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研讨“吴越国历史文化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的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五大特性，在吴越国的历史发展阶段得到集中体现。”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承办的“吴越国历史文化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周庆富在会上指出，吴越国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成就斐然，在政治上奉行“善事中国”政策，使百姓在五代乱世免于兵戈之扰，其“保境安民”“纳土归宋”的举措，为中国和平统一的历史留下了宝贵典范。来自全国的40余位学者通过研究吴越国历史文化和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丰富内涵，共同探讨当下如何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主旨发言中，浙江省博物馆历史文物部主任、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主任黎毓馨从多角度展现了吴越国高超的建筑、雕塑、金属冶炼铸造、金银器玉器加工、雕版印刷以及线刻铜镜制作技术与工艺。这些科技和艺术的创新成就对中华文明影响巨大且深远。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常务副院长孙英刚指出，吴越国处于唐宋思想、信仰、文化变革中，促进了杭州的兴起和建设，应把吴越文明放在中国文明发展脉络和东亚文明交流的语境中加以考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指出，“吴越纳土”构建了和平统一的新模式，是构建在实力基础上的对于各种关系的调整，通过重建儒家伦理秩序开创一段和平的新的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黄夏年认为，吴越佛教具有三方面特质：一是始终注重学术思想的研究与传播，契合时代风气，吸收新文化营养，具有与时俱进的活力；二是具有开明开放的大气度，积极进行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三是居士佛教表现突出。吴越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先声夺人”的历史地位。
参会学者在“政事·制度·史迹”“物质·思想·技艺”“文献·地缘·世系”分论坛展开深入研讨。一是吴越国相关史实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胡耀飞对2019年以来的吴越国研究进行了回顾。浙江工商大学教授黄崑威指出，宋儒陈瓘将永明延寿禅师的思想归纳为“舍别归总”，很可能对吴越国王室“纳土归宋”产生过重要影响。浙江省博物馆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魏祝挺认为吴越国王是中国最早的双封国王号，并对双封国王号特殊内涵的变迁以及双受封册的仪式等问题作了梳理。浙江师范大学讲师关健赟论述了董昌求取越王的失败以及钱镠被封越王、吴王、吴越王的历史背景。武汉大学博士生王圣琳通过对《三王判牍帖》的考察，从政务运行的视角分析吴越国内部权力的行使方式。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郭婷探讨了吴越国捍海塘、浙江西闸、闸口白塔的营建，旁及西湖的疏浚和水井的开凿。浙江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石超和北京大学博士后俞明雅聚焦吴越王钱镠形象史，前者探讨了钱镠肖像画的传承与变化，后者则集中考察钱镠射潮神这一形象的生成机制以及后续的传播接受效应。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秦燕春、助理研究员王笑非围绕吴越国与唐风宋韵的关系分享研究成果。
二是吴越国传世与出土文物研究。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副主任邵群针对在杭州发现的吴越钱氏郊坛遗址作了细致考察。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吴天跃对浙江境内吴越国至两宋时期石、砖造阿育王塔和日本石造宝箧印塔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提出新见。杭州市文物遗产与历史建筑保护中心馆员崔倩就吴越国墓葬星象图进行了再研判。苏州市考古研究所馆员陈璟和苏州吴文化博物馆馆员章璐对苏州地区吴越国考古发现的墓葬形制与出土文物进行了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陈聪论述了秘色瓷和金银器等多种吴越国文物所反映的工艺美术的流转融生。
三是宗教、文献及其他相关研究。湖南大学副教授谢一峰系统论述了“法界人中像”中以抽象几何形式出现的四大部洲以及作为法界具象标识的转轮王七宝。河南大学副教授张保见和吕梁学院的赵佳丽、李宁聚焦浙江石窟造像，前者探讨了布袋弥勒传播中的浙江石窟造像因素，后者考察了飞来峰元代石窟造像的特点。北京大学博士生林璐在详析吴越国佛学的历史地位和学术特质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宗镜录》的成书以及佛学在海外交流中起到的特殊功用。此外，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南江涛梳理了古籍影印的源流、发展变化和理念脉络，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师田卫卫论述了日本出土《千字文》木简所见中国典籍的海外流布与习写，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庄小霞就汉初君臣势力变化与汉代黄老之治兴衰问题作了探讨。
