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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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ID：penetratingview）

清北定向选调生的反向流动与基层嵌入过程探究

近年来，伴随着乡村振兴进程的不断推进，基层选调生政策开展的如火如荼。2024年公务员国考报考人数首次超过了300万大关，使“考公热”再次成为热门话题进入讨论视野，清北毕业生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选调，成为一种“体制内”的就业转向。

一方面，对于清北选调生存在一些过于悲观的看法，认为这是一种“人才浪费”“社会工作机会变少”“内卷化”的趋势，将这部分人群放置于“被决定”的位置，忽视了对其主观能动性的考察。另一方面，此前对于基层选调生的关注又有一些理想化的期待，认为高水平、高学历人群进入基层之后，一定能够改善基层因人才短缺造成的种种问题，甚至显著提升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在“考公热”之下，清北选调生作为学历水平较高、获取社会声望较多、承载社会期望较大的群体，其“体制内”就业转向又往往被夸大解读。笔者认为，清北定向选调生从大城市向基层一线的反向流动是一种新时代的“学而优则仕”选择，这其中既有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也有个人层面的理性选择，这一过程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与当代青年对乡村和基层的想象密切相关。

在这一现象背后，似乎有一个新的趋势正在诞生：精英教育经历是否已经不再契合个体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趋势，反而使精英青年“走进乡土”、“下沉基层”？在这一命题下，作为外来者身份的选调生群体如何“嵌入”乡村，与乡土社会之间又建立起何种联系，就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目前，对于基层选调生的工作生活状态的描述主要集中于感性书写，缺乏学理的分析，对于清北选调生这一群体的针对性研究也比较匮乏。因此，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进一步厘清这一现象的理论解读和深层原因。

（一）理论基础

本文的理论基础包括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理论、吉登斯的社会结构与反向流动理论、卡斯特的“流动空间”理论及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吉登斯认为，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行动者的行动既维持着结构，又改变着结构。这种相互辩证的关注反映在时空中的社会实践中。

定向选调生的选择过程首先受到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在行动者所具有的知识结构、认知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理性思考和选择，并对选择不断进行着反思，进一步建构、改变着这一群体的总体工作生活状况，同时现代性带来的“流动性”，使个体愈发愿意追求稳定，这构成了选调生职业选择的前置基础。

从社会流动的方向来看，选调生的选择与几年前的“逃离北上广”类似，都是从一线大城市向家乡等小城市的发展故事。但不同于“逃离北上广”潮流的是，选调生的下乡之路并非简单的对大城市的逃离，也并非单纯的返乡，甚至许多选调生本身并无在乡村、县城的生活经验，因此他们的反向流动更多是一种脱离原学习、生活场景，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工作场景的过程。在选择动机上，大城市的压力（综述）也并非单一因素，因此，选调生的“反向流动”比“逃离北上广”的潮流更加复杂。

（二）研究面向

本文试图从空间与阶层的角度出发，理解清北选调生群体“逆向流动”的过程，探究当代社会下知识分子与乡村生活的结合方式。卡斯特曾提出“流动空间”概念形容当今社会变迁过程，他将流动空间界定为“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卡斯特，2003：505）现代的乡村空间同样呈现出一种流动的后乡土性，与传统社会中“地域”和“空间”的统一不同，乡村空间已经成为开放、灵活、自由流动的现代场域，但同时也受到历史、地域、制度等因素的影响。

从马克思主义对城市空间问题的关注起，基层空间就一直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从传统的“乡土空间”到“流动空间”，已经脱离了空间决定论的色彩，进入更为复杂的空间阶层领域，即空间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阶层的外在表征，并且成为社会阶层流动和变化的“中转站”，承担着链接不同社会群体、社会资源的实体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清北定向选调生是多省市所开展最早的一批定向选调生，近年来，清北对选调生工作愈发重视，通过选调生办公室、选调生讲座、各省市选调政策宣讲会等鼓励毕业生选择基层。因此，笔者认为将清北的定向选调生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意义，基于此，笔者通过熟人介绍、网络招募等形式，并根据访谈目的进行初步筛选，最终共选取9位清北定向选调生作为访谈对象，基本涵盖了理工科及人文社科不同专业背景、本科至博士不同学历层次、半年至2年不同驻村年限、不同驻村地点，进行了一对一的半结构式访谈，每位访谈对象的访谈时长在1.5至2小时左右，所有访谈过程由腾讯会议进行录制及文字转录，共获得约30万字访谈记录，并对访谈资料进行了质性分析。

