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降薪之后，他们的「三高」该治治了

冯仑风马牛

18小时前

获中信出版集团授权，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一篇关于如何提高金融业性价比的文章，读完之后，你能搞明白中国金融业到底有多赚钱。

封面图 | 《前途无量》剧照

2022年7月，一名用户在小红书上晒出中金公司开具的「月收入为82500元」的收入证明，并配文「93年老公的收入水平，所以算是婚后财产么？」其淡淡的疑问、浓浓的炫富味道，引发网友质疑金融行业「财不配位」。

2年后，也就是2024年7月，网传中金公司一名30岁女员工因降薪导致压力过大，跳楼身亡，尽管后续官方通报称「跳楼系谣言，情况不属实」，但金融行业降薪已成公开的秘密。有新入行的金融从业人员对媒体戏称，「已经不求百万年薪，只求别被劝退。」

长期以来，金融行业薪酬之高远超其他行业，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这并不突出，但在各行各业备受压力的当下，金融行业不得不自我改变，以一个更具「性价比」的姿态提供服务。

获中信出版集团授权，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一篇关于如何提高金融业性价比的文章，读完之后，你能搞明白中国金融业到底有多赚钱。

来源：《增长奇迹之后》
作者：张斌  朱鹤
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

本文重点讨论，金融业要做出怎样的改变，才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具「性价比」的金融服务？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金融业有「三高」特点，即高盈利、高薪酬和高税收。金融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占比远高于同等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金融业高增加值主要来自银行业。银行业的高盈利是高薪酬和高税收的支撑，高盈利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
消除银行盈利中不合理成分的改革措施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市场化、存款利率市场化和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这些改革带来的银行业对其他部门的让利空间超过1万亿元。需要关注改革带来的风险集中爆发，可以通过在某些区域、某些领域局部试点的方式推进改革。

1.中国金融业，三高

中国非金融部门对金融服务支付了高额成本。
2020-2022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占比均值为 8%，不仅超过了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也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5.1%(见图 11.1)。
注: 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数据来自 ＯＥＣＤ，取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平均值 (个别国家无 ２０２２ 年数据，取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平均值)，人均 ＧＤＰ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为 ２０２２ 年人均 ＧＤＰ。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世界银行。
从收入法核算 GDP 的角度看，金融业增加值在 GDP中的占比越高，说明该国金融业获得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越高。
从生产法核算 GDP 的角度看，金融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占比越高，说明其他部门对金融业支付的成本越高。
如果金融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很高，其他部门从中获益很多，为此支付更高成本是合理的。如果金融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并不高于其他国家，金融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占比过高则说明该国金融业的性价比较低。
回到中国的情况看，如果中国金融业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并不好于大部分发达国家，金融业增加值在GDP 中的占比过高则说明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向金融部门支付了过高的成本。
中国金融业是利润大户，金融业利润在全部企业利润中的占比远高于其他国家。从收入法看，金融业增加值分为营业盈余、生产税净额、劳动者报酬和固定资产折旧四个部分，固定资产折旧相对较低。
根据OECD的可比数据，中国金融业营业盈余在全部企业营业盈余的占比达到13.7%，不仅远远超出了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也超过了高收入水平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5.3%)。
中国金融业从业人员的相对薪酬远高于其他国家。考虑到各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我们用银行业人均薪酬/人均GDP反映该国银行业从业人员的相对薪酬水平，2019年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的相对薪酬平均约为5，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2.3，高于所有样本国家:韩国(3.5)、英国(3.1)、法国(2.8)、德国(2.2)、加拿大(2)、美国(1.9)、日本(1.8)、新加坡(1.1)。
我们这里的银行业样本包括资产规模较大的五大国有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140家银行。在2022年的上市银行中，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人均劳动报酬分别为51 万元、43.2万元、38.4 万元和 35.6万元，分别约是 2022年人均GDP的6倍、5.1 倍、4.5 倍和 4.2 倍。
中国金融业纳税在全部税收中的占比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2015年中国生产税净额在全部企业生产税净额中的占比达到8.26%。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生产税净额占比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高于大部分同等收入水平国家。
理解中国银行业高盈利、高薪酬和高税收的三高特征，关键是理解金融业的高盈利。高盈利是高薪酬和高税收的源头和支撑。
金融部门包含三个子门类，分别是货币金融和其他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保险。其中，货币金融和其他金融服务主要是指银行业。2017 年和2020年，货币金融和其他金融服务业的增加值占金融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是77.9%和80.5%，是金融业增加值的主要组成部分。
理解中国金融业的三高特征，关键是理解中国银行业的三高现象。下面首先讨论银行业的高盈利从何而来。

