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研判2025中国经济:挑战多,潜力大

大势看财经

2周前

12月14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2024年-2025中国经济年会在北京召开。与会嘉宾重点就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促进和提振国内消费、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与会嘉宾表示,今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当前外部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中国经济运行面临不少困难挑战。同时必须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具备诸多有利条件,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
面对不确定性的时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IMF原副总裁朱民在会上表示,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纯粹经济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地缘政治的时代。未来十年,十大风险没有一项是经济风险。“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缘政治化的、波动的和不确定的世界。”

朱民认为,当前世界正处于地缘政治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长阶段,而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或将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分裂,贸易将不再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在其上一个任期内,特朗普政府发动了对华贸易战。朱民称,在今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曾扬言要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60%以上关税并取消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还声称要逐步停止对中国生产必需品的进口。朱民分析,特朗普2.0时期对华经济政策主要集中在贸易关税、出口限制以及投资限制等方面。“他的目的是要与中国脱钩。”朱民说。

“参考特朗普1.0时期,尽管当时突如其来的贸易战使股市和金融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中国还是顶住了特朗普的关税大棒,并且实现了贸易伙伴多元化,这是美国市场需求和中国产品竞争力共同决定的。”朱民说。

朱民还表示,除中国外,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也难逃脱特朗普的关税阴影。例如,特朗普曾宣称要对美国进口的所有商品征收10%到20%的关税,还表示要重新对美国参与的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以使其对美国更有利,甚至还扬言要对所有选择非美元货币进行贸易结算的国家征收100%关税。

朱民认为,这些举措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会导致全球贸易活动减少,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冲击;其次,会对全球贸易规则体系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全球范围内“保护主义”政策抬头;第三,会使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高债务利率和融资困难,产生流动性紧张;第四,会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扰动,导致制造业成本与流动不确定性上升;最后,会导致全球经济的进一步脆弱与分裂。

此外,朱民认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仅会波及中国和世界,也将会对美国国内经济产生冲击。首先,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将继续扩张,而公共债务不可持续将会使美元走弱,特朗普若通过关税威胁维持美元霸权,则会导致美元信用走弱。此外,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将几乎全部传至美国消费者,通货膨胀也会反弹。朱民称,根据预测,若特朗普对全球出口美国商品征收20%关税,对中国征收60%关税,或将导致美国GDP降低1.7个百分点,这超过了美国GDP年增长率的一半。

供强需弱拖累消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示,二季度以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在加大,经济呈现供强需弱的特征。前三季度GDP增速为4.8%,分类看,工业增加值高于4.8%,而需求端(社零)等都偏弱。如何平衡供需?
12月16日,统计局发布2024年11月社零数据:当月同比回落了1.8个百分点至3.0%。
“2020年到2023年,社零平均接近4%,社零走弱,投资一样,因为房地产拖累投资严重。”王一鸣说,供需不平衡直接反应在价格上,前十个月,CPI接近零增长。
王一鸣表示,明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经济增长目标要努力争取在5%左右。中国已经确立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是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需要从2020年到2035年的15年里年均增速达到4.72%。
“当前商品消费相对饱和,政策重点应转向服务消费,但服务消费领域面临一些制度性约束,缺少差异化产品。为此,要通过改革突破制度性约束,满足各类群体多样化的服务消费需求,可以说中国各类消费的潜力巨大。”王一鸣说。
王一鸣表示,尽管当前面临一些困难挑战,但是应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只要我们把压力转化为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的强大动力,就一定能够开启新一轮的周期,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政策与改革缺一不可

“信心比黄金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高培勇指出,把潜在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发展成绩,主要靠什么?主要靠有力的政策措施和坚决的改革方案,二者缺一不可。
“在当前的形势条件下,考虑到要解决的问题是双重的,即预期和需求问题,单纯使用宏观政策显然不能同时解决两方面问题,必须同时辅之以改革举措。宏观调控就如同医生用药治病,对症是关键。”高培勇说。
高培勇指出,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论及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时,用了“三重压力”的表述: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在高培勇看来,这是在告诉我们,宏观经济分析从此不能仅仅局限于需求一侧或供给一侧,而且要脱出供给和需求深入到预期层面,要三个维度展开宏观经济分析。这是一个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论断,是一个历史转折点。
高培勇称,9月末以来推出的一揽子增量政策和一系列存量政策相比,最突出的变化是更加注重稳预期,聚焦于房市和股市这两市的操作本身就说明政策是在向稳预期倾斜。宏观经济治理越来越进入到以预期管理为重心的新阶段。
“预期和信心问题越来越成为有效需求不足或社会总供求失衡的源头。抓主要矛盾,从稳预期入手来做好当下的宏观经济治理工作,可能是必由之路。”高培勇说。
高培勇同时指出,化债方案如何与财税体制改革融合在一起,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坚持使用化债的办法来为地方政府缓解财政困难,推动经济保持持续回升向好态势的同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尽快到位。
(作者为《财经》记者)