“反向流动”在本文中指毕业生脱离“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选择返回经济较为不发达的家乡省份或是经济发达省份的较偏远地区的职业选择。基于笔者获得的访谈资料，发现受访选调生的职业选择路径既是“理想”，也是“理性”，既是“反向”，也是“返乡”，这体现在他们既被社会大环境的结构影响，又有个人化的主观考虑因素，既有理想化的工作期待，又有理性化的深度考虑，并且在不同专业背景、工作年限的受访者中均具有一定共性。

首先，大环境变迁对个人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这不仅包括公务员就业的“冷”与“热”与其他职业互补变化的趋势，还使得选调生群体内部的职业发展表现出较强的年代、地域分隔特点。其次，选调生对社会阶层流动有更加独特的理解，并由此衍生出的对个人职业道路的“经济理性”选择。此外，过往生活中与乡村和基层工作的距离以及当下对选调生的宣传报道容易使选调生产生一种“理想化”的基层想象。接下来，本文将遵循这一结构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探讨。

（一）观念迁移：从“学而优则商”到“学而优则仕”

从结构主义观念来看，各省市的选调生政策、学校就业宣传、人才落户政策、人才补贴、一线城市房贷压力、岗位升迁前景等多种因素均影响着清北毕业生的职业选择，同时也有一定的个人特色。首先体现为一种较为明显的从“商”转“仕”的整体趋向，即个体倾向于认为追求高额经济回报的难度较高，或极其不稳定，而占据丰富教育文化资源的超一线城市并不一定能提供与之匹配对等的岗位需求和岗位报酬。

一位受访者表示：“北京国企每月的工资也只有一万多，根本不够买房的，房租就要花去一半。”另一位受访者认为：“我们人的每一个动力就是要追求更好的生活，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如果保障不了之后买房买车肯定不行。”此外，大城市工作伴随的教育、商业、医疗、社会声望等辅助资源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薪资补偿”的作用，考虑生活购房成本后，大城市就业的“性价比”反而更低。应当肯定的是，加入选调生背后基本都遵循这样的理性考量，“商”的劣势逐渐凸显后，进入体制内能够获得的可见的稳定性和职业升迁前景更有吸引力。

另外，相比起“活在当下”，选调生更倾向于“活在未来”。这体现为选调生对长期主义的追求。一位理工科背景的受访者提到：“你去华为，就意味着你干几年一定是会被裁掉的。”另一位受访者同样认为“（选择选调生）没有太多的原因，就是因为（外面）太累了，太卷了。”还有人认为疫情造成了这样的倾向：“疫情之后我就有了一定要进体制的想法。”

未来风险较高的高收入工作不再是“香饽饽”，相比不断跳槽，他们更信任选调生这类“一锤子买卖”。换句话说，并不是当下的工作内容影响了选调生的就业选择，而是长期规划与未来风险更为重要，并不是他们刻意选择了选调生，而是选调生职业更符合他们的工作期待。这与社会的产业周期变动息息相关，也与上文中提到的“理性选择”过程较为一致。

当然，其中也有各省市较为强力的政策推动力量，例如一位回到家乡省会工作的受访者表示，签了这个工作是因为“催的时间最急，不签就必须放弃了，想了想回家也挺好。”还有选调生在政策上的倾斜和优待：“它（选调政策）对于清北的整个政策它都是相对来说给的比较好的。”

（二）阶层旅行：反向流动与空间固化过程

马克思主义空间观认为，现代空间已不是自然生成的天然空间，而是人类在生产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社会关系空间。空间体现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状况，也体现在社会阶层的变化关系。选调生的流动首先表现为一种空间的流动，但其背后带有一种悲观色彩下的求稳心态，以及其背后空间和阶层的固化倾向。

在反向社会流动的过程中，“反向”更多是相对于毕业地的一线城市而言，回到家乡省会或前往其他经济发达省份的各城市过程，在选调生的反向流动理由中，地理空间是一则重要考虑因素，具体而言，一是倾向于选择家乡附近地区，二则是经济发达地区，在笔者访谈的9名选调生中，有2名前往经济发达地区省市就业，其余均前往家乡附近省、市进行就业，这既是对家乡既有社会资源的依赖，也是一种基于空间流动的阶层选择过程。

部分选调生表现出了对阶层固化的悲观态度，认为教育已经难以成为阶层跨越的跳板。一位博士受访者谈到：“站在我现在这角度，回过头来看我和我同学们找的工作，我觉得没有一个好工作，就是没有一个校外人员认为清北博士应该找到的好工作。听完之后一般人都会说一句，北大博士为什么找这个工作？”另一位受访者讲到：“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好的岗位你基本只能选一个，能满足一个条件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受访者们普遍认为，想找到一个世俗意义上认为“跨越阶层”的好工作是非常难的，就业形势差、好工作机会较少、时代红利不足等外部因素对他们反向流动的选择均造成了一定影响。