2.银行业怎么能赚这么多？

中国银行业高盈利并非来自更高的ROA(资产回报率)和ROE(净资产收益率)。中国银行业的ROA和ROE与国际同行相比并不算高。
2000-2021年，中国银行业税前ROA持续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仅在2009年及2012-2014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与不同收入国家比较看，中国银行业税前 ROA 也长期低于低收入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中国银行业税前ROE自 2002年起长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较低的ROA水平上，中国银行业主要凭借巨大的资产和负债规模扩张才能获得如此高的盈利，而资产和负债规模扩张则来自中国经济高增长及其伴随的信贷高增长。
了解银行业的资产和负债结构，可以为银行业的高盈利找到更具体的来源。
1. 负债结构
银行部门负债的主体部分是家庭存款和单位存款，占银行全部负债的比重分别为 33%和27%(见图 11.2)。此外，银行负债还包括了对央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负债、债券发行以及其他负债。
在商业银行的各种负债中，对其他金融机构的负债、债券发行和单位存款的负债市场化程度较高，成本相对较高；部分居民存款利率一定程度上受到利率管制政策的影响，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负债成本也相对较低。
2. 资产结构
银行部门资产的主体部分是对居民部门的债权和对非金融机构的债权，前者主要是对居民部门的贷款，在银行全部资产中占比22%；后者主要是对非金融企业各种形式的贷款，在银行全部资产中占比41%。
此外，银行的资产还包括对其他存款型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债权、储备资产和其他资产。
在商业银行的各种资产中，对企业贷款、对其他存款型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债权的收益率市场化程度较高，对居民部门的部分抵押贷款和储备资产不同程度地受到利率管制政策的影响。
银行对居民部门的贷款在2022年之前持续增长，这一阶段居民贷款在全部贷款中的占比持续上升。2022年以来受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影响，居民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有所下降。住房贷款是居民贷款的主要组成部分。截至2023年，居民贷款累计80.1万亿元，其中消费贷款57.9万亿元，中长期消费贷款主要是住房抵押贷款，2023年底为38.17万亿元。
银行对非金融企业的贷款广泛分布在各个产业。从贷款规模的比重看，依次是基础设施(33%)、制造业和采矿业(21%)建筑业和房地产业(16%)、批发和零售业(11%)、其他服务业(5%)以及农林牧渔业(1%)。对基础设施行业的贷款包括三个行业，分别是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对制造业和采矿业的贷款以短期贷款为主，中长期贷款占比只有30%左右，这表明银行对工业部门的贷款主要来自流动性管理的需求。对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贷款大多也以短期贷款为主，主要用作流动性管理。对基础设施、建筑和房地产的中长期贷款占比较高，这些行业同时也是中国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较高的行业。
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2010年至今，上述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在上升，其余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在整体下降。2020年，不良贷款率最高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以及制造业，分别为4.1%和5%，这也是民营中小企业比较集中的两个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不良贷款率从2019 年的 1.2%迅速抬升至 2020 年的 3.9%。个人的不良贷款率只有0.8%。不良贷款率最低的是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只有 0.1%。
3. 盈利来源
对居民的贷款：银行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各种类型的贷款利息。居民的住房抵押贷款不良率极低，收益率较高且非常稳定，这是银行业当前最重要的盈利来源之一。
对居民的消费贷款，比如信用卡贷款、汽车贷款和其他个人贷款不良率较高，达到了1%~3%，贷款利率较高(根据不同抵押条件和贷款人资质，集中在 5%~15%)，这也成为银行业新增的重要盈利来源。
对企业的贷款：对制造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贷款中占比32%)的贷款中，短期流动性贷款比重较高，贷款的不良率高达4%~5%，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虽然高不良贷款率使贷款利率处于高位，但银行难以从这些行业中获得明显的盈利。对基础设施行业的贷款(企业贷款占比33%)期限长、收益率稳定且不良率长期较低，是银行对企业贷款中最重要的盈利来源。对建筑和房地产(企业贷款占比16%)、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企业贷款占比 13%)的贷款虽然不良率稍高，但也是银行重要的盈利来源。

