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经过三年的音讯杳无，关于浙商银行原副行长张长弓的最新动态已获媒体披露。
据报道，张长弓一案在历经详尽调查之后，已正式转交至司法机关进行后续处理。公开资料显示，张长弓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为求减轻个人法律责任，供认并举报了多位在金融领域具有显著影响力的人物，其中就包括了其直接上级、浙商银行前董事长沈仁康。
这让浙商银行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
在杭州西湖之畔扎根并扬帆起航，浙商银行已历二十载春秋。回顾往昔，2015年至2017年间，该行曾以其显著的业绩增长成为业界瞩目的焦点。然而，时移世易，近年来，伴随着高层管理团队的调整以及业绩增长面临的压力，这家年轻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似乎迎来“水逆”期。
当前，浙商银行所面临的挑战远不止管理层变动所引发的声誉风波，更涵盖了资产质量下滑、风险管理难度加大以及内部控制体系面临的严峻考验等多个层面。
高层动荡，风光不再
浙商银行，其前身系1993年由中国银行、南洋商业银行、交通银行及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中外合资浙江商业银行，在宁波诞生。由于合资性质所限，初期仅能经营离岸业务，资产规模扩张受限，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也相对有限。2004年，随着原银监会的批准，浙商银行以民营资本为主体，总行设于浙江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身份正式亮相，并于同年8月全面展开业务。
尽管身为全国12家股份制银行的一员，浙商银行在初期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然而，自2015年至2017年，在沈仁康董事长与张长弓副行长的携手带领下，浙商银行实现了飞跃式发展，总资产规模迅速突破万亿元大关，增速惊人，一度成为业界的璀璨明星。此后，浙商银行成功登陆A+H股市场，并于2020年迈入“2万亿”资产俱乐部，五年间资产规模实现万亿元级增长，风光无限。
然而，快速扩张的背后隐藏着潜在风险。自2018年起，浙商银行多位高管相继离职或陷入调查风波。其中，张长弓副行长于2018年离职后，于2021年被曝出接受调查；而沈仁康董事长则在2022年提前卸任，并于次年2月被查。此外，浙商银行上海分行原行长顾清良因受贿被查，其受贿细节令人震惊；银行还因多项违规行为被原银保监会开出超亿元罚单；资本市场部原副总经理邹建旭亦被查。这些事件使浙商银行多次陷入舆论风波。
即便如此，浙商银行的管理层变动仍在继续。今年8月，新任行长张荣森在继任仅9天后便突然宣布辞职。此前不久，浙商银行董事会刚刚完成换届选举，陆建强接任董事长一职，张荣森则出任行长。对于这一系列高管变动，浙商银行表示，个别高管的离职不会对银行的经营产生影响，其战略、机制及团队均保持稳定，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态势不会改变。实际上，浙商银行所面临的管理层变动及其潜在影响可能远比其官方表述的要复杂和严峻。
净利润增速新低，不良率高于平均水平
在第三季度的财务表现中，浙商银行实现了172.12亿元的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55%，但净利润却下降至49.06亿元，同比下降了2.08%。与2024年半年报相比，浙商银行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速均呈现放缓趋势，特别是净利润增速创下了近四年同期的最低水平。在第三季度，该行出现了“增收不增利”的尴尬情况。
从经营效率和质量来看，浙商银行的利息净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62亿元，下降了1.01%，净利息收益率也同比下降了0.30个百分点，至1.80%。非利息净收入则实现了31.63亿元的增长，增幅达23.02%。该行计划财务部负责人指出，净息差和净利差同比分别下降了30个基点，贷款收益率也持续下降，主要受到有效信贷需求不足、LPR持续下行和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
在资产质量方面，浙商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259.6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了13.67亿元，不良贷款率至1.43%，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三季度末，A股上市银行的整体不良贷款率为1.25%，其中，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29%和1.22%，均低于浙商银行。此外，该行的拨备覆盖率也有所下降，浙商银行称主要是由于加大了不良贷款的处置力度。今年前三季度，浙商银行处置的不良贷款金额较上年同期几乎翻了一番，现金回收金额也增长了58%。若将转让的不良贷款加回，该行上半年的不良率可能会突破2%。
掉入地产“陷阱”，自食“苦果”
将外部环境的不佳单纯归咎于浙商银行业绩下滑的理由并不充分，或许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该行管理层所实施的所谓的战略转型。
为了迅速提升短期业绩，浙商银行将原本以中小企业为核心的服务对象转变为侧重于资本管理，并大举押注于房地产行业。然而，随着房地产行业整体步入放缓阶段，浙商银行如今正面临着贷款增长动力不足和坏账率攀升的双重挑战。