马茨·特朗德曼曾提出“阶层旅行者”概念，认为教育和文化能够让个体逐渐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阶层跃升至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从与受访者的沟通来看，今日的“阶层旅行”或许更接近其表面含义，即教育和文化经验让他们短暂体会到了更高阶层的生活状态，占据了更高阶层的生活空间，在结束教育经历之后，他们就需要重新向下流动，结束这段“阶层旅行”过程。

但从实际结果来看，或许只是流动的程度发生了改变，一方面，选调生对于自己所选择的工作总体上仍较为理性和认可，另一方面“流动”的标的也发生了变化，虽然曾在大城市学习生活，但选调生并不会将读书所在的城市作为阶层流动的参考地，而是更多将家乡作为参考地。

例如有些受访者提到目前工作的单位比家乡所在地更好。一位受访者讲到自己同事的工作选择时提到：“他的那个单位级别，因为他在省级这个位置上也还是要高一些，家里省市给他的岗位没有这么好。”另一位受访者表示：“这里条件应该说比我老家还是好太多。”

同时，岗位级别是许多选调生着重考虑乃至深入研究的因素，另一位选调生详细比较了不同省市政策，认为“说实话，如果你在基层，上来的机会并不多，但如果你在省里面在机关单位，办公室5个人里面就有2个领导岗位，（提拔）是相对容易的。”因此，在这一反向流动过程中虽然经济地位下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均呈现出上升的特征。

同时，既然选调生是“流动”的，还意味着更多的向上可能，虽然几位受访者中并无人以岗位升迁为选择选调生的直接目的，但在谈及选调生发展空间时，仍普遍认为选调生可以获得一定的优先提拔效应，但这一优先度也可能随时被其他因素如人才堆积、工作能力、人际关系等抵消。总体来说，选调生的反向流动与阶层固化存在一定关联，但这种固化仍然是相对而言的，很多时候是源于“名校光环”和优秀前辈压力下的主观感受。

（三）感性期待：基层作为“他者”的理想化想象

仅有理性的结构主义因素的影响可能仍难以完全解释这一过程，“理想主义”一词在访谈中被多次提及，这里所指的理想是多种意义上的，如对乡村的想象、对基层生活的想象、对公共服务和政治参与的想象等。除个别受访者表示小时候成长在农村，对农村了解程度较深之外，其他受访者均无乡村生活经历，并或多或少受到了基层实际状况的“文化冲击”。

一名受访者表示：“（当时）还是有一点单纯吧，就是想回报一下家乡，然后觉得这个理想跟现实还是有差距的。”另一位则表示：“（选调生）这个政策很理想，但是情况并不是很理想。”在对于自己即将开展的工作而言，几位受访者均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家国关切，认为自己是带着抱负进入基层。

一位受访者谈到：“我可以保证我所做的工作不说对所有人有益，至少对部分人有益，不管是创造经济价值还是创造什么价值，总是创造一定价值，因为学生时代是不创造价值的。（我）既不想追求名誉，也不想追求从政。我只是觉得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追求内心的平静。”“对于清北的毕业生来说，我觉得普遍都会比较有觉悟，都是想做一点实事下去。”“既然选择这条路，首先你要对这个基本路线是认可的，是相信我们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

可以看出，在反向流动的前期选择层面，家乡生活的稳定、工作环境的淳朴、干事创业的高价值感均是促使选调生做出选择的原因，这一方面与个人喜好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近年来对于基层选调生、清北选调生的宣传报道不无关系，不止一位受访者提到曾经读过清北选调生进入基层的优秀工作宣传报道，以及通过各种形式与选调生前辈进行交流。这为选调生职业建立起丰富的想象空间，也成为他们奔赴基层的感性动力。

“驻村”是正式成为选调生迈出的第一步，也是选调生接触基层工作的开始。然而在真正进入基层之后，受访者普遍表示乡村状况和基层工作与他们所想象的差别很大，并经历着从城市化的精英话语叙事转向乡土化的惯习叙事的磨合过程。

从城市的“法理社会”到乡村的“礼俗社会”，空间变动带来的不适应不仅是城市物理空间重组的变动产生的不适应，也是社会空间变动、心理空间变动带来的不适应。这使得选调生受到一定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碰撞与冲击。

（一）“流动空间”视角下现代乡村的新结构特点

卡斯特的“流动空间”概念凸显了信息时代“流动性”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流动空间作为信息化社会支配性的空间形式，其要义就在于“流动”（flows）。随着流动空间在网络社会中的形成，“流动”于是成为当今社会的突出特征。