3.利率管制的政策红利

银行业的盈利包括了合理盈利部分，也包括政策红利带来的盈利部分。
政策红利带来的盈利部分主要是指那些由于政策管制或者特定的制度安排带来的银行盈利，这些盈利在市场充分发育和充分竞争的环境下难以存在。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许多显性的利率管制措施已被取消。2013 年7月20日，央行取消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基准利率)0.7倍的下限。2015年10月24日起，央行取消了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的存款利率浮动上限。
对非金融企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定价。银行主要依据贷款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和抵押品价值来确定贷款额度和利率。
对居民部门，无论是存款利率还是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利率管制。一方面，银行存款利率仍面临隐性干预，如央行的窗口指导或市场自律机构的约束。从实际情况看，商业银行存款利率最高上浮30%~40%，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最多上浮 1.3倍，中小银行上浮 1.4倍。另一方面，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与LPR 完全挂钩二套房的上浮标准也受调控政策限制，银行在发放住房抵押贷款时很少采用利率这一价格手段竞争。
1. 住房抵押贷款利差偏高
在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缺乏竞争的环境下，银行业从住房抵押贷款中获得了高额盈利。
我们选取了主要经济体的数据，计算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与同期国债收益率(以此大致反映银行的融资成本)的利差。2015 年至 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与国债收益率之差显著高于大部分经济体，只有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利差高于中国(见图11.3)。
平均而言，中国比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利差均值高出了 50~100 个基点。如果只考虑美国、日本和德国三个经济体，中国比它们的利差高出了100个基点，而日本和德国同样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
在给定的负债成本下，中国银行部门对居民部门收取更高的房贷利率并非因为中国的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更高。我国房贷对首付比例的要求比较高，一套房至少30%，二套房更高，实际的平均首付比例比政策要求还要高。国内银行承担的实际违约损失其实非常小，即使出现了违约，高首付比也为银行提供了很好的缓冲垫，银行在处置抵押资产时面临的损失风险并不高。
中国房贷违约率远低于美国大于2%的违约率，低于澳大利亚接近1%的抵押贷款违约率，与加拿大的住房贷款违约率接近。
2. 现行存款基准利率持续低于类存款金融产品利率
在过去数年中，理财产品有充分的市场竞争且存在刚兑性质，这给了我们一个可以比较的居民获得的市场化存款收益率与银行存款收益率。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1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基本是其他定期类金融资产收益率的底线，显著低于其他市场化竞争程度较高的类似金融资产的收益率(见图11.4)。
大型商业银行1年期存款利率在存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有一定上浮，即便上浮以后的利率在大多数时间里也远低于其他市场化竞争程度较高的类似金融资产的收益率。
3. 政策红利盈利的估算
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市场化。
按照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大概要高于同期国债利率1.5个百分点。同样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住房金融体系，德国和日本的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与同期国债收益率的利差只有 1.15 个百分点左右。
目前，中国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以 5年期的 LPR 为基准，2020年第二季度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平均利率是 5.42%，第二季度5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均值是2.2%，二者利差约为3.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规模是32.5万亿元。
如果参照发达国家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与国债利率1.5个百分点的平均利差水平，中国需要把房贷利率下降1.7个百分点，居民房贷利息支出会减少约5500 亿元。
居民存款利率市场化。
2020年第二季度居民部门定期存款为59万亿元，包含一般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和结构性存款三个部分，结构性存款大概有3.6万亿元，这部分不受利率政策限制，利率水平与同期理财大致相当。
一般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在安全性方面和流动性方面都低于国债，但是这类存款的基准利率和经过银行上浮以后的收益率低于同等期限结构的国债收益率。以1年期定期存款为例，其基准利率为1.5%，商业银行在基准利率基础上有一定的上浮比例，目前普遍在2.1%~2.2%；大额存单最高能比基准利率高50%(有银保监会的窗口指导)，大概在2.2%左右；1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6%左右。通过更进一步的存款市场化竞争，一般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不低于相同期限结构的国债收益率水平居民部门利息收入增加2400亿元。
综上，如果取消现行的利率管制措施，实现进一步的利率市场化，银行将向居民部门让利大约8000亿元。

4.政府投资项目的政策红利

1. 地方平台公司与银行之间的「双赢游戏」
地方政府的融资方式主要是发债，包括一般债和专项债，这两者通常被称为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这两类地方政府债的发行规模受到严格限制，远不足以支撑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需求。
为满足基建投资的资金需求，地方政府还通过地方平台公司获取资金，主要融资方式有三种：一是地方平台公司债，二是从银行获取的贷款，三是从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取的资金。
地方平台公司融得的资金，大部分用于基建项目。半数的基建投资以城市公共设施为主，具有公共品或者准公共品性质，这类基建投资普遍缺乏现金流支撑，偿债能力较差。尽管如此，银行是地方平台公司的重要资金来源，银行与地方平台公司之间形成了某种形式的「双赢游戏」。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地方平台公司依托地方政府信用不断从银行获得融资支持，用于付息或者新增投资。银行通过向地方平台公司提供连续融资，后者就可以向银行支付利息，银行从中也获得了不菲盈利。
我们通过以下步骤估算了地方平台公司的债务状况。
(1)用发行债券的地方平台公司的带息债务余额衡量其债务规模。
(2)用中国信托业协会公布的资金信托项目投向基础产业的资金余额来衡量相关地方平台公司的信托融资规模。
(3)选取了在银行间、交易所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各地3600余家地方平台公司，并通过资产负债表中的借款减去信托融资，估算贷款规模。
通过以上估算得到，截至2023年第二季度，地方平台公司三大有息债务约 56.3万亿元，其中贷款占比最多，约39.3万亿元；其次是城投债券，约15.4万亿元；信托融资约1.6万亿元。
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融资成本测算方面，城投债券用当季的平均发行利率，信托融资成本用当季基建信托产品预期收益率均值加上信托公司的收益，贷款成本用每季度的金融机构一般平均贷款利率。公司债券成本最低，贷款次之，信托融资最高。
2019年以来，公司债券占隐性有息负债的比重在上升，而信托融资受监管约束，占比在不断下降。银行贷款的占比最多，比例也相对稳定，在65%左右。
2. 政策红利的估算
将地方平台公司的债务替换为地方政府一般债或者专项债，可以大幅降低地方政府融资成本。
以债务规模占比为权重，可以计算出地方平台公司的有息负债的综合成本，并与政府显性负债成本进行对比。显性债务成本十分稳定，年利率维持在3.3%左右；地方平台公司的债务成本在近3年有所下降，但仍比显性债务的融资成本高1.2%~1.5%。
为了降低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如果将所有地方平台公司的有息债务替换为地方政府一般债或者专项债，给定当前56.3万亿元的债务规模以及高于显性债务成本1.2%~1.5%的利率，将会为地方政府减少0.67 万亿~0.84 万亿元的利息成本。对银行部门而言，假定银行从过去持有对地方平台公司的贷款转而持有地方政府一般债或者专项债，利息损失为4700亿~5900亿元。
通过进一步的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地方平台公司债务置换，商业银行向居民、企业和政府的让利规模为1.3万亿~1.4万亿元。

