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Deepseek爆火，网民总结了中国 “AI 三杰”的说法：
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kimi 创始人杨植麟，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杰出科学家何恺明 。
▲从左到右：梁文锋、杨植麟、何恺明
梁文锋1985年出生于广东湛江吴川农村，17岁考上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系，并获硕士学位，现在杭州创业。
杨植麟1993年出生于广东汕头，2011年被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录取，大二转入计算机系，后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获博士学位，还曾在Facebook人工智能研究院和谷歌大脑研究院任职。现为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创始人，清华大学助理教授，在北京工作。
何恺明1984年出生于广州家庭，就读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基础科学班，本科毕业后到香港中文大学读研，还曾在微软亚洲研究院、Facebook工作，现任职于美国麻省理工（MIT）。
有网友总结说：中国 “AI 三杰” 都是广东人，却都不在广东创业和发展，原因就是广东缺少好大学，因此要疯狂建大学。
果真如此？
讲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地方——硅谷。
上周我刚去过，而且是上午去斯坦福，下午去硅谷的谷歌、苹果、英伟达。
硅谷是怎么起来的？是因为好大学起来的吗？并不是，我仔细掰开来讲。
斯坦福大学于1891年由时任加州参议员及州长的铁路大亨利兰·斯坦福和他的妻子简·莱思罗普·斯坦福创办。
▲斯坦福
到上世纪50年代，斯坦福已经是一所标准的好大学了。
然而，这所好大学的学生却纷纷去东海岸找工作，去了纽约、波士顿、华盛顿、亚特兰大扎根。
为什么？
好大学斯坦福一直在，却无法解决就业问题，当地也没有像样的民间企业，几十年都是如此。
好大学对于培养人才很有用，但是，发展经济、创建优秀企业是另外一个逻辑。
这就仿佛拥有诸多高校的武汉，每年都有大批学生到广州、深圳找工作一样。
1994年，有一位年轻人从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工学院）电信系毕业，获硕士学位，到广州工作，从事软件开发。
他的名字叫张小龙，他后来创立了微信公司。武汉的好大学比广州多，张小龙却来了广州。
▲微信在广州TIT创意园的总部
说回斯坦福的一位重要人物弗雷德里克·特曼。
二战之后，特曼到斯坦福大学工作并且被委任为工程学院院长。
▲特曼
看到大批学生都跑到东海岸去工作，特曼觉得需要改变，他在学校里选择了一块很大的空地用于不动产的发展，并设立了一些方案来鼓励学生们创业。
在特曼的指导下，他的两个学生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克特在一间车库里建立了惠普公司。这间车库现在已经成为了硅谷发展的一个见证，被加州政府公布为硅谷发源地而成为重要的景点。
▲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克特
在1951年，特曼决定成立斯坦福研究园区，这是第一个位于大学附近的高科技工业园区。
园区里一些较小的工业建筑被以低租金租给一些小的科技公司，当时基本都是比较穷的初创公司。
但园区很长时间都是不温不火。
1956年，一位改变硅谷命运的“神人”出现了。
威廉·肖克利在加利福尼亚山景城建立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距离斯坦福大学大概15分钟车程，而且肖克利不是斯坦福的校友，他是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这是一所比较小的大学，正巧我上周也去过，距离我住的帕萨迪纳某酒店不远。
▲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
此时的斯坦福大学已经建立五六十年了，是个好大学，但并没有什么知名的高科技大企业是斯坦福的校友创立的，惠普当时也不大。
肖克利打算设计一种能够替代晶体管的元器件来占领市场，他到了山景城之后就招人，从美国东部的波士顿和纽约长岛地区招了8位年轻人，这其中就有诺宜斯、摩尔。
一年时间后，那8位优秀的年轻人集体跳槽，并在谢尔曼·费尔柴尔德的资助下成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