自新农村建设的浪潮和农村城镇化改革以来，农村经历了现代化、城市化的资源导向逻辑冲击，已经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变成了一种现代的，“流动的”乡村空间，此前有学者认为，乡土社会世俗的实用主义与城市化的拜物主义结合，形成了新功利主义；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与城市化的商品交换结合，形成了人情、权力、金钱交换甚嚣尘上的新人情文化；乡土社会的熟人文化与城市化的陌生人文化结合，导致人的信任感降低和不安全感，而这些反过来又加剧了人们对于物质安全的过分追求。这一特征在笔者的访谈中仍然存在，“资源”、“利益关系”、“人情”和“宗族”的结合是选调生们所面临的新型乡村格局。

选调生作为行政网络中的一个角色，首先面临的是对基层行政网络的“嵌入”过程。街道以下的基层行政体系中有2条主要脉络，一是从街道主任-街道办事员-网格员-村书记-村委委员-村党员-村民的日常管理联系脉络，二是从第一书记（省级指派）-驻村工作队（包含选调生等）-村委的较为灵活的外来植入路径，其灵活性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时间上，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选调生均遵循2年任期，到期返回原职。

选调生的职级一般为村书记助理，并无实职或实权，一般是跟随村书记或第一书记开展工作。空间上，驻村的地点除定点帮扶之外，均按照任期流动，行政村数量的繁多决定了村中无法保证有常驻、长期的外来治理队伍，普遍面临治理水平不高、村治理队伍积极性不强、团结性不强、上下沟通渠道不畅等问题。包括选调生在内的灵活植入路径作为一种“自上而下”进入基层的行政角色，一定程度上承载了日常行政体系之外考察村情、反馈基层实际情况的作用。

其次，选调生还要面临对乡村本身社会交往层级的嵌入过程，这一过程较为困难，多位受访者表示无法与村民建立工作关系之外的社会交往关系，这源于乡村自有的一套运行逻辑，最常见的就是人情社会与宗族关系。在这之外，党政组织在乡村中占据一席之地，但行政组织（如镇政府、乡党委等）较为松散，更多维系在“面子”和“熟人”，或“党员觉悟”层面的“配合”关系。作为外人进入的选调生，一般是经由村支书开展工作，并不会独自下村接触村民。这一乡村工作的基本格局基本决定了选调生嵌入基层的方式及其发挥的作用程度。

（二）“疏离式参与”和“服务式学习”：选调生角色的一体两面

选调生的“基层使命”背后有深厚的历史和政治基础，一是遵循一种精英治理传统，二是与我国历史上团结动员基层、改造建设基层的经验密切相关，这体现在当今对政府官员紧密联系群众的要求，在选调生政策前，政府官员多为遴选制，即必须有基层的实质工作经历之后才能逐层级晋升。

近年来由于乡镇等资源匮乏地区的后备人才不足，才启动了选调生这一“快班车”，让接受精英教育的“高材生”以更快、更经济的方式走上政府工作岗位。虽然具体到各省市还存在一定的政策实施差距，但基本的政策逻辑仍是将选调生作为“晋升”快车道，和满足基层经验这一硬性要求的巧妙方式。

然而，承载这一使命的选调生真正进入基层后，与真正的乡村、基层事务之间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受访者表示：“（我们的）身份是比较尴尬的，我们并不是什么委员，我们就是一个助理的角色，也就是没有角色，所以你能（不能）发挥重要作用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你愿意去干很多活，然后你有什么资源带来，那么你可以弄很多（成绩）。”

另一位受访者形容自己：“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这种（角色），就是有一种光杆司令的感觉。”还有其他受访者认为：“之前我理解选调生肯定是能在村里面干一些事情的，来了之后我发现有些事情是不让你干。”“像我们村是纯农业村，我们当然就只是修一修基础设施，帮农民卖卖水果，你想作为，哪怕有钱有权，你都没法作为，为什么？因为你是没有可以建设的空间的。”

还有受访者认为，在乡村相对独立地开展工作需要外部资源注入，如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等，这一过程同时又与国家的基层政策密切相关，可谓处于“条条框框”之下。一位受访者谈到，“你首先没有地，你怎么做产业？你提起这个产业振兴，那你是不是束手无策了，所以你只能做一些小的（事）。”

此外，认为选调生一定能在基层发挥较好的作用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视角。人才虽然是农村发展的核心要素，但“形单影只”的选调生很难真正参与到农村建设中，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学习者、旁观者、沟通者、事务性工作处理者，偶尔进行数字技术、电脑技术等的普及工作，虽然这类工作实则并不一定需要“精英人才”承担。