5.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合理让利

纠正政策扭曲，进一步推进公平市场竞争，才能减少银行业高盈利中的不合理成分，对实体经济部门合理让利。
重点的改革措施包括：
(1)推进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2)进一步的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
(3)通过发行一般债和专项债，而不是用银行贷款的方式为地方政府的基建项目融资。
这些措施符合大的金融市场化改革方向，但是在具体的推进方法、策略和时机上要仔细推敲。与其他行业不同，金融业是外部性非常大且对国民经济影响巨大的部门，对金融业的改革需要更加慎重地考虑风险，相关改革需要在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前提下进行。
在讨论改革措施以前，我们先讨论与银行业风险有关的内容。
尽管银行业获得了高额盈利，但是其盈利前景并不乐观。抛开各家银行的具体经营状况，从宏观层面看，有以下四方面的因素正在挑战银行业的盈利状况。
一是产业转型带来了企业信贷需求的大幅下降，银行难觅好的信贷客户。能源、化工、装备制造等各种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都跨过了行业发展的高峰期，这些行业在过去五年的新增投资增速大幅下降，未来的增长也非常有限，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大幅下降。
二是政府正在逐步用发行债券来替代银行贷款。政府在过去几年中加大了对地方平台公司举债的限制，加强了对影子银行业务的规范管理，同时采取债务置换的方式用债券置换部分银行贷款，通过增加发行专项债为新增基建融资。这些举措减少了地方平台公司对银行贷款的需求。
三是商业银行不同程度地承担了部分政策职能。这里所指的政策职能并非商业银行为了搞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而满足一些地方政府的特殊要求，此种行为本身对商业银行而言有利可图，更多是一种利益交换。这里所指的政策职能更多的是要求银行对某些类型企业(比如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或者对某些行业贷款的支持或者限制，这些措施要么放大了银行业经营的风险和损失，要么限制了盈利。
四是债券市场和货币基金快速发展以及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竞争。企业债券市场近十年的快速发展显著分流了企业的银行贷款，货币基金的快速增长则显著分流了居民的银行存款，银行在吸引存款方面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这些变化对银行业的高盈利造成了持久冲击。
以上多方面的冲击给银行的负债成本和资产质量带来了双重挑战，银行业虽然总体盈利水平很高，但是盈利增速已经呈现趋势性的显著下降。在银行业内部，因为经营不善而陷入经营困境的银行不在少数，银行破产的风险也在上升。这是否意味着当下并非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好时机呢?
首先，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存款利率等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给银行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竞争，会倒逼行业内压低成本、提升效率，提高整个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推进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更大范围地使用债券融资替代银行贷款，对银行来说虽然丧失了一部分盈利来源，但也降低了未来的不良资产率。相当大一部分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本身具有公益和准公益特征，项目现金流不佳。
其次，尽管银行业整体上的盈利增速放缓，但至少目前银行业相对其他行业仍然保持了非常高的盈利水平和相对薪酬水平。这些改革措施会带来银行业向实体经济部门的让利，我们的估算表明，推进上述改革会带来银行对其他部门让利1.3万亿~1.4万亿元，2022年商业银行的整体净利润接近2.3万亿元，让利部分会分摊到银行盈利、薪酬和税收多个方面，银行业仍能保持相当水平的盈利。与国际同行相比，让利后的银行业利润在全社会企业利润中的占比、银行业从业人员的薪酬仍处于高位。
最后，确实需要考虑推进改革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大量银行在财务上难以为继，或者其他形式的风险集中释放。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方面，部分中小银行的资产质量不高，因此，要避免同时推进多种改革举措，而是采取在某些区域、某些领域局部试点的方式推进改革，这可以为改革留下时间窗口期，给银行留下充足的时间做内部调整和准备。