这个仙童半导体公司成就了斯坦福和硅谷：
诺宜斯发明了集成电路技术，可以将多个晶体管安放于一片单晶硅片上。1965年，摩尔总结了集成电路上面的晶体管数量每18个月翻一番的规律，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摩尔定律”。
心气高的年轻人很快又闹翻了，
1967年初，斯波克、雷蒙德等人离开仙童公司，自创美国国家半导体，总部位于圣克拉拉。
1968年仙童公司行销经理桑德斯创立超微科技（AMD）。
同年七月，诺宜斯、摩尔、葛洛夫成立了英特尔公司。
▲斯坦福校园
然后，更多是偶然的因素：
1953年，肖克利是由于与同事的分歧而离开贝尔实验室。离婚之后孤身一人回到他获得科学学士学位的加州理工学院，在1956年他又搬到了距他母亲很近的加利福尼亚山景城去建立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
他是不是为了照顾母亲？不得而知。
但正是因为肖克利招来了8位年轻人，给硅谷播下了火种，然后才有后面的故事。
硅谷能起来，是企业家的精神、执行力点了第一把火，后续才是企业家与开放的大学共同发力的过程。
因为只有大学够开放，企业家才能从大学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技术甚至资金的支持。
斯坦福大学本质上是一所创业型大学。别的不说，斯坦福大学从四个方面支持师生创业：
今天有人说：只有疯狂建大学，才有可能孕育更多的“AI 三杰”。
我不认同，我认为大学已经够多了，随着年轻人越来越少，五年、十年之后要考虑缩减大学的数量，这些从今天就要开始谋划了。
还有，对比斯坦福支持创业的条款，请各位搜索一下中国高校的资料，哪个高校能做到这样？
据我所知，中国高校教授在忙于完成论文KPI，忙于跑项目跑经费找发票，学生在忙于考各种证，以及找工作。创业这事儿，基本不敢想。
好大学也一样，甚至卷得更厉害。
有些所谓的好大学迄今为止不让游客进入，你指望这些好大学有多开放？
而斯坦福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校门的，游客可以随便进。我去斯坦福校园，没有遇到任何保安的盘查、阻拦，查护照、身份证以及搞什么人像识别更是不可想象的。
我的看法，只有足够开放的大学才能孕育更多的“AI 三杰”，仅仅建好大学是没用的。
“AI 三杰”为什么能出现？
其实，更大程度上是他们自己够聪明，而且善于整合资源，和校友、导师、城市有关，但是和大学这个行政系统没啥关系。
说回“AI 三杰” 都是广东人，为什么都不在广东创业？
很简单，人们的第一选择都是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创业。
梁文锋到杭州求学7年，他的导师、同学资源都在杭州，他当然要选择杭州创业。
而且因为阿里巴巴的原因，因为杭州营商环境也是中国一流的原因，这个城市确实是个科技公司创业的好地方。
▲杭州
梁文锋是湛江人，湛江人乡土情结重，但他怎么可能回湛江创业？他去深圳、广州创业，他就要放弃杭州的所有人脉。
所以，梁文锋在杭州创业，和浙江大学是不是好大学没啥关系，清华比浙江大学厉害，梁文峰没有去清华附近创业是因为他没有清华的资源，对北京也不熟悉。
再说说杨植麟。
自2011年之后，杨植麟就基本不在广东生活、工作、学习了，2015年到2019年，他甚至都不在中国，而是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清华才是他身上最重要的标签，北京才是改变他命运的城市，而不是汕头。清华这样级别的学校，中国只有两所，另外一所是北大，杨植麟这样的高端人才可以在北京混得很好，事实就是如此，他现在是清华大学助理教授。
2023年4月17日，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杨植麟是法定代表人，持股78.968%，拥有绝对控制权 。
他不回广东发展同样是因为广东没有他的人脉和资源，他在北京有这么多资源，他为什么要回广东发展？广州、深圳对他而言是陌生的城市，他熟悉的是汕头。
何况，北京的经济总量排名在广州、深圳前面，北京的科研人才数量、融资渠道至少不比广深差。他找不到回广东发展的理由，但是这一切和大学没啥关系。
话说回来，如果梁文锋、杨植麟是广州人或者深圳人又不一样了，真有可能回广州、深圳。
至于说何恺明，他现任职于美国麻省理工（MIT）。
▲麻省理工
作为一个科学家，何恺明确实要去找一个好大学工作，可是他最终的选择不仅是没有在广东工作，甚至都不在中国工作，按他的水平，他想去北大清华也是很容易的。
何恺明是人工智能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副教授、道格拉斯·罗斯软件技术职业发展教授。
何恺明的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是深度残差网络（ResNets）的主要开发者。
