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昀 | 撰文

王晨 | 编辑

尽管依旧处在寒冬，2024-25年的中国生物制药却比以往热闹：出海消息络绎不绝、Newco等新模式来势汹汹。

对于仍处于周期低谷的生物医药行业来说，这是充满转机的一年。

然而，当年堪称中国创新药第一家、成立22年的老牌biotech企业贝达，公司却已处于平淡中很多年。当年在中国制药产业处于荒芜之地时，顶住万难，在政策未突破且资金未进入创新药领域时，敢与原研做头对头试验；2011年，贝达的“第三个一代EGFR-TKI”埃克替尼上市，成为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款创新药，突破原研药封锁并进医保。

但吊诡的是，它却没有抓住随后十年中国创新药发展的快车道，反而被其后的百济神州、信达、君实等biotech后发者超越。

公司近年最大的新闻来自于2024年末的新药在美上市。12月18日，公司宣布其ALK抑制剂盐酸恩沙替尼获得FDA的批准，用于 ALK 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尽管这是公司首个出海药物，但市场整体反应较为冷淡：消息当天及次日，公司股价几乎没有浮动表现。

相反，让投资者们担忧的是更多基本面的因素。“公司管线做的太慢，人才流失也严重。后续管线多但又没什么特色，让人摸不准公司的重点。”一名关注贝达的投资人这样评价公司的现状。

最让市场疑惑的，还是贝达在研发端的一些决策。去年春天，贝达被爆出大规模裁员，数百人离开公司。其中研发部门的比例在60%左右。9月13日，公司董事、资深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家王家炳又递交了辞职报告。据知情人士透露，至此当年的研发团队几乎已经完全“换血”。

其实，从2023年开始，贝达的2023年年报显示，贝达药业研发人员从2022年的647人下降到2023年的562人，下降比例为13.14%。公司的主要增长依然靠EGFR-TKI的更新换代来维持，从艾克替尼到贝伐替尼，但这个赛道在中国竞争极为激烈。在这种情况下裁撤研发力量，无疑引发了一定的市场担忧。

事实上，即使在贝达最辉煌的那几年里，对研发的投入依然比较谨慎。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公司一个比较重大的失误是没有做出一款自己的PD-1。“实际早期是有立项的，但是公司为了节省研发支出，所以对于探索性的项目没有太重视。”

无论PD-1是否是转折点，不可否认的是：贝达已经从曾经的“创新药第一股”，变得渐渐落后于百济、信达等后来者。当公司更倾向于用引进代替自研，来充实自己的管线和业绩，牺牲的则是上市速度，进而影响商业化前景。

这一问题也在困扰着如今的贝达。于是我们看到公司正苦苦维持自己的强项EGFR-TKI上的优势，同时希望尽可能通过诸如盐酸恩沙替尼等药物延申创新管线品类。但效果上都不算太理想。

-01-

研发上的近路

贝达之所以被称作“第一股”，是因为起步太早，恰好赶上了中国创新药发展的第一波。

“早”体现在多个方面：从产品上，贝达在2011年就凭借第一代EGFR抑制剂埃克替尼，突破了罗氏和阿斯利康的封锁，成为第一款畅销的国产小分子抗癌靶向药；从人才上，三位创始人丁列明、张晓东和王印祥都是90年代的海归博士，比大规模的产业“海归潮”提前了十多年。

可以说，在那个“创新药”还是生僻词的年代，贝达吃到了先发红利。埃克替尼上市五年，年销售额就突破10亿元，到2015年占总营收高达99.81%。直到2016年谈判后降价54%、2017年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市场增速才开始进入瓶颈期。

但这样一款me too类产品，比起现在，当时在研发难度上并不算太高。“那个时候的技术路径相对来说已经比较清晰了，分子结构也比较简单，和现在做创新药的难度还是不太一样。”上述投资人说。因此，在他看来，说贝达是一家以研发能力见长的公司有些勉强。“核心团队的研发背景很强，但其它就还好。”但在当时的中国，贝达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number one.