部分选调生虽有一定的发展资金可供支配，但对于农村具体项目的开展而言杯水车薪。有受访者谈到：“我了解到的基层政府对选调生这个政策是失望的，特别是名校下去的，对这个基层毫无认知的，他们需要的不是人才，他们需要的是资源。”往往是选调生作为后备干部更需要农村锻炼、作为政府工作人员需要上好“第一课”而需要进入农村，农村自身并不直接需要选调生的到来，他们对人才的需求是广义上的，既要质量，还需要数量，既缺乏年轻人，又缺乏视野宽能力强的人，更缺乏能够带来资源和投资的人。

虽然选调生对基层的参与是若即若离的，但他们对基层工作的认可度却出奇的高，多位受访者均表示“在基层了解具体情况对后面的工作开展、面向基层的政策制定而言是必需的”，“上面的人做决定，他是要根据实际去做决定的。在后面你做决定的时候，你不会那么单纯的说你这个想法提出来这个肯定能实现。”以及“乡村还是非常缺人的，虽然选调生并不能直接改变什么，但是乡村仍然需要选调生这样的人才”这些看似矛盾的表述，还表现出“只听别人讲可能不够深入，自己下去感受一下，尤其是亲自去干过确实是不一样的。”的高度认可态度。

笔者认为这代表了选调生工作的“服务式学习”特征，即选调生是一种融合了基层服务属性与学习锻炼属性的岗位，通过基层服务使选调生获得对基层生活的学习了解，而非单一目标的“人才引进”工作。驻村工作的短暂性及下基层制度的历史性也使选调生自身也对岗位有一定预期，因此，在“服务式学习”过程中获得的实际成就反而成为一种“副产品”和“加分项”，能够给予选调生较高的自我成就感与效能感。因此，并不能因为选调生在宏观基层治理中的弱势就一概否定选调生在基层发挥的作用，有受访者谈到“哪怕地方有一些钱和资源，但是没有人的话，他们不知道要如何去用。”这也是选调生政策区别于其他项目制人才引进政策的突出特征。

（三）文化资本与文化再生产：基层工作的可能切入口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一大特征是主体具有的反思性。在清北选调生身上，精英教育一方面培养了他们的智识和较高的基本素养，另一方面也令他们具有批判的反思性思维。本文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在工作过程中对选调生政策、选调生角色、乡村的组织关系进行过一定的深度思考，并从中发现能够有所作为、有所改变的部分。

有受访者谈到：“所谓的人情社会，它还是涉及到一个人和人之间交往的基本逻辑。你是诚心诚意帮别人解决问题，别人也会对你尊重。”其他受访者在总结选调生能够发挥的作用时认为，“可以带来一些新的思想的传播，比如说你村干部不懂的东西你可以讲给他们听。”或是带来工作方法的转变，“以前在学校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都用过一些方法，就是一看就是不能接受（村里）那么低效的方法，但是工作人员他就是想不到，或者是他改变的意愿就不强。”

在选调生能够带来和利用的资源方面，他们既没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也不单单作为普通的人力资本而进入基层，本文引入布迪厄提出的场域文化资本概念描述选调生能够调用的资本。文化资本通常被定义为那些可以用于区隔他人的文化信号，针对某一特定文化活动的参与和熟悉程度，也可以是对于某种文化资源的接触与获取，甚至可以是制度化的文化凭证。从这一角度来说，清北选调生身上带有丰富的文化资本，应该说他们本身的成长过程也正是受到一定文化资本的注入，同时，这种文化资本不同于其他乡村所需的“资源”，能够以个人为单位发挥作用。

因此在选调生的基层工作实践中，实质上完成了一种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及将自身较高的文化素养、对新兴事物的掌握水平、自我思维和气质转化为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工作实践。受访者在基层往往能够结合自身专业，开展日常事务工作之外的“专项工作”，也即几乎完全依靠选调生个人推动开展的工作，例如清华选调生筹备的“乡雁助飞”基层帮扶项目，组织地区内选调生面向农村地区学生开展帮扶和指导服务。在笔者访谈的选调生中也有这样的案例，以及乡村传统文化申遗、开办暑期班、在村中开展义诊等活动，还有部分村中建立了“文化村长”制度，专门外请专业艺术工作人员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基于文化资本开展的基层工作带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可能性，这并不局限于某一类具体工作，也不等同于固定的工作成效，而是一种选调生个人在进入乡村过程中不断进行的探索尝试。此外，文化工作能够较为显著地拉进情感关系，促进选调生和乡村民众之间的情感认同，一定程度上缓解选调生与基层之间的“疏离”困境，一名受访者谈到“培训班结束之后，那些小孩的家长都很开心，跟我们的关系也很好。”

当然，文化工作的开展也受到当地条件的限制，同时活动效果时效较短，这是文化工作相比经济、政策资源投入的缺陷。虽然如此，作为选调生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文化工作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或许能够成为打开基层工作局面的一把钥匙。