12月14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2024年-2025中国经济年会在北京召开。与会嘉宾重点就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促进和提振国内消费、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与会嘉宾表示,今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当前外部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中国经济运行面临不少困难挑战。同时必须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具备诸多有利条件,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
面对不确定性的时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IMF原副总裁朱民在会上表示,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纯粹经济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地缘政治的时代。未来十年,十大风险没有一项是经济风险。“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缘政治化的、波动的和不确定的世界。”

朱民认为,当前世界正处于地缘政治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长阶段,而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或将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分裂,贸易将不再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在其上一个任期内,特朗普政府发动了对华贸易战。朱民称,在今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曾扬言要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60%以上关税并取消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还声称要逐步停止对中国生产必需品的进口。朱民分析,特朗普2.0时期对华经济政策主要集中在贸易关税、出口限制以及投资限制等方面。“他的目的是要与中国脱钩。”朱民说。

“参考特朗普1.0时期,尽管当时突如其来的贸易战使股市和金融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中国还是顶住了特朗普的关税大棒,并且实现了贸易伙伴多元化,这是美国市场需求和中国产品竞争力共同决定的。”朱民说。

朱民还表示,除中国外,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也难逃脱特朗普的关税阴影。例如,特朗普曾宣称要对美国进口的所有商品征收10%到20%的关税,还表示要重新对美国参与的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以使其对美国更有利,甚至还扬言要对所有选择非美元货币进行贸易结算的国家征收100%关税。

朱民认为,这些举措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会导致全球贸易活动减少,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冲击;其次,会对全球贸易规则体系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全球范围内“保护主义”政策抬头;第三,会使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高债务利率和融资困难,产生流动性紧张;第四,会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扰动,导致制造业成本与流动不确定性上升;最后,会导致全球经济的进一步脆弱与分裂。

此外,朱民认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仅会波及中国和世界,也将会对美国国内经济产生冲击。首先,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将继续扩张,而公共债务不可持续将会使美元走弱,特朗普若通过关税威胁维持美元霸权,则会导致美元信用走弱。此外,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将几乎全部传至美国消费者,通货膨胀也会反弹。朱民称,根据预测,若特朗普对全球出口美国商品征收20%关税,对中国征收60%关税,或将导致美国GDP降低1.7个百分点,这超过了美国GDP年增长率的一半。

供强需弱拖累消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示,二季度以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在加大,经济呈现供强需弱的特征。前三季度GDP增速为4.8%,分类看,工业增加值高于4.8%,而需求端(社零)等都偏弱。如何平衡供需?
12月16日,统计局发布2024年11月社零数据:当月同比回落了1.8个百分点至3.0%。
“2020年到2023年,社零平均接近4%,社零走弱,投资一样,因为房地产拖累投资严重。”王一鸣说,供需不平衡直接反应在价格上,前十个月,CPI接近零增长。
王一鸣表示,明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经济增长目标要努力争取在5%左右。中国已经确立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是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需要从2020年到2035年的15年里年均增速达到4.72%。
“当前商品消费相对饱和,政策重点应转向服务消费,但服务消费领域面临一些制度性约束,缺少差异化产品。为此,要通过改革突破制度性约束,满足各类群体多样化的服务消费需求,可以说中国各类消费的潜力巨大。”王一鸣说。
王一鸣表示,尽管当前面临一些困难挑战,但是应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只要我们把压力转化为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的强大动力,就一定能够开启新一轮的周期,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政策与改革缺一不可

“信心比黄金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高培勇指出,把潜在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发展成绩,主要靠什么?主要靠有力的政策措施和坚决的改革方案,二者缺一不可。
“在当前的形势条件下,考虑到要解决的问题是双重的,即预期和需求问题,单纯使用宏观政策显然不能同时解决两方面问题,必须同时辅之以改革举措。宏观调控就如同医生用药治病,对症是关键。”高培勇说。
高培勇指出,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论及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时,用了“三重压力”的表述: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在高培勇看来,这是在告诉我们,宏观经济分析从此不能仅仅局限于需求一侧或供给一侧,而且要脱出供给和需求深入到预期层面,要三个维度展开宏观经济分析。这是一个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论断,是一个历史转折点。
高培勇称,9月末以来推出的一揽子增量政策和一系列存量政策相比,最突出的变化是更加注重稳预期,聚焦于房市和股市这两市的操作本身就说明政策是在向稳预期倾斜。宏观经济治理越来越进入到以预期管理为重心的新阶段。
“预期和信心问题越来越成为有效需求不足或社会总供求失衡的源头。抓主要矛盾,从稳预期入手来做好当下的宏观经济治理工作,可能是必由之路。”高培勇说。
高培勇同时指出,化债方案如何与财税体制改革融合在一起,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坚持使用化债的办法来为地方政府缓解财政困难,推动经济保持持续回升向好态势的同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尽快到位。
(作者为《财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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