可是麻省理工学院在2025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第1名；在2025年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麻省理工学院位列第2名；在202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麻省理工学院位列第3名，也就是说，在几乎所有的大学权威排行榜单上，麻省理工都甩了北大清华一大截，而广东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有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的。
这个时候说，何恺明不回广东工作，是因为广东没有好大学，有意义吗？他也没有去北京，而且北大清华他也不去啊。
何恺明心里怎么想的，只有他自己知道。
总结一下：“AI 三杰” 都是广东人，不在广东工作，不是因为缺好大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必然。
这就仿佛马云当年考上了杭州师范大学，刘强东进了中国人民大学以及马化腾毕业于深圳大学一样，他们就是会优选母校所在地创业和工作，这是最正常、最普通、最合乎逻辑、成本最小的选择，除非某一个城市在某个阶段特别有活力，特别适合自己。
1995年，丁磊从宁波市电信局辞职，到美国赛贝斯广州分公司任技术支持工程师，后创立网易。
1994年，张小龙从武汉的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到广州工作，从事软件开发，后创立微信。
他们为什么从宁波、武汉到广州来？因为当时的广州机会多，放弃宁波、武汉才是正确选择，同样和大学无关。
这样的选择使得丁磊后来甚至一度登顶“中国首富”，而张小龙则成为腾讯公司高级副总裁、微信创始人。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中，无论创业还是工作，城市、行业的重要性远超过大学对个人的赋能。
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梁文锋、杨植麟和何恺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希望大家都能做出聪明的选择。
因为Deepseek爆火，网民总结了中国 “AI 三杰”的说法：
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kimi 创始人杨植麟，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杰出科学家何恺明 。
▲从左到右：梁文锋、杨植麟、何恺明
梁文锋1985年出生于广东湛江吴川农村，17岁考上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系，并获硕士学位，现在杭州创业。
杨植麟1993年出生于广东汕头，2011年被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录取，大二转入计算机系，后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获博士学位，还曾在Facebook人工智能研究院和谷歌大脑研究院任职。现为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创始人，清华大学助理教授，在北京工作。
何恺明1984年出生于广州家庭，就读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基础科学班，本科毕业后到香港中文大学读研，还曾在微软亚洲研究院、Facebook工作，现任职于美国麻省理工（MIT）。
有网友总结说：中国 “AI 三杰” 都是广东人，却都不在广东创业和发展，原因就是广东缺少好大学，因此要疯狂建大学。
果真如此？
讲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地方——硅谷。
上周我刚去过，而且是上午去斯坦福，下午去硅谷的谷歌、苹果、英伟达。
硅谷是怎么起来的？是因为好大学起来的吗？并不是，我仔细掰开来讲。
斯坦福大学于1891年由时任加州参议员及州长的铁路大亨利兰·斯坦福和他的妻子简·莱思罗普·斯坦福创办。
▲斯坦福
到上世纪50年代，斯坦福已经是一所标准的好大学了。
然而，这所好大学的学生却纷纷去东海岸找工作，去了纽约、波士顿、华盛顿、亚特兰大扎根。
为什么？
好大学斯坦福一直在，却无法解决就业问题，当地也没有像样的民间企业，几十年都是如此。
好大学对于培养人才很有用，但是，发展经济、创建优秀企业是另外一个逻辑。
这就仿佛拥有诸多高校的武汉，每年都有大批学生到广州、深圳找工作一样。
