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23日，“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花厅饮食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新沂市举办。来自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省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的数十位学者，围绕“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饮食考古”等话题展开热烈研讨。
本次学术讨论会的举办地紧邻花厅遗址。花厅遗址历史悠久，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新石器时代史前聚落遗址，距今约5300年。花厅遗址同时兼有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和江浙地区良渚文化两种文化因素，为认识中国史前时期不同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模式提供了例证。
与会专家介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研究阐释、保护利用和文化传承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文化空间。目前，江苏省有一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即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扬州城考古遗址公园、阖闾城考古遗址公园、龙虬庄考古遗址公园、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进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截至目前，我国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建成55家，立项80家。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周琦教授以“文化古迹遗址与保护展示利用”为题发表演讲，他介绍了在参与规划建设辽宁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获得的经验，强调要处理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性与复杂性，重视考古遗址的真实性、完整性、现代性、地方性和经济性。
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龚国强研究员全程参与了唐大明宫的考古和遗址公园的建设。大明宫遗址公园是第一批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龚国强认为，首先要坚持整体保护的原则，“原真性、完整性、可逆性”缺一不可。同时，要严格遵守联合国公约、中国文物保护法等制度法规，严格实行报批、论证、监督等程序。
在良渚博物院副院长黄莉看来，在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中应该坚持最小化干预、最大化阐释、考古成果有效转化、周边资源有效整合等原则。她认为，一处成功的考古遗址公园，应该是一处能够恰当展示遗址价值和阐释遗址内涵的场所，是能够充分展现当代人保护遗址的行动和成果的场所，更是能够彰显遗址的场所精神，实现古今对话的场所。
在分组探讨环节，青年学者们也分享了他们的观点。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黄亮认为，推进考古遗址公园有效开放利用，可采用“遗址公园+”模式，比如“遗址公园+文博展览”，遗址公园可开展文博展览，通过创意艺术形成品牌影响力；“遗址公园+文旅开发”，以遗址公园联动周边文旅开发。
浙江省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卢佳介绍了目前国内考古遗址公园的主要陈列展示方式，包括“遗址上建保护建筑”“遗址保护区边缘建立博物馆”“遗迹馆 + 陈列馆”等。比如，甘肃秦安的大地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就采用了“遗址保护区边缘建立博物馆”的展示方式，博物馆位于遗址保护区外，用以展示遗址出土可移动文物，人们在馆内参观时，可以透过外窗看到遗址土坎上红烧土的痕迹，使遗址间接成为博物馆的展示内容。
既是考古遗址公园，又是生态农业基地，无锡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走出了一条“文旅农融合发展”的路径。鸿山遗址博物馆的王卿说，该遗址公园将开放展示范围划分为遗址博物馆展示区、遗址模拟展示区、遗址现场展示区、湿地生态展示区、生态农业展示区等部分。在遗址保护方面，采用原状保护、覆土植草保护、网罩保护方式，对遗址本体及遗址历史环境进行模拟展示。同时，通过社会化运作，将遗址保护与农业生态养殖、农业生态观光旅游结合，先后重点开展了四个农业生态建设项目，实现了农文旅的融合发展。
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表示，当下江苏省各地的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都在因地制宜，有序推进。以花厅考古遗址公园为例，该公园规划占地面积为487公顷，建设目标为大汶口文化地标、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载体、苏北地区文旅高地。未来，花厅考古遗址公园将建成以遗址保护为核心，教育展示为媒介，文化旅游为主旋律，乡村振兴为保障，集遗址保护、展示利用、考古研学、文化旅游等于一体的遗址公园、文化公园。
12月21日—23日，“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花厅饮食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新沂市举办。来自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省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的数十位学者，围绕“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饮食考古”等话题展开热烈研讨。
本次学术讨论会的举办地紧邻花厅遗址。花厅遗址历史悠久，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新石器时代史前聚落遗址，距今约5300年。花厅遗址同时兼有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和江浙地区良渚文化两种文化因素，为认识中国史前时期不同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模式提供了例证。
与会专家介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研究阐释、保护利用和文化传承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文化空间。目前，江苏省有一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即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扬州城考古遗址公园、阖闾城考古遗址公园、龙虬庄考古遗址公园、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进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截至目前，我国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建成55家，立项80家。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周琦教授以“文化古迹遗址与保护展示利用”为题发表演讲，他介绍了在参与规划建设辽宁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获得的经验，强调要处理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性与复杂性，重视考古遗址的真实性、完整性、现代性、地方性和经济性。
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龚国强研究员全程参与了唐大明宫的考古和遗址公园的建设。大明宫遗址公园是第一批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龚国强认为，首先要坚持整体保护的原则，“原真性、完整性、可逆性”缺一不可。同时，要严格遵守联合国公约、中国文物保护法等制度法规，严格实行报批、论证、监督等程序。
在良渚博物院副院长黄莉看来，在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中应该坚持最小化干预、最大化阐释、考古成果有效转化、周边资源有效整合等原则。她认为，一处成功的考古遗址公园，应该是一处能够恰当展示遗址价值和阐释遗址内涵的场所，是能够充分展现当代人保护遗址的行动和成果的场所，更是能够彰显遗址的场所精神，实现古今对话的场所。
在分组探讨环节，青年学者们也分享了他们的观点。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黄亮认为，推进考古遗址公园有效开放利用，可采用“遗址公园+”模式，比如“遗址公园+文博展览”，遗址公园可开展文博展览，通过创意艺术形成品牌影响力；“遗址公园+文旅开发”，以遗址公园联动周边文旅开发。
浙江省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卢佳介绍了目前国内考古遗址公园的主要陈列展示方式，包括“遗址上建保护建筑”“遗址保护区边缘建立博物馆”“遗迹馆 + 陈列馆”等。比如，甘肃秦安的大地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就采用了“遗址保护区边缘建立博物馆”的展示方式，博物馆位于遗址保护区外，用以展示遗址出土可移动文物，人们在馆内参观时，可以透过外窗看到遗址土坎上红烧土的痕迹，使遗址间接成为博物馆的展示内容。
既是考古遗址公园，又是生态农业基地，无锡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走出了一条“文旅农融合发展”的路径。鸿山遗址博物馆的王卿说，该遗址公园将开放展示范围划分为遗址博物馆展示区、遗址模拟展示区、遗址现场展示区、湿地生态展示区、生态农业展示区等部分。在遗址保护方面，采用原状保护、覆土植草保护、网罩保护方式，对遗址本体及遗址历史环境进行模拟展示。同时，通过社会化运作，将遗址保护与农业生态养殖、农业生态观光旅游结合，先后重点开展了四个农业生态建设项目，实现了农文旅的融合发展。
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表示，当下江苏省各地的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都在因地制宜，有序推进。以花厅考古遗址公园为例，该公园规划占地面积为487公顷，建设目标为大汶口文化地标、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载体、苏北地区文旅高地。未来，花厅考古遗址公园将建成以遗址保护为核心，教育展示为媒介，文化旅游为主旋律，乡村振兴为保障，集遗址保护、展示利用、考古研学、文化旅游等于一体的遗址公园、文化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