从数据上看，浙商银行的这一转型策略在前期成效显著。2017年底，其房地产贷款规模仅为732亿元，但到了2023年底，这一数字已激增至1777.49亿元，五年间增长了243%。这种迅猛的增长速度不仅体现在总量上，更深刻地影响了浙商银行的业务构成。
2023年年报显示，该行前十大贷款客户中，房地产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房地产企业贷款占比更是达到了全部贷款总额的10.40%。可以说，浙商银行与房地产行业的绑定已经相当深入。
然而，正是这种深度绑定，使得浙商银行在房地产行业陷入低迷时遭受了重创。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产能过剩和销售下滑，曾经为浙商银行带来辉煌业绩的房地产业务如今却成为了其甩不掉的累赘。今年上半年，百强房企销售操盘金额同比下滑39.5%，多家房企录得亏损，这使得浙商银行的贷款规模下降，同时坏账率大幅上升。2013年，浙商银行的不良率仅为0.64%，但到了2024年，这一数字已攀升至1.43%，其中房地产不良率更是高达2.48%。
面对当前营业收入减少和资产质量优化的双重考验，浙商银行对于其业务发展的未来路径及市场定位有着怎样的战略规划？特别是在房地产行业引发诸多挑战的背景下，浙商银行是否会重新布局其信贷结构，以降低对房地产行业的依存度？或许需要再看浙商银行后续的谨慎决策。
罚款不断，内控合规引质疑
12月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陕西监管局公布的行政处罚信息显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南二环支行因贷款管理存在疏忽，被处以35万元罚款。
在此之前，11月1日，浙商银行丽水分行因多项违规行为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发放不严谨且用于固定资产项目、贷后管理缺失及票据业务管理不规范，被罚款95万元。
11月27日，浙商银行贵阳分行则因五项违法违规行为，被重罚160万元，同时有五名相关责任人各自受到5万元的罚款处罚。
早在10月11日，浙商银行重庆巴南支行也因信贷管理缺陷导致贷款资金遭挪用，被罚款25万元，同时该行副行长魏琪被罚款5万元，客户经理彭建锋受到警告。
据统计，2023年以来，浙商银行因各类违规行为已累计被罚款超过2800万元。此外，根据媒体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网数据的统计，该行在2019年至2021年间累计被罚金额更是超过1.8亿元，且多次涉及大额罚单。
对于一家金融机构而言，内部控制和合规管理是其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石。然而，浙商银行频繁受到监管处罚，不仅损害了其市场声誉和品牌形象，更可能对其客户信任和业务稳定造成严重影响。（《理财周刊-财事汇》出品）
上月，经过三年的音讯杳无，关于浙商银行原副行长张长弓的最新动态已获媒体披露。
据报道，张长弓一案在历经详尽调查之后，已正式转交至司法机关进行后续处理。公开资料显示，张长弓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为求减轻个人法律责任，供认并举报了多位在金融领域具有显著影响力的人物，其中就包括了其直接上级、浙商银行前董事长沈仁康。
这让浙商银行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
在杭州西湖之畔扎根并扬帆起航，浙商银行已历二十载春秋。回顾往昔，2015年至2017年间，该行曾以其显著的业绩增长成为业界瞩目的焦点。然而，时移世易，近年来，伴随着高层管理团队的调整以及业绩增长面临的压力，这家年轻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似乎迎来“水逆”期。
当前，浙商银行所面临的挑战远不止管理层变动所引发的声誉风波，更涵盖了资产质量下滑、风险管理难度加大以及内部控制体系面临的严峻考验等多个层面。
高层动荡，风光不再
浙商银行，其前身系1993年由中国银行、南洋商业银行、交通银行及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中外合资浙江商业银行，在宁波诞生。由于合资性质所限，初期仅能经营离岸业务，资产规模扩张受限，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也相对有限。2004年，随着原银监会的批准，浙商银行以民营资本为主体，总行设于浙江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身份正式亮相，并于同年8月全面展开业务。
尽管身为全国12家股份制银行的一员，浙商银行在初期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然而，自2015年至2017年，在沈仁康董事长与张长弓副行长的携手带领下，浙商银行实现了飞跃式发展，总资产规模迅速突破万亿元大关，增速惊人，一度成为业界的璀璨明星。此后，浙商银行成功登陆A+H股市场，并于2020年迈入“2万亿”资产俱乐部，五年间资产规模实现万亿元级增长，风光无限。
然而，快速扩张的背后隐藏着潜在风险。自2018年起，浙商银行多位高管相继离职或陷入调查风波。其中，张长弓副行长于2018年离职后，于2021年被曝出接受调查；而沈仁康董事长则在2022年提前卸任，并于次年2月被查。此外，浙商银行上海分行原行长顾清良因受贿被查，其受贿细节令人震惊；银行还因多项违规行为被原银保监会开出超亿元罚单；资本市场部原副总经理邹建旭亦被查。这些事件使浙商银行多次陷入舆论风波。