一起聊聊：

  • 你觉得银行业应该向全社会让利吗？

  • 你和银行打交道的经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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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后，也就是2024年7月，网传中金公司一名30岁女员工因降薪导致压力过大，跳楼身亡，尽管后续官方通报称「跳楼系谣言，情况不属实」，但金融行业降薪已成公开的秘密。有新入行的金融从业人员对媒体戏称，「已经不求百万年薪，只求别被劝退。」

长期以来，金融行业薪酬之高远超其他行业，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这并不突出，但在各行各业备受压力的当下，金融行业不得不自我改变，以一个更具「性价比」的姿态提供服务。

获中信出版集团授权，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一篇关于如何提高金融业性价比的文章，读完之后，你能搞明白中国金融业到底有多赚钱。

来源：《增长奇迹之后》
作者：张斌  朱鹤
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

本文重点讨论，金融业要做出怎样的改变，才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具「性价比」的金融服务？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金融业有「三高」特点，即高盈利、高薪酬和高税收。金融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占比远高于同等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金融业高增加值主要来自银行业。银行业的高盈利是高薪酬和高税收的支撑，高盈利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
消除银行盈利中不合理成分的改革措施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市场化、存款利率市场化和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这些改革带来的银行业对其他部门的让利空间超过1万亿元。需要关注改革带来的风险集中爆发，可以通过在某些区域、某些领域局部试点的方式推进改革。

1.中国金融业，三高

中国非金融部门对金融服务支付了高额成本。
2020-2022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占比均值为 8%，不仅超过了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也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5.1%(见图 11.1)。
注: 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数据来自 ＯＥＣＤ，取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平均值 (个别国家无 ２０２２ 年数据，取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平均值)，人均 ＧＤＰ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为 ２０２２ 年人均 ＧＤＰ。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世界银行。
从收入法核算 GDP 的角度看，金融业增加值在 GDP中的占比越高，说明该国金融业获得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越高。
从生产法核算 GDP 的角度看，金融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占比越高，说明其他部门对金融业支付的成本越高。
如果金融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很高，其他部门从中获益很多，为此支付更高成本是合理的。如果金融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并不高于其他国家，金融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占比过高则说明该国金融业的性价比较低。
回到中国的情况看，如果中国金融业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并不好于大部分发达国家，金融业增加值在GDP 中的占比过高则说明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向金融部门支付了过高的成本。
中国金融业是利润大户，金融业利润在全部企业利润中的占比远高于其他国家。从收入法看，金融业增加值分为营业盈余、生产税净额、劳动者报酬和固定资产折旧四个部分，固定资产折旧相对较低。
根据OECD的可比数据，中国金融业营业盈余在全部企业营业盈余的占比达到13.7%，不仅远远超出了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也超过了高收入水平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5.3%)。
中国金融业从业人员的相对薪酬远高于其他国家。考虑到各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我们用银行业人均薪酬/人均GDP反映该国银行业从业人员的相对薪酬水平，2019年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的相对薪酬平均约为5，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2.3，高于所有样本国家:韩国(3.5)、英国(3.1)、法国(2.8)、德国(2.2)、加拿大(2)、美国(1.9)、日本(1.8)、新加坡(1.1)。
我们这里的银行业样本包括资产规模较大的五大国有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140家银行。在2022年的上市银行中，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人均劳动报酬分别为51 万元、43.2万元、38.4 万元和 35.6万元，分别约是 2022年人均GDP的6倍、5.1 倍、4.5 倍和 4.2 倍。
中国金融业纳税在全部税收中的占比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2015年中国生产税净额在全部企业生产税净额中的占比达到8.26%。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生产税净额占比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高于大部分同等收入水平国家。
理解中国银行业高盈利、高薪酬和高税收的三高特征，关键是理解金融业的高盈利。高盈利是高薪酬和高税收的源头和支撑。
金融部门包含三个子门类，分别是货币金融和其他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保险。其中，货币金融和其他金融服务主要是指银行业。2017 年和2020年，货币金融和其他金融服务业的增加值占金融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是77.9%和80.5%，是金融业增加值的主要组成部分。
理解中国金融业的三高特征，关键是理解中国银行业的三高现象。下面首先讨论银行业的高盈利从何而来。