——专家研讨“吴越国历史文化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的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五大特性，在吴越国的历史发展阶段得到集中体现。”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承办的“吴越国历史文化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周庆富在会上指出，吴越国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成就斐然，在政治上奉行“善事中国”政策，使百姓在五代乱世免于兵戈之扰，其“保境安民”“纳土归宋”的举措，为中国和平统一的历史留下了宝贵典范。来自全国的40余位学者通过研究吴越国历史文化和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丰富内涵，共同探讨当下如何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主旨发言中，浙江省博物馆历史文物部主任、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主任黎毓馨从多角度展现了吴越国高超的建筑、雕塑、金属冶炼铸造、金银器玉器加工、雕版印刷以及线刻铜镜制作技术与工艺。这些科技和艺术的创新成就对中华文明影响巨大且深远。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常务副院长孙英刚指出，吴越国处于唐宋思想、信仰、文化变革中，促进了杭州的兴起和建设，应把吴越文明放在中国文明发展脉络和东亚文明交流的语境中加以考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指出，“吴越纳土”构建了和平统一的新模式，是构建在实力基础上的对于各种关系的调整，通过重建儒家伦理秩序开创一段和平的新的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黄夏年认为，吴越佛教具有三方面特质：一是始终注重学术思想的研究与传播，契合时代风气，吸收新文化营养，具有与时俱进的活力；二是具有开明开放的大气度，积极进行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三是居士佛教表现突出。吴越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先声夺人”的历史地位。
参会学者在“政事·制度·史迹”“物质·思想·技艺”“文献·地缘·世系”分论坛展开深入研讨。一是吴越国相关史实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胡耀飞对2019年以来的吴越国研究进行了回顾。浙江工商大学教授黄崑威指出，宋儒陈瓘将永明延寿禅师的思想归纳为“舍别归总”，很可能对吴越国王室“纳土归宋”产生过重要影响。浙江省博物馆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魏祝挺认为吴越国王是中国最早的双封国王号，并对双封国王号特殊内涵的变迁以及双受封册的仪式等问题作了梳理。浙江师范大学讲师关健赟论述了董昌求取越王的失败以及钱镠被封越王、吴王、吴越王的历史背景。武汉大学博士生王圣琳通过对《三王判牍帖》的考察，从政务运行的视角分析吴越国内部权力的行使方式。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郭婷探讨了吴越国捍海塘、浙江西闸、闸口白塔的营建，旁及西湖的疏浚和水井的开凿。浙江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石超和北京大学博士后俞明雅聚焦吴越王钱镠形象史，前者探讨了钱镠肖像画的传承与变化，后者则集中考察钱镠射潮神这一形象的生成机制以及后续的传播接受效应。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秦燕春、助理研究员王笑非围绕吴越国与唐风宋韵的关系分享研究成果。
二是吴越国传世与出土文物研究。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副主任邵群针对在杭州发现的吴越钱氏郊坛遗址作了细致考察。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吴天跃对浙江境内吴越国至两宋时期石、砖造阿育王塔和日本石造宝箧印塔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提出新见。杭州市文物遗产与历史建筑保护中心馆员崔倩就吴越国墓葬星象图进行了再研判。苏州市考古研究所馆员陈璟和苏州吴文化博物馆馆员章璐对苏州地区吴越国考古发现的墓葬形制与出土文物进行了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陈聪论述了秘色瓷和金银器等多种吴越国文物所反映的工艺美术的流转融生。
三是宗教、文献及其他相关研究。湖南大学副教授谢一峰系统论述了“法界人中像”中以抽象几何形式出现的四大部洲以及作为法界具象标识的转轮王七宝。河南大学副教授张保见和吕梁学院的赵佳丽、李宁聚焦浙江石窟造像，前者探讨了布袋弥勒传播中的浙江石窟造像因素，后者考察了飞来峰元代石窟造像的特点。北京大学博士生林璐在详析吴越国佛学的历史地位和学术特质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宗镜录》的成书以及佛学在海外交流中起到的特殊功用。此外，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南江涛梳理了古籍影印的源流、发展变化和理念脉络，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师田卫卫论述了日本出土《千字文》木简所见中国典籍的海外流布与习写，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庄小霞就汉初君臣势力变化与汉代黄老之治兴衰问题作了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