2016年，贝达上市前夕，公司的在研新药项目包括了6个国家一类二类新药以及14个国家三类及四类仿制药。即使是贝达这家在商业化上初见成效的公司，也感受到了极大压力。2013-15年，公司的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78亿元、2.69亿元、3.45亿元，其中税收优惠及财政补贴政策就分别占了19%、16.13%、21.54%。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选择在研发上有所牺牲。“贝达想要在深圳创业板上市。做上市计划的时候，财务给出的意见是在研发上减少支出，以保证公司利润。当时公司一年的研发费用大约是3000万左右，BD认为用这个钱能买几个项目回来。”

从后来招股书上显示的在研管线来看，当时剩下的核心管线依然集中在me-too类产品。比如用于银屑病的盐酸埃克替尼乳膏，以及c-Met抑制剂和长效GLP-1类似物。除此以外，管线被大量仿制药所充斥，在当时的时代下算是一种“逆向转型”。

就在当年，国内已有25家公司在申请吉非替尼的仿制；申请仿制厄洛替尼的公司达28家。埃克替尼的市场地位岌岌可危，而此时公司的研发却为了上市目标选择抄了近路。这也为后期公司在研发上的后力不足埋下伏笔。

-02-

研发团队出走

对公司发展侧重的意见不同，也导致了公司后来的分裂。

三名创始人本来的分工是：丁列明担任董事长，主管公司的经营；王印祥出任首席科学家，负责核心研发工作；张晓东则留在美国，负责国际合作。公司也因此分成了杭州团队和北京团队，分别由丁和王领导。

在他人眼里，丁列明交友甚广，善于招揽人才，是企业管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最欣赏的企业家是李开复，因为李是“成功地把专业知识转化成生产力的科技企业家典范”。相较而言，王印祥是更传统的“科学家型”创业者。二者在公司发展早期截长补短，但后期也因为理念不同分道扬镳。

2017年，王印祥因个人原因辞去贝达董事、总裁职务，创立专注于first-in-class产品的加科思。一同离开的还有董事杜莹和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徐素兰，首席科学家胡邵京、首席医学官田芬兰、监事胡云雁等七人。

研发团队的出走，让贝达本就元气不足的创新管线出现断档，尤其是错过了当时激烈的EGFR-TKI的三代大战。在之后几年里，贝达几乎放弃了自研这条路，将希望寄托在了license in上。2017年，贝达药业与天广实达成合作，共同研发贝伐珠单抗ML60；2018年，贝达药业引进了益方生物的第三代EGFR抑制剂；2020年，贝达药业从Agenus获得后者PD-1单抗和CTLA-4单抗的相关权益。

同时，贝达在那几年也在积极寻求并购。仅2017年一年，公司就先后两次通过股权收购取得主要从事靶向新药研发的卡南吉医药100%股权；随后又以1500万美元的对价收购美国Tyrogenex公司持有的Equinox Science50%股权，收购完成后持有Equinox 100%股权。

可以说，公司把上市融到的钱都用在了“买买买”上。在多次官方发言中，公司都提到由于新药研发投入大、周期长、不可预测因素较多，会影响公司前期投入的回收和经济效益的实现，言下之意是引进模式更稳妥。但是随着集采的到来，竞争和淘汰的轮盘加速旋转，已有商业化产品供血不足，引进模式又难以调动资本想象力，曾经稳妥的道路也开始摇摇欲坠。

-03-

本末倒置的资产运作

即使biotech的确需要资本运作，但无数例子已经说明了：不恰当或不合时宜的运作，会对研发本身产生妨害。

在贝达还未上市时，公司就开始投资各种项目。2015年12月，参与投资杭州多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10月25日，公司向美国Xcovery公司股权投资2000万美元，共同开发新一代ALK抑制剂X-396，也就是后来的盐酸恩沙替尼。

上市后，贝达的步伐越买越大。除了上述的收购案例以外，2017年公司又先后参与投资杭州翰思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和北京华昊中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即使到今天，贝达的质押率也久高不下。截止2024年12月14日，贝达药业整体质押股份为5604.32万股，整体质押占总股本之比为13.39%，累计质押市值30.64亿元。

