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烧企业出海该如何识别机会与风险?

中国固废网

12小时前

印度一天排放的二恶英的数字已经超过中国垃圾焚烧厂一年排放的数值,因此,如果没有垃圾焚烧,二恶英的问题很难解决。...第一,欧洲的垃圾焚烧厂数量开始缓慢增长,尤其是英国增速明显,从2020年以来建设了大量的焚烧厂,从38座增至52座。

2024年以来,垃圾焚烧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开启出海新征程。

在“2024固废战略论坛”上,清气团创始人晏磊为行业剖析垃圾焚烧出海的现状与前景时提到,中国垃圾焚烧企业已经快速走向五湖四海,中亚、东南亚成热点投资区域。出海收益与风险兼具,应综合考虑人口、政治、经济、地形等综合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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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磊

01垃圾焚烧的环境正向价值重获认可

自2020年起,垃圾焚烧的环境正向价值愈发得到认可。一方面,垃圾围城现象在欧美等全球多地愈发普遍;新冠疫情期间,垃圾焚烧应对传染病扩散的相关科研论文和倾向显著增多。同时,反焚极端环保组织与势力在政治、NGO组织层面渐显疲态,也助力垃圾焚烧的环境正向价值重获认可。

能否运用垃圾清洁焚烧发电技术化解垃圾围城难题,体现出不同政治治理体制对待环境问题的核心底层理念差异。比如,中国能够实事求是根据本国特点制定环境治理措施,政府愿意承担高昂的环境治理成本,将长期环境卫生和维持大规模群体健康放在首位,全过程人民民主,关注长期根本利益。

反观欧美推行乌托邦式零废弃理念。他们将环境治理成本更多的负荷到企业和民众身上,政府只承担成本最低的环境治理,将公众短期情绪放在首位,不倾向解决长期的环境卫生问题。

02全球垃圾焚烧悄然复苏中亚、东南亚成热点区域

长期奉行反焚、乌托邦式零废弃和垃圾分类理念,已让欧美及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垃圾围城恶果凸显:填埋场资源萎缩、垃圾非法弃置与填埋场火灾骤增、垃圾焚烧厂老化加速,还引发大量大气与水污染问题,垃圾全球出口转移乱象丛生。

从数据看,欧美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后二十年,垃圾增量有目共睹,乌托邦式零废弃未实现垃圾减量,填埋量虽降但焚烧量攀升。

从1919年到2013年 ,美国作为垃圾填埋场资源优渥之国,由于荒地比较多,铁路运输成本相对较低,垃圾远距离的公路交通也很方便。从美国垃圾填埋场时空变化数据可以看到,美国的垃圾填埋场已经趋于饱和,如今靠近东海岸地区的垃圾填埋场已经非常密集。

再将目光投向英国,英国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揭示了惊人的现状:该国现存约21000个历史垃圾填埋场。岁月的侵蚀使得这些填埋场的覆膜老化,大量土壤翻动,从而引发了严重的污染问题。对此,英国《卫报》专门发布了四篇深度报道,聚焦这一严峻议题。

此外,英国环境食品农村事业部数据显示,自2011年起,由于填埋场资源急剧萎缩,大量垃圾无处可去,在缺乏合法处置途径的情况下,垃圾非法弃置案件数量持续攀升。许多居民甚至在黑帮的协助下,于英国各地的隐蔽角落肆意丢弃垃圾。从2011年至当下,垃圾非法弃置的增长态势近乎直线上升,增长率高达约150%,这对英国的环境卫生和生态安全构成了巨大挑战,急需有效的应对措施来扭转这一不良局面。

美国最新数据显示,垃圾填埋场火灾自2016年起直线上升,在2018年,燃烧时长超过一周的大型火灾仅有200多起,然而到了2024年,其数量已飙升至412起以上,甚至有可能突破430起,形势极为严峻。

再如,有这样一些非法填埋场,其垃圾填埋量高达500万吨左右,一旦发生火灾,会燃烧长达515天。因为垃圾堆积量越大,产生的沼气量也就越多,这就使得填埋场内部自燃现象愈发频繁。诸如此类火灾长达515天,或者两年以上的垃圾填埋场,我们目前发现至少有四个,而且都是在五百万吨将近千万吨级的填埋量。