即便如此，浙商银行的管理层变动仍在继续。今年8月，新任行长张荣森在继任仅9天后便突然宣布辞职。此前不久，浙商银行董事会刚刚完成换届选举，陆建强接任董事长一职，张荣森则出任行长。对于这一系列高管变动，浙商银行表示，个别高管的离职不会对银行的经营产生影响，其战略、机制及团队均保持稳定，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态势不会改变。实际上，浙商银行所面临的管理层变动及其潜在影响可能远比其官方表述的要复杂和严峻。
净利润增速新低，不良率高于平均水平
在第三季度的财务表现中，浙商银行实现了172.12亿元的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55%，但净利润却下降至49.06亿元，同比下降了2.08%。与2024年半年报相比，浙商银行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速均呈现放缓趋势，特别是净利润增速创下了近四年同期的最低水平。在第三季度，该行出现了“增收不增利”的尴尬情况。
从经营效率和质量来看，浙商银行的利息净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62亿元，下降了1.01%，净利息收益率也同比下降了0.30个百分点，至1.80%。非利息净收入则实现了31.63亿元的增长，增幅达23.02%。该行计划财务部负责人指出，净息差和净利差同比分别下降了30个基点，贷款收益率也持续下降，主要受到有效信贷需求不足、LPR持续下行和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
在资产质量方面，浙商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259.6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了13.67亿元，不良贷款率至1.43%，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三季度末，A股上市银行的整体不良贷款率为1.25%，其中，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29%和1.22%，均低于浙商银行。此外，该行的拨备覆盖率也有所下降，浙商银行称主要是由于加大了不良贷款的处置力度。今年前三季度，浙商银行处置的不良贷款金额较上年同期几乎翻了一番，现金回收金额也增长了58%。若将转让的不良贷款加回，该行上半年的不良率可能会突破2%。
掉入地产“陷阱”，自食“苦果”
将外部环境的不佳单纯归咎于浙商银行业绩下滑的理由并不充分，或许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该行管理层所实施的所谓的战略转型。
为了迅速提升短期业绩，浙商银行将原本以中小企业为核心的服务对象转变为侧重于资本管理，并大举押注于房地产行业。然而，随着房地产行业整体步入放缓阶段，浙商银行如今正面临着贷款增长动力不足和坏账率攀升的双重挑战。
从数据上看，浙商银行的这一转型策略在前期成效显著。2017年底，其房地产贷款规模仅为732亿元，但到了2023年底，这一数字已激增至1777.49亿元，五年间增长了243%。这种迅猛的增长速度不仅体现在总量上，更深刻地影响了浙商银行的业务构成。
2023年年报显示，该行前十大贷款客户中，房地产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房地产企业贷款占比更是达到了全部贷款总额的10.40%。可以说，浙商银行与房地产行业的绑定已经相当深入。
然而，正是这种深度绑定，使得浙商银行在房地产行业陷入低迷时遭受了重创。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产能过剩和销售下滑，曾经为浙商银行带来辉煌业绩的房地产业务如今却成为了其甩不掉的累赘。今年上半年，百强房企销售操盘金额同比下滑39.5%，多家房企录得亏损，这使得浙商银行的贷款规模下降，同时坏账率大幅上升。2013年，浙商银行的不良率仅为0.64%，但到了2024年，这一数字已攀升至1.43%，其中房地产不良率更是高达2.48%。
面对当前营业收入减少和资产质量优化的双重考验，浙商银行对于其业务发展的未来路径及市场定位有着怎样的战略规划？特别是在房地产行业引发诸多挑战的背景下，浙商银行是否会重新布局其信贷结构，以降低对房地产行业的依存度？或许需要再看浙商银行后续的谨慎决策。
罚款不断，内控合规引质疑
12月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陕西监管局公布的行政处罚信息显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南二环支行因贷款管理存在疏忽，被处以35万元罚款。
在此之前，11月1日，浙商银行丽水分行因多项违规行为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发放不严谨且用于固定资产项目、贷后管理缺失及票据业务管理不规范，被罚款95万元。
11月27日，浙商银行贵阳分行则因五项违法违规行为，被重罚160万元，同时有五名相关责任人各自受到5万元的罚款处罚。
早在10月11日，浙商银行重庆巴南支行也因信贷管理缺陷导致贷款资金遭挪用，被罚款25万元，同时该行副行长魏琪被罚款5万元，客户经理彭建锋受到警告。
据统计，2023年以来，浙商银行因各类违规行为已累计被罚款超过2800万元。此外，根据媒体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网数据的统计，该行在2019年至2021年间累计被罚金额更是超过1.8亿元，且多次涉及大额罚单。
对于一家金融机构而言，内部控制和合规管理是其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石。然而，浙商银行频繁受到监管处罚，不仅损害了其市场声誉和品牌形象，更可能对其客户信任和业务稳定造成严重影响。（《理财周刊-财事汇》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