这种运作模式也产生了相应的管理问题，概括而言就是“让人变得很被动”。上述知情人士提到：当时公司的创始团队没有在股市最好的时候减持出去，就是因为公司质押了很多股份，“大家都被变相地绑到了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研发和资本的关系已经出现倒置：资本不仅没有鼓励研发，反而限制了研发的自由度。团队因利益而分裂后，贝达并没有对近乎空白的研发侧进行补全，在追赶第三代EGFR-TKI时，贝达药业放弃了还处于临床Ⅰ期阶段的自研管线，转而选择从益方生物引进贝福替尼。

即使不讨论后来贝达和益方之间陷入苦战的专利官司，这一选择也说不上明智。在研发人员不足的情况下，贝达在第三代EGFR-TKI多条自研路线上被迫做出选择，结果下注失败。这一失败促使公司选择了外部引进，但没有考虑到贝福替尼差异化不足、上市节点较晚等事实。

事后分析，如果当年贝达上市时可以在研发以外的业务上更加“收敛”，也许就不必在EGFR-TKI自研上被迫押注，从而造成遗憾；换个角度，如果公司在研发上更具冒险精神，也许结果也不至于如此。

而贝达分出精力的外部投资，并没有收回相应的回报。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Xcovery投资：即使2014年就开始砸钱，但等到贝达亲手运作恩沙替尼并着手商业化时，同类的塞瑞替尼和阿来替尼早已在中美两地上市。

这也正是外部投资和引进的吊诡之处：这种模式的出现，本身是为了追求快速补充管线的速度；但是将研发的自主权让与他人后，随机因素的干扰有时会让结局适得其反。

但在整个医药寒冬的环境下，对宏观环境和金融市场及其依赖的投注研发的创新药公司，也在不断挣扎中。贝达的“下沉”，在全行业的艰难前行中，让人遗憾。当初的那波红利，足以支撑它不至于沉沦，但却难以保证让它走多远。

......

李昀 | 撰文

王晨 | 编辑

尽管依旧处在寒冬，2024-25年的中国生物制药却比以往热闹：出海消息络绎不绝、Newco等新模式来势汹汹。

对于仍处于周期低谷的生物医药行业来说，这是充满转机的一年。

然而，当年堪称中国创新药第一家、成立22年的老牌biotech企业贝达，公司却已处于平淡中很多年。当年在中国制药产业处于荒芜之地时，顶住万难，在政策未突破且资金未进入创新药领域时，敢与原研做头对头试验；2011年，贝达的“第三个一代EGFR-TKI”埃克替尼上市，成为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款创新药，突破原研药封锁并进医保。

但吊诡的是，它却没有抓住随后十年中国创新药发展的快车道，反而被其后的百济神州、信达、君实等biotech后发者超越。

公司近年最大的新闻来自于2024年末的新药在美上市。12月18日，公司宣布其ALK抑制剂盐酸恩沙替尼获得FDA的批准，用于 ALK 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尽管这是公司首个出海药物，但市场整体反应较为冷淡：消息当天及次日，公司股价几乎没有浮动表现。

相反，让投资者们担忧的是更多基本面的因素。“公司管线做的太慢，人才流失也严重。后续管线多但又没什么特色，让人摸不准公司的重点。”一名关注贝达的投资人这样评价公司的现状。

最让市场疑惑的，还是贝达在研发端的一些决策。去年春天，贝达被爆出大规模裁员，数百人离开公司。其中研发部门的比例在60%左右。9月13日，公司董事、资深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家王家炳又递交了辞职报告。据知情人士透露，至此当年的研发团队几乎已经完全“换血”。

其实，从2023年开始，贝达的2023年年报显示，贝达药业研发人员从2022年的647人下降到2023年的562人，下降比例为13.14%。公司的主要增长依然靠EGFR-TKI的更新换代来维持，从艾克替尼到贝伐替尼，但这个赛道在中国竞争极为激烈。在这种情况下裁撤研发力量，无疑引发了一定的市场担忧。