印度的情况更麻烦,大量的垃圾处于露天堆置的状态,导致引发垃圾自燃的几率就越大。据了解,印尼首都德里最大的填埋场加济布尔垃圾填埋场已经超期服役十余年,预估垃圾量已经到了2000万吨,堆积高达80米,面积更是与北京景山公园相差无几。这座巨型的垃圾填埋山距印度德里的总理府不超过10公里,从2023年以来每个月至少发生持续2个月以上的火灾,每个月大概是3~4次,产生大量的污染。粗略估算,印度一天排放的二恶英的数字已经超过中国垃圾焚烧厂一年排放的数值,因此,如果没有垃圾焚烧,二恶英的问题很难解决。

东南亚国家自我国禁洋垃圾进口入关后,因自身填埋资源匮乏、设施缺失,垃圾随意弃置,导致内涝等灾害,菲律宾总统都为此开会商讨。

正是因为上述情况的出现,清气团团队观察到,全球垃圾焚烧项目正悄然复苏。

第一,欧洲的垃圾焚烧厂数量开始缓慢增长,尤其是英国增速明显,从2020年以来建设了大量的焚烧厂,从38座增至52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开启新一轮垃圾焚烧厂建设期,上一轮建设期还是在15年以前。

第二,东南亚加大释放垃圾焚烧项目的建设需求和信息。

第三,经调研发现,在欧美地区,众多老旧垃圾焚烧厂已纷纷开启加速翻新扩建进程。

以德国为例,其境内拥有50余座垃圾焚烧厂,其中约10座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这些早期建设的焚烧厂,无论是炉体状况、污染防控能力,还是发电效率等关键指标,在当下都处于较低水平,难以满足日益提高的环保与能源利用标准。鉴于此,对这些老旧焚烧厂进行全面翻新已成为德国垃圾处理行业的当务之急。

第四,南美洲首次释放垃圾焚烧项目信息。比如巴西最近释放出大约5个垃圾焚烧项目的信息。

“一带一路”国家政府垃圾焚烧规划不完全统计中,中亚和东南亚相对比较多,这些地区都有中国的企业进驻。他们或者签订BOT(建设-运营-移交)合同,或者进行EPC(设计采购施工)工程。比如,军信环保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项目在2023年签约之后,2024年就已经开始进场施工,进展速度很快。

03收益与风险兼具垃圾焚烧企业该如何出海?

垃圾焚烧企业出海,收益与风险兼具。晏磊总结出垃圾焚烧出海的收益回报与风险因素模型,判定一个国家能否将垃圾焚烧立为国策。

第一,人口密度增长率。如果这个增长率在提升,那么垃圾产生量会非常快,垃圾围城的现象会被更多人快速发现。

其次,产业结构变化水平。如果这个国家正从农业化快速向工业化转变,那么它的人口聚集情况会快速增加,垃圾产生量也会快速增加,垃圾围城可见化的程度也会增加。这种情况下,政府也会考虑将垃圾焚烧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的国策。

第三,地形和聚落形态。比如山地与平地的比例,河流湖泊海岸分布及走向,城乡聚落特点,集中或分散,连片或分割。这些因素决定了是否应该发展垃圾焚烧,还是沿用垃圾填埋,或者将垃圾填埋做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长期的过程。

第四,政治历史特性。一个国家的政治历史特性决定了它的政治内耗烈度和项目推进的速度,如果这个国家的政治内耗非常严重,那么垃圾焚烧项目很难推进下去。

那么,针对已经确定将垃圾焚烧作为其长期发展策略的国家,垃圾焚烧企业该如何选择运营模式?选择BOT做长期运营,还是做EPC工程?晏磊分享了垃圾焚烧出海风险预测的四大指标性因素。

第一,地缘政治+大国博弈。拿地缘政治因素举例来说,倘若某个国家在外交立场上明显亲向美国、俄罗斯或是印度,那企业此时就得审慎考量了。它大概率不会允许中国企业深度介入本国垃圾焚烧项目的长期运营环节,掌控本国垃圾焚烧事宜,所以,这种情况下,企业选择投身EPC项目会更为妥当。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倘若目标国家的原有垃圾收运体系相对完备,选择 BOT 模式开展长期运营,便能较快实现盈利。反之,如果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极为滞后,电力电网、路网、燃气基础设施都要进行漫长的等待去配套完善,投身EPC工程会是更明智的选择。