2.银行业怎么能赚这么多？

中国银行业高盈利并非来自更高的ROA(资产回报率)和ROE(净资产收益率)。中国银行业的ROA和ROE与国际同行相比并不算高。
2000-2021年，中国银行业税前ROA持续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仅在2009年及2012-2014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与不同收入国家比较看，中国银行业税前 ROA 也长期低于低收入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中国银行业税前ROE自 2002年起长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较低的ROA水平上，中国银行业主要凭借巨大的资产和负债规模扩张才能获得如此高的盈利，而资产和负债规模扩张则来自中国经济高增长及其伴随的信贷高增长。
了解银行业的资产和负债结构，可以为银行业的高盈利找到更具体的来源。
1. 负债结构
银行部门负债的主体部分是家庭存款和单位存款，占银行全部负债的比重分别为 33%和27%(见图 11.2)。此外，银行负债还包括了对央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负债、债券发行以及其他负债。
在商业银行的各种负债中，对其他金融机构的负债、债券发行和单位存款的负债市场化程度较高，成本相对较高；部分居民存款利率一定程度上受到利率管制政策的影响，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负债成本也相对较低。
2. 资产结构
银行部门资产的主体部分是对居民部门的债权和对非金融机构的债权，前者主要是对居民部门的贷款，在银行全部资产中占比22%；后者主要是对非金融企业各种形式的贷款，在银行全部资产中占比41%。
此外，银行的资产还包括对其他存款型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债权、储备资产和其他资产。
在商业银行的各种资产中，对企业贷款、对其他存款型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债权的收益率市场化程度较高，对居民部门的部分抵押贷款和储备资产不同程度地受到利率管制政策的影响。
银行对居民部门的贷款在2022年之前持续增长，这一阶段居民贷款在全部贷款中的占比持续上升。2022年以来受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影响，居民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有所下降。住房贷款是居民贷款的主要组成部分。截至2023年，居民贷款累计80.1万亿元，其中消费贷款57.9万亿元，中长期消费贷款主要是住房抵押贷款，2023年底为38.17万亿元。
银行对非金融企业的贷款广泛分布在各个产业。从贷款规模的比重看，依次是基础设施(33%)、制造业和采矿业(21%)建筑业和房地产业(16%)、批发和零售业(11%)、其他服务业(5%)以及农林牧渔业(1%)。对基础设施行业的贷款包括三个行业，分别是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对制造业和采矿业的贷款以短期贷款为主，中长期贷款占比只有30%左右，这表明银行对工业部门的贷款主要来自流动性管理的需求。对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贷款大多也以短期贷款为主，主要用作流动性管理。对基础设施、建筑和房地产的中长期贷款占比较高，这些行业同时也是中国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较高的行业。
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2010年至今，上述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在上升，其余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在整体下降。2020年，不良贷款率最高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以及制造业，分别为4.1%和5%，这也是民营中小企业比较集中的两个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不良贷款率从2019 年的 1.2%迅速抬升至 2020 年的 3.9%。个人的不良贷款率只有0.8%。不良贷款率最低的是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只有 0.1%。
3. 盈利来源
对居民的贷款：银行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各种类型的贷款利息。居民的住房抵押贷款不良率极低，收益率较高且非常稳定，这是银行业当前最重要的盈利来源之一。
对居民的消费贷款，比如信用卡贷款、汽车贷款和其他个人贷款不良率较高，达到了1%~3%，贷款利率较高(根据不同抵押条件和贷款人资质，集中在 5%~15%)，这也成为银行业新增的重要盈利来源。
对企业的贷款：对制造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贷款中占比32%)的贷款中，短期流动性贷款比重较高，贷款的不良率高达4%~5%，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虽然高不良贷款率使贷款利率处于高位，但银行难以从这些行业中获得明显的盈利。对基础设施行业的贷款(企业贷款占比33%)期限长、收益率稳定且不良率长期较低，是银行对企业贷款中最重要的盈利来源。对建筑和房地产(企业贷款占比16%)、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企业贷款占比 13%)的贷款虽然不良率稍高，但也是银行重要的盈利来源。