定向选调生既是历史与政策的产物，又融合了当代的社会观念和社会变迁，成为了乡村逐渐式微背景下“反向流动”进入乡村的代表性群体。笔者认为，选调生流动的“反向”与否依赖于选取的空间参照物，这一职业选择并不仅仅是感性的理想主义期待，也并非投入官场、仕途的快车道，而是综合了各方因素的理性考量，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乐观主义智慧和“干事创业”的积极付出探索。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述的反向流动过程并不能扩大到全部清北毕业生群体，尤其要考虑到不同专业的就业倾向。理工科背景中选择选调生的仍然十分稀少，因此本文仅在定向选调生这一群体内部进行探究，并无将本文结论推向更大群体的意图。

另外，选调生政策主要由各省市自行统筹，因此造成了选调生群体内部情况较为复杂、不同年代地域选调生面临的工作差别较大的局面，故而不能用一种模式概括所有的选调生们。虽然近年来对选调生下乡的要求较为严格，但仍难以避免选调生“下不去”乡村的情况。在选调生下村后，对工作开展的具体程度并无严格把控，这造成了几方面影响，一是使选调生具体工作开展情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和个体差异性。二是选调生的下村并非是真正的“嵌入”，而是透过多层“纱”对乡村生活的匆匆一撇，地方方言、驻村时间、乡村自身状况均是限制选调生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因此，“希望有一番作为”是选调生的理想状态，而“并无任何作为”往往是选调生的工作常态。当选调生作为独立主体发挥作用时，则更多是从文化资本的角度进行各式各样的乡村文明建设。

除了客观条件的一系列限制之外，清北选调生的基层就业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精英教育所代表的文化资本与经济、社会资本的“脱钩”趋势以及与“政治”资本的亲缘趋势。这并不是说精英教育的社会效应已经失效，实际上选调生政策中仍然将文化资本放置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并且也确实有一些毕业生通过选调生政策实现了阶层的小幅跃升，而是与我国当前的发展状况和人们对毕业生的整体较高期待有关。

但尽管如此，清北选调生奔赴基层的种种努力仍然为新时代的乡村建设和振兴带来了新的增长可能，他们并非是一种消极的“自我流放”，而是一种主动、积极地在祖国大地上进行开拓的过程，通过自身的思考与探索，不断寻求着个人、社会与国家发展的统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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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ID：penetratingview）

清北定向选调生的反向流动与基层嵌入过程探究

近年来，伴随着乡村振兴进程的不断推进，基层选调生政策开展的如火如荼。2024年公务员国考报考人数首次超过了300万大关，使“考公热”再次成为热门话题进入讨论视野，清北毕业生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选调，成为一种“体制内”的就业转向。

一方面，对于清北选调生存在一些过于悲观的看法，认为这是一种“人才浪费”“社会工作机会变少”“内卷化”的趋势，将这部分人群放置于“被决定”的位置，忽视了对其主观能动性的考察。另一方面，此前对于基层选调生的关注又有一些理想化的期待，认为高水平、高学历人群进入基层之后，一定能够改善基层因人才短缺造成的种种问题，甚至显著提升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在“考公热”之下，清北选调生作为学历水平较高、获取社会声望较多、承载社会期望较大的群体，其“体制内”就业转向又往往被夸大解读。笔者认为，清北定向选调生从大城市向基层一线的反向流动是一种新时代的“学而优则仕”选择，这其中既有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也有个人层面的理性选择，这一过程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与当代青年对乡村和基层的想象密切相关。

在这一现象背后，似乎有一个新的趋势正在诞生：精英教育经历是否已经不再契合个体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趋势，反而使精英青年“走进乡土”、“下沉基层”？在这一命题下，作为外来者身份的选调生群体如何“嵌入”乡村，与乡土社会之间又建立起何种联系，就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目前，对于基层选调生的工作生活状态的描述主要集中于感性书写，缺乏学理的分析，对于清北选调生这一群体的针对性研究也比较匮乏。因此，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进一步厘清这一现象的理论解读和深层原因。

（一）理论基础

本文的理论基础包括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理论、吉登斯的社会结构与反向流动理论、卡斯特的“流动空间”理论及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吉登斯认为，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行动者的行动既维持着结构，又改变着结构。这种相互辩证的关注反映在时空中的社会实践中。

定向选调生的选择过程首先受到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在行动者所具有的知识结构、认知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理性思考和选择，并对选择不断进行着反思，进一步建构、改变着这一群体的总体工作生活状况，同时现代性带来的“流动性”，使个体愈发愿意追求稳定，这构成了选调生职业选择的前置基础。