第三,公共舆论。主要包括对环境问题的报道频度、对环境问题报道的虚实程度以及对中国的长期态度倾向。

第四,技术与人力资源水平。如果该国技术先进、人力资源充沛,采用BOT模式就比较契合,企业可以快速盈利。如果当地技术匮乏、人力不足,即便前期项目建成,后续长期运营也会困难重重,隐患诸多,所以更适宜做 EPC 项目,交付之后责任相对较轻。

04案例:孟加拉垃圾投资风险和收益分析

晏磊介绍了他们当前正在推进的孟加拉垃圾处理项目。孟加拉有1.7亿人口,是全球人口实际密度最高的国家,垃圾围城的空气和水污染严重。眼下,孟加拉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加速迈向劳动密集型工业的转型时期,公共舆论对于垃圾焚烧不仅支持更是满怀期待,政治趋于稳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孟加拉如今的政治领袖与中国各阶层都维持着长期且深厚的互信友谊。孟加拉的首席顾问穆罕默德・尤努斯曾经12次到访中国,既体验过乡村质朴的大锅饭,也曾获邀出席钓鱼台的国宴。就在今年9月的联合国会议期间,他与我国外长会面,外长还亲切地称他为 “中国人民的长期老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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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垃圾焚烧企业出海不完全统计情况

从上图中国垃圾焚烧企业出海不完全统计情况可以看到,中国垃圾焚烧企业已经快速走向五湖四海。

垃圾焚烧企业走出去话题,也是清气团密切关注的一个话题。清气团是由两位资深南方系老媒体人创立的,长期投身环境报道。团队撰写了诸多10万以上点击量的稿件,围绕批判帝国主义乌托邦式的零废弃理念,为垃圾焚烧的正面效应发声,破除外界对垃圾焚烧的妖魔化认知。晏磊介绍了清气团近期的出海工作计划,一是与中华环保联合会能源专委会合作《垃圾焚烧的中国方案》,供出海品牌一带一路绿色合作推广。二是参与孟加拉临时政府环境治理顶层设计,助力中国垃圾焚烧企业大步迈向世界。

编辑:李丹

印度一天排放的二恶英的数字已经超过中国垃圾焚烧厂一年排放的数值,因此,如果没有垃圾焚烧,二恶英的问题很难解决。...第一,欧洲的垃圾焚烧厂数量开始缓慢增长,尤其是英国增速明显,从2020年以来建设了大量的焚烧厂,从38座增至52座。

2024年以来,垃圾焚烧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开启出海新征程。

在“2024固废战略论坛”上,清气团创始人晏磊为行业剖析垃圾焚烧出海的现状与前景时提到,中国垃圾焚烧企业已经快速走向五湖四海,中亚、东南亚成热点投资区域。出海收益与风险兼具,应综合考虑人口、政治、经济、地形等综合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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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磊

01垃圾焚烧的环境正向价值重获认可

自2020年起,垃圾焚烧的环境正向价值愈发得到认可。一方面,垃圾围城现象在欧美等全球多地愈发普遍;新冠疫情期间,垃圾焚烧应对传染病扩散的相关科研论文和倾向显著增多。同时,反焚极端环保组织与势力在政治、NGO组织层面渐显疲态,也助力垃圾焚烧的环境正向价值重获认可。

能否运用垃圾清洁焚烧发电技术化解垃圾围城难题,体现出不同政治治理体制对待环境问题的核心底层理念差异。比如,中国能够实事求是根据本国特点制定环境治理措施,政府愿意承担高昂的环境治理成本,将长期环境卫生和维持大规模群体健康放在首位,全过程人民民主,关注长期根本利益。

反观欧美推行乌托邦式零废弃理念。他们将环境治理成本更多的负荷到企业和民众身上,政府只承担成本最低的环境治理,将公众短期情绪放在首位,不倾向解决长期的环境卫生问题。

02全球垃圾焚烧悄然复苏中亚、东南亚成热点区域

长期奉行反焚、乌托邦式零废弃和垃圾分类理念,已让欧美及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垃圾围城恶果凸显:填埋场资源萎缩、垃圾非法弃置与填埋场火灾骤增、垃圾焚烧厂老化加速,还引发大量大气与水污染问题,垃圾全球出口转移乱象丛生。