3.利率管制的政策红利

银行业的盈利包括了合理盈利部分，也包括政策红利带来的盈利部分。
政策红利带来的盈利部分主要是指那些由于政策管制或者特定的制度安排带来的银行盈利，这些盈利在市场充分发育和充分竞争的环境下难以存在。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许多显性的利率管制措施已被取消。2013 年7月20日，央行取消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基准利率)0.7倍的下限。2015年10月24日起，央行取消了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的存款利率浮动上限。
对非金融企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定价。银行主要依据贷款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和抵押品价值来确定贷款额度和利率。
对居民部门，无论是存款利率还是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利率管制。一方面，银行存款利率仍面临隐性干预，如央行的窗口指导或市场自律机构的约束。从实际情况看，商业银行存款利率最高上浮30%~40%，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最多上浮 1.3倍，中小银行上浮 1.4倍。另一方面，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与LPR 完全挂钩二套房的上浮标准也受调控政策限制，银行在发放住房抵押贷款时很少采用利率这一价格手段竞争。
1. 住房抵押贷款利差偏高
在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缺乏竞争的环境下，银行业从住房抵押贷款中获得了高额盈利。
我们选取了主要经济体的数据，计算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与同期国债收益率(以此大致反映银行的融资成本)的利差。2015 年至 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与国债收益率之差显著高于大部分经济体，只有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利差高于中国(见图11.3)。
平均而言，中国比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利差均值高出了 50~100 个基点。如果只考虑美国、日本和德国三个经济体，中国比它们的利差高出了100个基点，而日本和德国同样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
在给定的负债成本下，中国银行部门对居民部门收取更高的房贷利率并非因为中国的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更高。我国房贷对首付比例的要求比较高，一套房至少30%，二套房更高，实际的平均首付比例比政策要求还要高。国内银行承担的实际违约损失其实非常小，即使出现了违约，高首付比也为银行提供了很好的缓冲垫，银行在处置抵押资产时面临的损失风险并不高。
中国房贷违约率远低于美国大于2%的违约率，低于澳大利亚接近1%的抵押贷款违约率，与加拿大的住房贷款违约率接近。
2. 现行存款基准利率持续低于类存款金融产品利率
在过去数年中，理财产品有充分的市场竞争且存在刚兑性质，这给了我们一个可以比较的居民获得的市场化存款收益率与银行存款收益率。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1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基本是其他定期类金融资产收益率的底线，显著低于其他市场化竞争程度较高的类似金融资产的收益率(见图11.4)。
大型商业银行1年期存款利率在存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有一定上浮，即便上浮以后的利率在大多数时间里也远低于其他市场化竞争程度较高的类似金融资产的收益率。
3. 政策红利盈利的估算
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市场化。
按照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大概要高于同期国债利率1.5个百分点。同样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住房金融体系，德国和日本的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与同期国债收益率的利差只有 1.15 个百分点左右。
目前，中国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以 5年期的 LPR 为基准，2020年第二季度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平均利率是 5.42%，第二季度5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均值是2.2%，二者利差约为3.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规模是32.5万亿元。
如果参照发达国家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与国债利率1.5个百分点的平均利差水平，中国需要把房贷利率下降1.7个百分点，居民房贷利息支出会减少约5500 亿元。
居民存款利率市场化。
2020年第二季度居民部门定期存款为59万亿元，包含一般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和结构性存款三个部分，结构性存款大概有3.6万亿元，这部分不受利率政策限制，利率水平与同期理财大致相当。
一般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在安全性方面和流动性方面都低于国债，但是这类存款的基准利率和经过银行上浮以后的收益率低于同等期限结构的国债收益率。以1年期定期存款为例，其基准利率为1.5%，商业银行在基准利率基础上有一定的上浮比例，目前普遍在2.1%~2.2%；大额存单最高能比基准利率高50%(有银保监会的窗口指导)，大概在2.2%左右；1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6%左右。通过更进一步的存款市场化竞争，一般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不低于相同期限结构的国债收益率水平居民部门利息收入增加2400亿元。
综上，如果取消现行的利率管制措施，实现进一步的利率市场化，银行将向居民部门让利大约8000亿元。

4.政府投资项目的政策红利

1. 地方平台公司与银行之间的「双赢游戏」
地方政府的融资方式主要是发债，包括一般债和专项债，这两者通常被称为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这两类地方政府债的发行规模受到严格限制，远不足以支撑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需求。
为满足基建投资的资金需求，地方政府还通过地方平台公司获取资金，主要融资方式有三种：一是地方平台公司债，二是从银行获取的贷款，三是从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取的资金。
地方平台公司融得的资金，大部分用于基建项目。半数的基建投资以城市公共设施为主，具有公共品或者准公共品性质，这类基建投资普遍缺乏现金流支撑，偿债能力较差。尽管如此，银行是地方平台公司的重要资金来源，银行与地方平台公司之间形成了某种形式的「双赢游戏」。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地方平台公司依托地方政府信用不断从银行获得融资支持，用于付息或者新增投资。银行通过向地方平台公司提供连续融资，后者就可以向银行支付利息，银行从中也获得了不菲盈利。
我们通过以下步骤估算了地方平台公司的债务状况。
(1)用发行债券的地方平台公司的带息债务余额衡量其债务规模。
(2)用中国信托业协会公布的资金信托项目投向基础产业的资金余额来衡量相关地方平台公司的信托融资规模。
(3)选取了在银行间、交易所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各地3600余家地方平台公司，并通过资产负债表中的借款减去信托融资，估算贷款规模。
通过以上估算得到，截至2023年第二季度，地方平台公司三大有息债务约 56.3万亿元，其中贷款占比最多，约39.3万亿元；其次是城投债券，约15.4万亿元；信托融资约1.6万亿元。
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融资成本测算方面，城投债券用当季的平均发行利率，信托融资成本用当季基建信托产品预期收益率均值加上信托公司的收益，贷款成本用每季度的金融机构一般平均贷款利率。公司债券成本最低，贷款次之，信托融资最高。
2019年以来，公司债券占隐性有息负债的比重在上升，而信托融资受监管约束，占比在不断下降。银行贷款的占比最多，比例也相对稳定，在65%左右。
2. 政策红利的估算
将地方平台公司的债务替换为地方政府一般债或者专项债，可以大幅降低地方政府融资成本。
以债务规模占比为权重，可以计算出地方平台公司的有息负债的综合成本，并与政府显性负债成本进行对比。显性债务成本十分稳定，年利率维持在3.3%左右；地方平台公司的债务成本在近3年有所下降，但仍比显性债务的融资成本高1.2%~1.5%。
为了降低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如果将所有地方平台公司的有息债务替换为地方政府一般债或者专项债，给定当前56.3万亿元的债务规模以及高于显性债务成本1.2%~1.5%的利率，将会为地方政府减少0.67 万亿~0.84 万亿元的利息成本。对银行部门而言，假定银行从过去持有对地方平台公司的贷款转而持有地方政府一般债或者专项债，利息损失为4700亿~5900亿元。
通过进一步的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地方平台公司债务置换，商业银行向居民、企业和政府的让利规模为1.3万亿~1.4万亿元。