从社会流动的方向来看，选调生的选择与几年前的“逃离北上广”类似，都是从一线大城市向家乡等小城市的发展故事。但不同于“逃离北上广”潮流的是，选调生的下乡之路并非简单的对大城市的逃离，也并非单纯的返乡，甚至许多选调生本身并无在乡村、县城的生活经验，因此他们的反向流动更多是一种脱离原学习、生活场景，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工作场景的过程。在选择动机上，大城市的压力（综述）也并非单一因素，因此，选调生的“反向流动”比“逃离北上广”的潮流更加复杂。

（二）研究面向

本文试图从空间与阶层的角度出发，理解清北选调生群体“逆向流动”的过程，探究当代社会下知识分子与乡村生活的结合方式。卡斯特曾提出“流动空间”概念形容当今社会变迁过程，他将流动空间界定为“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卡斯特，2003：505）现代的乡村空间同样呈现出一种流动的后乡土性，与传统社会中“地域”和“空间”的统一不同，乡村空间已经成为开放、灵活、自由流动的现代场域，但同时也受到历史、地域、制度等因素的影响。

从马克思主义对城市空间问题的关注起，基层空间就一直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从传统的“乡土空间”到“流动空间”，已经脱离了空间决定论的色彩，进入更为复杂的空间阶层领域，即空间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阶层的外在表征，并且成为社会阶层流动和变化的“中转站”，承担着链接不同社会群体、社会资源的实体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清北定向选调生是多省市所开展最早的一批定向选调生，近年来，清北对选调生工作愈发重视，通过选调生办公室、选调生讲座、各省市选调政策宣讲会等鼓励毕业生选择基层。因此，笔者认为将清北的定向选调生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意义，基于此，笔者通过熟人介绍、网络招募等形式，并根据访谈目的进行初步筛选，最终共选取9位清北定向选调生作为访谈对象，基本涵盖了理工科及人文社科不同专业背景、本科至博士不同学历层次、半年至2年不同驻村年限、不同驻村地点，进行了一对一的半结构式访谈，每位访谈对象的访谈时长在1.5至2小时左右，所有访谈过程由腾讯会议进行录制及文字转录，共获得约30万字访谈记录，并对访谈资料进行了质性分析。

“反向流动”在本文中指毕业生脱离“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选择返回经济较为不发达的家乡省份或是经济发达省份的较偏远地区的职业选择。基于笔者获得的访谈资料，发现受访选调生的职业选择路径既是“理想”，也是“理性”，既是“反向”，也是“返乡”，这体现在他们既被社会大环境的结构影响，又有个人化的主观考虑因素，既有理想化的工作期待，又有理性化的深度考虑，并且在不同专业背景、工作年限的受访者中均具有一定共性。

首先，大环境变迁对个人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这不仅包括公务员就业的“冷”与“热”与其他职业互补变化的趋势，还使得选调生群体内部的职业发展表现出较强的年代、地域分隔特点。其次，选调生对社会阶层流动有更加独特的理解，并由此衍生出的对个人职业道路的“经济理性”选择。此外，过往生活中与乡村和基层工作的距离以及当下对选调生的宣传报道容易使选调生产生一种“理想化”的基层想象。接下来，本文将遵循这一结构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探讨。

（一）观念迁移：从“学而优则商”到“学而优则仕”

从结构主义观念来看，各省市的选调生政策、学校就业宣传、人才落户政策、人才补贴、一线城市房贷压力、岗位升迁前景等多种因素均影响着清北毕业生的职业选择，同时也有一定的个人特色。首先体现为一种较为明显的从“商”转“仕”的整体趋向，即个体倾向于认为追求高额经济回报的难度较高，或极其不稳定，而占据丰富教育文化资源的超一线城市并不一定能提供与之匹配对等的岗位需求和岗位报酬。

一位受访者表示：“北京国企每月的工资也只有一万多，根本不够买房的，房租就要花去一半。”另一位受访者认为：“我们人的每一个动力就是要追求更好的生活，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如果保障不了之后买房买车肯定不行。”此外，大城市工作伴随的教育、商业、医疗、社会声望等辅助资源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薪资补偿”的作用，考虑生活购房成本后，大城市就业的“性价比”反而更低。应当肯定的是，加入选调生背后基本都遵循这样的理性考量，“商”的劣势逐渐凸显后，进入体制内能够获得的可见的稳定性和职业升迁前景更有吸引力。

另外，相比起“活在当下”，选调生更倾向于“活在未来”。这体现为选调生对长期主义的追求。一位理工科背景的受访者提到：“你去华为，就意味着你干几年一定是会被裁掉的。”另一位受访者同样认为“（选择选调生）没有太多的原因，就是因为（外面）太累了，太卷了。”还有人认为疫情造成了这样的倾向：“疫情之后我就有了一定要进体制的想法。”