从数据看,欧美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后二十年,垃圾增量有目共睹,乌托邦式零废弃未实现垃圾减量,填埋量虽降但焚烧量攀升。

从1919年到2013年 ,美国作为垃圾填埋场资源优渥之国,由于荒地比较多,铁路运输成本相对较低,垃圾远距离的公路交通也很方便。从美国垃圾填埋场时空变化数据可以看到,美国的垃圾填埋场已经趋于饱和,如今靠近东海岸地区的垃圾填埋场已经非常密集。

再将目光投向英国,英国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揭示了惊人的现状:该国现存约21000个历史垃圾填埋场。岁月的侵蚀使得这些填埋场的覆膜老化,大量土壤翻动,从而引发了严重的污染问题。对此,英国《卫报》专门发布了四篇深度报道,聚焦这一严峻议题。

此外,英国环境食品农村事业部数据显示,自2011年起,由于填埋场资源急剧萎缩,大量垃圾无处可去,在缺乏合法处置途径的情况下,垃圾非法弃置案件数量持续攀升。许多居民甚至在黑帮的协助下,于英国各地的隐蔽角落肆意丢弃垃圾。从2011年至当下,垃圾非法弃置的增长态势近乎直线上升,增长率高达约150%,这对英国的环境卫生和生态安全构成了巨大挑战,急需有效的应对措施来扭转这一不良局面。

美国最新数据显示,垃圾填埋场火灾自2016年起直线上升,在2018年,燃烧时长超过一周的大型火灾仅有200多起,然而到了2024年,其数量已飙升至412起以上,甚至有可能突破430起,形势极为严峻。

再如,有这样一些非法填埋场,其垃圾填埋量高达500万吨左右,一旦发生火灾,会燃烧长达515天。因为垃圾堆积量越大,产生的沼气量也就越多,这就使得填埋场内部自燃现象愈发频繁。诸如此类火灾长达515天,或者两年以上的垃圾填埋场,我们目前发现至少有四个,而且都是在五百万吨将近千万吨级的填埋量。

印度的情况更麻烦,大量的垃圾处于露天堆置的状态,导致引发垃圾自燃的几率就越大。据了解,印尼首都德里最大的填埋场加济布尔垃圾填埋场已经超期服役十余年,预估垃圾量已经到了2000万吨,堆积高达80米,面积更是与北京景山公园相差无几。这座巨型的垃圾填埋山距印度德里的总理府不超过10公里,从2023年以来每个月至少发生持续2个月以上的火灾,每个月大概是3~4次,产生大量的污染。粗略估算,印度一天排放的二恶英的数字已经超过中国垃圾焚烧厂一年排放的数值,因此,如果没有垃圾焚烧,二恶英的问题很难解决。

东南亚国家自我国禁洋垃圾进口入关后,因自身填埋资源匮乏、设施缺失,垃圾随意弃置,导致内涝等灾害,菲律宾总统都为此开会商讨。

正是因为上述情况的出现,清气团团队观察到,全球垃圾焚烧项目正悄然复苏。

第一,欧洲的垃圾焚烧厂数量开始缓慢增长,尤其是英国增速明显,从2020年以来建设了大量的焚烧厂,从38座增至52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开启新一轮垃圾焚烧厂建设期,上一轮建设期还是在15年以前。

第二,东南亚加大释放垃圾焚烧项目的建设需求和信息。

第三,经调研发现,在欧美地区,众多老旧垃圾焚烧厂已纷纷开启加速翻新扩建进程。

以德国为例,其境内拥有50余座垃圾焚烧厂,其中约10座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这些早期建设的焚烧厂,无论是炉体状况、污染防控能力,还是发电效率等关键指标,在当下都处于较低水平,难以满足日益提高的环保与能源利用标准。鉴于此,对这些老旧焚烧厂进行全面翻新已成为德国垃圾处理行业的当务之急。

第四,南美洲首次释放垃圾焚烧项目信息。比如巴西最近释放出大约5个垃圾焚烧项目的信息。

“一带一路”国家政府垃圾焚烧规划不完全统计中,中亚和东南亚相对比较多,这些地区都有中国的企业进驻。他们或者签订BOT(建设-运营-移交)合同,或者进行EPC(设计采购施工)工程。比如,军信环保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项目在2023年签约之后,2024年就已经开始进场施工,进展速度很快。

03收益与风险兼具垃圾焚烧企业该如何出海?