5.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合理让利

纠正政策扭曲，进一步推进公平市场竞争，才能减少银行业高盈利中的不合理成分，对实体经济部门合理让利。
重点的改革措施包括：
(1)推进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2)进一步的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
(3)通过发行一般债和专项债，而不是用银行贷款的方式为地方政府的基建项目融资。
这些措施符合大的金融市场化改革方向，但是在具体的推进方法、策略和时机上要仔细推敲。与其他行业不同，金融业是外部性非常大且对国民经济影响巨大的部门，对金融业的改革需要更加慎重地考虑风险，相关改革需要在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前提下进行。
在讨论改革措施以前，我们先讨论与银行业风险有关的内容。
尽管银行业获得了高额盈利，但是其盈利前景并不乐观。抛开各家银行的具体经营状况，从宏观层面看，有以下四方面的因素正在挑战银行业的盈利状况。
一是产业转型带来了企业信贷需求的大幅下降，银行难觅好的信贷客户。能源、化工、装备制造等各种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都跨过了行业发展的高峰期，这些行业在过去五年的新增投资增速大幅下降，未来的增长也非常有限，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大幅下降。
二是政府正在逐步用发行债券来替代银行贷款。政府在过去几年中加大了对地方平台公司举债的限制，加强了对影子银行业务的规范管理，同时采取债务置换的方式用债券置换部分银行贷款，通过增加发行专项债为新增基建融资。这些举措减少了地方平台公司对银行贷款的需求。
三是商业银行不同程度地承担了部分政策职能。这里所指的政策职能并非商业银行为了搞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而满足一些地方政府的特殊要求，此种行为本身对商业银行而言有利可图，更多是一种利益交换。这里所指的政策职能更多的是要求银行对某些类型企业(比如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或者对某些行业贷款的支持或者限制，这些措施要么放大了银行业经营的风险和损失，要么限制了盈利。
四是债券市场和货币基金快速发展以及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竞争。企业债券市场近十年的快速发展显著分流了企业的银行贷款，货币基金的快速增长则显著分流了居民的银行存款，银行在吸引存款方面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这些变化对银行业的高盈利造成了持久冲击。
以上多方面的冲击给银行的负债成本和资产质量带来了双重挑战，银行业虽然总体盈利水平很高，但是盈利增速已经呈现趋势性的显著下降。在银行业内部，因为经营不善而陷入经营困境的银行不在少数，银行破产的风险也在上升。这是否意味着当下并非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好时机呢?
首先，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存款利率等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给银行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竞争，会倒逼行业内压低成本、提升效率，提高整个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推进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更大范围地使用债券融资替代银行贷款，对银行来说虽然丧失了一部分盈利来源，但也降低了未来的不良资产率。相当大一部分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本身具有公益和准公益特征，项目现金流不佳。
其次，尽管银行业整体上的盈利增速放缓，但至少目前银行业相对其他行业仍然保持了非常高的盈利水平和相对薪酬水平。这些改革措施会带来银行业向实体经济部门的让利，我们的估算表明，推进上述改革会带来银行对其他部门让利1.3万亿~1.4万亿元，2022年商业银行的整体净利润接近2.3万亿元，让利部分会分摊到银行盈利、薪酬和税收多个方面，银行业仍能保持相当水平的盈利。与国际同行相比，让利后的银行业利润在全社会企业利润中的占比、银行业从业人员的薪酬仍处于高位。
最后，确实需要考虑推进改革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大量银行在财务上难以为继，或者其他形式的风险集中释放。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方面，部分中小银行的资产质量不高，因此，要避免同时推进多种改革举措，而是采取在某些区域、某些领域局部试点的方式推进改革，这可以为改革留下时间窗口期，给银行留下充足的时间做内部调整和准备。

一起聊聊：

  • 你觉得银行业应该向全社会让利吗？

  • 你和银行打交道的经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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