1994年，有一位年轻人从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工学院）电信系毕业，获硕士学位，到广州工作，从事软件开发。
他的名字叫张小龙，他后来创立了微信公司。武汉的好大学比广州多，张小龙却来了广州。
▲微信在广州TIT创意园的总部
说回斯坦福的一位重要人物弗雷德里克·特曼。
二战之后，特曼到斯坦福大学工作并且被委任为工程学院院长。
▲特曼
看到大批学生都跑到东海岸去工作，特曼觉得需要改变，他在学校里选择了一块很大的空地用于不动产的发展，并设立了一些方案来鼓励学生们创业。
在特曼的指导下，他的两个学生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克特在一间车库里建立了惠普公司。这间车库现在已经成为了硅谷发展的一个见证，被加州政府公布为硅谷发源地而成为重要的景点。
▲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克特
在1951年，特曼决定成立斯坦福研究园区，这是第一个位于大学附近的高科技工业园区。
园区里一些较小的工业建筑被以低租金租给一些小的科技公司，当时基本都是比较穷的初创公司。
但园区很长时间都是不温不火。
1956年，一位改变硅谷命运的“神人”出现了。
威廉·肖克利在加利福尼亚山景城建立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距离斯坦福大学大概15分钟车程，而且肖克利不是斯坦福的校友，他是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这是一所比较小的大学，正巧我上周也去过，距离我住的帕萨迪纳某酒店不远。
▲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
此时的斯坦福大学已经建立五六十年了，是个好大学，但并没有什么知名的高科技大企业是斯坦福的校友创立的，惠普当时也不大。
肖克利打算设计一种能够替代晶体管的元器件来占领市场，他到了山景城之后就招人，从美国东部的波士顿和纽约长岛地区招了8位年轻人，这其中就有诺宜斯、摩尔。
一年时间后，那8位优秀的年轻人集体跳槽，并在谢尔曼·费尔柴尔德的资助下成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
这个仙童半导体公司成就了斯坦福和硅谷：
诺宜斯发明了集成电路技术，可以将多个晶体管安放于一片单晶硅片上。1965年，摩尔总结了集成电路上面的晶体管数量每18个月翻一番的规律，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摩尔定律”。
心气高的年轻人很快又闹翻了，
1967年初，斯波克、雷蒙德等人离开仙童公司，自创美国国家半导体，总部位于圣克拉拉。
1968年仙童公司行销经理桑德斯创立超微科技（AMD）。
同年七月，诺宜斯、摩尔、葛洛夫成立了英特尔公司。
▲斯坦福校园
然后，更多是偶然的因素：
1953年，肖克利是由于与同事的分歧而离开贝尔实验室。离婚之后孤身一人回到他获得科学学士学位的加州理工学院，在1956年他又搬到了距他母亲很近的加利福尼亚山景城去建立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
他是不是为了照顾母亲？不得而知。
但正是因为肖克利招来了8位年轻人，给硅谷播下了火种，然后才有后面的故事。
硅谷能起来，是企业家的精神、执行力点了第一把火，后续才是企业家与开放的大学共同发力的过程。
因为只有大学够开放，企业家才能从大学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技术甚至资金的支持。
斯坦福大学本质上是一所创业型大学。别的不说，斯坦福大学从四个方面支持师生创业：
今天有人说：只有疯狂建大学，才有可能孕育更多的“AI 三杰”。
我不认同，我认为大学已经够多了，随着年轻人越来越少，五年、十年之后要考虑缩减大学的数量，这些从今天就要开始谋划了。
还有，对比斯坦福支持创业的条款，请各位搜索一下中国高校的资料，哪个高校能做到这样？
据我所知，中国高校教授在忙于完成论文KPI，忙于跑项目跑经费找发票，学生在忙于考各种证，以及找工作。创业这事儿，基本不敢想。
好大学也一样，甚至卷得更厉害。
有些所谓的好大学迄今为止不让游客进入，你指望这些好大学有多开放？
而斯坦福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校门的，游客可以随便进。我去斯坦福校园，没有遇到任何保安的盘查、阻拦，查护照、身份证以及搞什么人像识别更是不可想象的。
我的看法，只有足够开放的大学才能孕育更多的“AI 三杰”，仅仅建好大学是没用的。
“AI 三杰”为什么能出现？
其实，更大程度上是他们自己够聪明，而且善于整合资源，和校友、导师、城市有关，但是和大学这个行政系统没啥关系。
说回“AI 三杰” 都是广东人，为什么都不在广东创业？