垃圾焚烧企业出海,收益与风险兼具。晏磊总结出垃圾焚烧出海的收益回报与风险因素模型,判定一个国家能否将垃圾焚烧立为国策。

第一,人口密度增长率。如果这个增长率在提升,那么垃圾产生量会非常快,垃圾围城的现象会被更多人快速发现。

其次,产业结构变化水平。如果这个国家正从农业化快速向工业化转变,那么它的人口聚集情况会快速增加,垃圾产生量也会快速增加,垃圾围城可见化的程度也会增加。这种情况下,政府也会考虑将垃圾焚烧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的国策。

第三,地形和聚落形态。比如山地与平地的比例,河流湖泊海岸分布及走向,城乡聚落特点,集中或分散,连片或分割。这些因素决定了是否应该发展垃圾焚烧,还是沿用垃圾填埋,或者将垃圾填埋做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长期的过程。

第四,政治历史特性。一个国家的政治历史特性决定了它的政治内耗烈度和项目推进的速度,如果这个国家的政治内耗非常严重,那么垃圾焚烧项目很难推进下去。

那么,针对已经确定将垃圾焚烧作为其长期发展策略的国家,垃圾焚烧企业该如何选择运营模式?选择BOT做长期运营,还是做EPC工程?晏磊分享了垃圾焚烧出海风险预测的四大指标性因素。

第一,地缘政治+大国博弈。拿地缘政治因素举例来说,倘若某个国家在外交立场上明显亲向美国、俄罗斯或是印度,那企业此时就得审慎考量了。它大概率不会允许中国企业深度介入本国垃圾焚烧项目的长期运营环节,掌控本国垃圾焚烧事宜,所以,这种情况下,企业选择投身EPC项目会更为妥当。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倘若目标国家的原有垃圾收运体系相对完备,选择 BOT 模式开展长期运营,便能较快实现盈利。反之,如果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极为滞后,电力电网、路网、燃气基础设施都要进行漫长的等待去配套完善,投身EPC工程会是更明智的选择。

第三,公共舆论。主要包括对环境问题的报道频度、对环境问题报道的虚实程度以及对中国的长期态度倾向。

第四,技术与人力资源水平。如果该国技术先进、人力资源充沛,采用BOT模式就比较契合,企业可以快速盈利。如果当地技术匮乏、人力不足,即便前期项目建成,后续长期运营也会困难重重,隐患诸多,所以更适宜做 EPC 项目,交付之后责任相对较轻。

04案例:孟加拉垃圾投资风险和收益分析

晏磊介绍了他们当前正在推进的孟加拉垃圾处理项目。孟加拉有1.7亿人口,是全球人口实际密度最高的国家,垃圾围城的空气和水污染严重。眼下,孟加拉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加速迈向劳动密集型工业的转型时期,公共舆论对于垃圾焚烧不仅支持更是满怀期待,政治趋于稳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孟加拉如今的政治领袖与中国各阶层都维持着长期且深厚的互信友谊。孟加拉的首席顾问穆罕默德・尤努斯曾经12次到访中国,既体验过乡村质朴的大锅饭,也曾获邀出席钓鱼台的国宴。就在今年9月的联合国会议期间,他与我国外长会面,外长还亲切地称他为 “中国人民的长期老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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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垃圾焚烧企业出海不完全统计情况

从上图中国垃圾焚烧企业出海不完全统计情况可以看到,中国垃圾焚烧企业已经快速走向五湖四海。

垃圾焚烧企业走出去话题,也是清气团密切关注的一个话题。清气团是由两位资深南方系老媒体人创立的,长期投身环境报道。团队撰写了诸多10万以上点击量的稿件,围绕批判帝国主义乌托邦式的零废弃理念,为垃圾焚烧的正面效应发声,破除外界对垃圾焚烧的妖魔化认知。晏磊介绍了清气团近期的出海工作计划,一是与中华环保联合会能源专委会合作《垃圾焚烧的中国方案》,供出海品牌一带一路绿色合作推广。二是参与孟加拉临时政府环境治理顶层设计,助力中国垃圾焚烧企业大步迈向世界。

编辑: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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