事实上，即使在贝达最辉煌的那几年里，对研发的投入依然比较谨慎。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公司一个比较重大的失误是没有做出一款自己的PD-1。“实际早期是有立项的，但是公司为了节省研发支出，所以对于探索性的项目没有太重视。”

无论PD-1是否是转折点，不可否认的是：贝达已经从曾经的“创新药第一股”，变得渐渐落后于百济、信达等后来者。当公司更倾向于用引进代替自研，来充实自己的管线和业绩，牺牲的则是上市速度，进而影响商业化前景。

这一问题也在困扰着如今的贝达。于是我们看到公司正苦苦维持自己的强项EGFR-TKI上的优势，同时希望尽可能通过诸如盐酸恩沙替尼等药物延申创新管线品类。但效果上都不算太理想。

-01-

研发上的近路

贝达之所以被称作“第一股”，是因为起步太早，恰好赶上了中国创新药发展的第一波。

“早”体现在多个方面：从产品上，贝达在2011年就凭借第一代EGFR抑制剂埃克替尼，突破了罗氏和阿斯利康的封锁，成为第一款畅销的国产小分子抗癌靶向药；从人才上，三位创始人丁列明、张晓东和王印祥都是90年代的海归博士，比大规模的产业“海归潮”提前了十多年。

可以说，在那个“创新药”还是生僻词的年代，贝达吃到了先发红利。埃克替尼上市五年，年销售额就突破10亿元，到2015年占总营收高达99.81%。直到2016年谈判后降价54%、2017年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市场增速才开始进入瓶颈期。

但这样一款me too类产品，比起现在，当时在研发难度上并不算太高。“那个时候的技术路径相对来说已经比较清晰了，分子结构也比较简单，和现在做创新药的难度还是不太一样。”上述投资人说。因此，在他看来，说贝达是一家以研发能力见长的公司有些勉强。“核心团队的研发背景很强，但其它就还好。”但在当时的中国，贝达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number one.

2016年，贝达上市前夕，公司的在研新药项目包括了6个国家一类二类新药以及14个国家三类及四类仿制药。即使是贝达这家在商业化上初见成效的公司，也感受到了极大压力。2013-15年，公司的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78亿元、2.69亿元、3.45亿元，其中税收优惠及财政补贴政策就分别占了19%、16.13%、21.54%。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选择在研发上有所牺牲。“贝达想要在深圳创业板上市。做上市计划的时候，财务给出的意见是在研发上减少支出，以保证公司利润。当时公司一年的研发费用大约是3000万左右，BD认为用这个钱能买几个项目回来。”

从后来招股书上显示的在研管线来看，当时剩下的核心管线依然集中在me-too类产品。比如用于银屑病的盐酸埃克替尼乳膏，以及c-Met抑制剂和长效GLP-1类似物。除此以外，管线被大量仿制药所充斥，在当时的时代下算是一种“逆向转型”。

就在当年，国内已有25家公司在申请吉非替尼的仿制；申请仿制厄洛替尼的公司达28家。埃克替尼的市场地位岌岌可危，而此时公司的研发却为了上市目标选择抄了近路。这也为后期公司在研发上的后力不足埋下伏笔。

-02-

研发团队出走

对公司发展侧重的意见不同，也导致了公司后来的分裂。

三名创始人本来的分工是：丁列明担任董事长，主管公司的经营；王印祥出任首席科学家，负责核心研发工作；张晓东则留在美国，负责国际合作。公司也因此分成了杭州团队和北京团队，分别由丁和王领导。

在他人眼里，丁列明交友甚广，善于招揽人才，是企业管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最欣赏的企业家是李开复，因为李是“成功地把专业知识转化成生产力的科技企业家典范”。相较而言，王印祥是更传统的“科学家型”创业者。二者在公司发展早期截长补短，但后期也因为理念不同分道扬镳。

2017年，王印祥因个人原因辞去贝达董事、总裁职务，创立专注于first-in-class产品的加科思。一同离开的还有董事杜莹和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徐素兰，首席科学家胡邵京、首席医学官田芬兰、监事胡云雁等七人。