很简单，人们的第一选择都是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创业。
梁文锋到杭州求学7年，他的导师、同学资源都在杭州，他当然要选择杭州创业。
而且因为阿里巴巴的原因，因为杭州营商环境也是中国一流的原因，这个城市确实是个科技公司创业的好地方。
▲杭州
梁文锋是湛江人，湛江人乡土情结重，但他怎么可能回湛江创业？他去深圳、广州创业，他就要放弃杭州的所有人脉。
所以，梁文锋在杭州创业，和浙江大学是不是好大学没啥关系，清华比浙江大学厉害，梁文峰没有去清华附近创业是因为他没有清华的资源，对北京也不熟悉。
再说说杨植麟。
自2011年之后，杨植麟就基本不在广东生活、工作、学习了，2015年到2019年，他甚至都不在中国，而是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清华才是他身上最重要的标签，北京才是改变他命运的城市，而不是汕头。清华这样级别的学校，中国只有两所，另外一所是北大，杨植麟这样的高端人才可以在北京混得很好，事实就是如此，他现在是清华大学助理教授。
2023年4月17日，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杨植麟是法定代表人，持股78.968%，拥有绝对控制权 。
他不回广东发展同样是因为广东没有他的人脉和资源，他在北京有这么多资源，他为什么要回广东发展？广州、深圳对他而言是陌生的城市，他熟悉的是汕头。
何况，北京的经济总量排名在广州、深圳前面，北京的科研人才数量、融资渠道至少不比广深差。他找不到回广东发展的理由，但是这一切和大学没啥关系。
话说回来，如果梁文锋、杨植麟是广州人或者深圳人又不一样了，真有可能回广州、深圳。
至于说何恺明，他现任职于美国麻省理工（MIT）。
▲麻省理工
作为一个科学家，何恺明确实要去找一个好大学工作，可是他最终的选择不仅是没有在广东工作，甚至都不在中国工作，按他的水平，他想去北大清华也是很容易的。
何恺明是人工智能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副教授、道格拉斯·罗斯软件技术职业发展教授。
何恺明的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是深度残差网络（ResNets）的主要开发者。
可是麻省理工学院在2025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第1名；在2025年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麻省理工学院位列第2名；在202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麻省理工学院位列第3名，也就是说，在几乎所有的大学权威排行榜单上，麻省理工都甩了北大清华一大截，而广东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有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的。
这个时候说，何恺明不回广东工作，是因为广东没有好大学，有意义吗？他也没有去北京，而且北大清华他也不去啊。
何恺明心里怎么想的，只有他自己知道。
总结一下：“AI 三杰” 都是广东人，不在广东工作，不是因为缺好大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必然。
这就仿佛马云当年考上了杭州师范大学，刘强东进了中国人民大学以及马化腾毕业于深圳大学一样，他们就是会优选母校所在地创业和工作，这是最正常、最普通、最合乎逻辑、成本最小的选择，除非某一个城市在某个阶段特别有活力，特别适合自己。
1995年，丁磊从宁波市电信局辞职，到美国赛贝斯广州分公司任技术支持工程师，后创立网易。
1994年，张小龙从武汉的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到广州工作，从事软件开发，后创立微信。
他们为什么从宁波、武汉到广州来？因为当时的广州机会多，放弃宁波、武汉才是正确选择，同样和大学无关。
这样的选择使得丁磊后来甚至一度登顶“中国首富”，而张小龙则成为腾讯公司高级副总裁、微信创始人。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中，无论创业还是工作，城市、行业的重要性远超过大学对个人的赋能。
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梁文锋、杨植麟和何恺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希望大家都能做出聪明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