用，更好地赋能周边城市的制造业发展，同时又通过服务业的发展来形成一个服务消费的中心城市，这一点对于优化结构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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