研发团队的出走，让贝达本就元气不足的创新管线出现断档，尤其是错过了当时激烈的EGFR-TKI的三代大战。在之后几年里，贝达几乎放弃了自研这条路，将希望寄托在了license in上。2017年，贝达药业与天广实达成合作，共同研发贝伐珠单抗ML60；2018年，贝达药业引进了益方生物的第三代EGFR抑制剂；2020年，贝达药业从Agenus获得后者PD-1单抗和CTLA-4单抗的相关权益。

同时，贝达在那几年也在积极寻求并购。仅2017年一年，公司就先后两次通过股权收购取得主要从事靶向新药研发的卡南吉医药100%股权；随后又以1500万美元的对价收购美国Tyrogenex公司持有的Equinox Science50%股权，收购完成后持有Equinox 100%股权。

可以说，公司把上市融到的钱都用在了“买买买”上。在多次官方发言中，公司都提到由于新药研发投入大、周期长、不可预测因素较多，会影响公司前期投入的回收和经济效益的实现，言下之意是引进模式更稳妥。但是随着集采的到来，竞争和淘汰的轮盘加速旋转，已有商业化产品供血不足，引进模式又难以调动资本想象力，曾经稳妥的道路也开始摇摇欲坠。

-03-

本末倒置的资产运作

即使biotech的确需要资本运作，但无数例子已经说明了：不恰当或不合时宜的运作，会对研发本身产生妨害。

在贝达还未上市时，公司就开始投资各种项目。2015年12月，参与投资杭州多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10月25日，公司向美国Xcovery公司股权投资2000万美元，共同开发新一代ALK抑制剂X-396，也就是后来的盐酸恩沙替尼。

上市后，贝达的步伐越买越大。除了上述的收购案例以外，2017年公司又先后参与投资杭州翰思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和北京华昊中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即使到今天，贝达的质押率也久高不下。截止2024年12月14日，贝达药业整体质押股份为5604.32万股，整体质押占总股本之比为13.39%，累计质押市值30.64亿元。

这种运作模式也产生了相应的管理问题，概括而言就是“让人变得很被动”。上述知情人士提到：当时公司的创始团队没有在股市最好的时候减持出去，就是因为公司质押了很多股份，“大家都被变相地绑到了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研发和资本的关系已经出现倒置：资本不仅没有鼓励研发，反而限制了研发的自由度。团队因利益而分裂后，贝达并没有对近乎空白的研发侧进行补全，在追赶第三代EGFR-TKI时，贝达药业放弃了还处于临床Ⅰ期阶段的自研管线，转而选择从益方生物引进贝福替尼。

即使不讨论后来贝达和益方之间陷入苦战的专利官司，这一选择也说不上明智。在研发人员不足的情况下，贝达在第三代EGFR-TKI多条自研路线上被迫做出选择，结果下注失败。这一失败促使公司选择了外部引进，但没有考虑到贝福替尼差异化不足、上市节点较晚等事实。

事后分析，如果当年贝达上市时可以在研发以外的业务上更加“收敛”，也许就不必在EGFR-TKI自研上被迫押注，从而造成遗憾；换个角度，如果公司在研发上更具冒险精神，也许结果也不至于如此。

而贝达分出精力的外部投资，并没有收回相应的回报。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Xcovery投资：即使2014年就开始砸钱，但等到贝达亲手运作恩沙替尼并着手商业化时，同类的塞瑞替尼和阿来替尼早已在中美两地上市。

这也正是外部投资和引进的吊诡之处：这种模式的出现，本身是为了追求快速补充管线的速度；但是将研发的自主权让与他人后，随机因素的干扰有时会让结局适得其反。

但在整个医药寒冬的环境下，对宏观环境和金融市场及其依赖的投注研发的创新药公司，也在不断挣扎中。贝达的“下沉”，在全行业的艰难前行中，让人遗憾。当初的那波红利，足以支撑它不至于沉沦，但却难以保证让它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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