未来风险较高的高收入工作不再是“香饽饽”，相比不断跳槽，他们更信任选调生这类“一锤子买卖”。换句话说，并不是当下的工作内容影响了选调生的就业选择，而是长期规划与未来风险更为重要，并不是他们刻意选择了选调生，而是选调生职业更符合他们的工作期待。这与社会的产业周期变动息息相关，也与上文中提到的“理性选择”过程较为一致。

当然，其中也有各省市较为强力的政策推动力量，例如一位回到家乡省会工作的受访者表示，签了这个工作是因为“催的时间最急，不签就必须放弃了，想了想回家也挺好。”还有选调生在政策上的倾斜和优待：“它（选调政策）对于清北的整个政策它都是相对来说给的比较好的。”

（二）阶层旅行：反向流动与空间固化过程

马克思主义空间观认为，现代空间已不是自然生成的天然空间，而是人类在生产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社会关系空间。空间体现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状况，也体现在社会阶层的变化关系。选调生的流动首先表现为一种空间的流动，但其背后带有一种悲观色彩下的求稳心态，以及其背后空间和阶层的固化倾向。

在反向社会流动的过程中，“反向”更多是相对于毕业地的一线城市而言，回到家乡省会或前往其他经济发达省份的各城市过程，在选调生的反向流动理由中，地理空间是一则重要考虑因素，具体而言，一是倾向于选择家乡附近地区，二则是经济发达地区，在笔者访谈的9名选调生中，有2名前往经济发达地区省市就业，其余均前往家乡附近省、市进行就业，这既是对家乡既有社会资源的依赖，也是一种基于空间流动的阶层选择过程。

部分选调生表现出了对阶层固化的悲观态度，认为教育已经难以成为阶层跨越的跳板。一位博士受访者谈到：“站在我现在这角度，回过头来看我和我同学们找的工作，我觉得没有一个好工作，就是没有一个校外人员认为清北博士应该找到的好工作。听完之后一般人都会说一句，北大博士为什么找这个工作？”另一位受访者讲到：“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好的岗位你基本只能选一个，能满足一个条件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受访者们普遍认为，想找到一个世俗意义上认为“跨越阶层”的好工作是非常难的，就业形势差、好工作机会较少、时代红利不足等外部因素对他们反向流动的选择均造成了一定影响。

马茨·特朗德曼曾提出“阶层旅行者”概念，认为教育和文化能够让个体逐渐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阶层跃升至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从与受访者的沟通来看，今日的“阶层旅行”或许更接近其表面含义，即教育和文化经验让他们短暂体会到了更高阶层的生活状态，占据了更高阶层的生活空间，在结束教育经历之后，他们就需要重新向下流动，结束这段“阶层旅行”过程。

但从实际结果来看，或许只是流动的程度发生了改变，一方面，选调生对于自己所选择的工作总体上仍较为理性和认可，另一方面“流动”的标的也发生了变化，虽然曾在大城市学习生活，但选调生并不会将读书所在的城市作为阶层流动的参考地，而是更多将家乡作为参考地。

例如有些受访者提到目前工作的单位比家乡所在地更好。一位受访者讲到自己同事的工作选择时提到：“他的那个单位级别，因为他在省级这个位置上也还是要高一些，家里省市给他的岗位没有这么好。”另一位受访者表示：“这里条件应该说比我老家还是好太多。”

同时，岗位级别是许多选调生着重考虑乃至深入研究的因素，另一位选调生详细比较了不同省市政策，认为“说实话，如果你在基层，上来的机会并不多，但如果你在省里面在机关单位，办公室5个人里面就有2个领导岗位，（提拔）是相对容易的。”因此，在这一反向流动过程中虽然经济地位下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均呈现出上升的特征。

同时，既然选调生是“流动”的，还意味着更多的向上可能，虽然几位受访者中并无人以岗位升迁为选择选调生的直接目的，但在谈及选调生发展空间时，仍普遍认为选调生可以获得一定的优先提拔效应，但这一优先度也可能随时被其他因素如人才堆积、工作能力、人际关系等抵消。总体来说，选调生的反向流动与阶层固化存在一定关联，但这种固化仍然是相对而言的，很多时候是源于“名校光环”和优秀前辈压力下的主观感受。

（三）感性期待：基层作为“他者”的理想化想象

仅有理性的结构主义因素的影响可能仍难以完全解释这一过程，“理想主义”一词在访谈中被多次提及，这里所指的理想是多种意义上的，如对乡村的想象、对基层生活的想象、对公共服务和政治参与的想象等。除个别受访者表示小时候成长在农村，对农村了解程度较深之外，其他受访者均无乡村生活经历，并或多或少受到了基层实际状况的“文化冲击”。

一名受访者表示：“（当时）还是有一点单纯吧，就是想回报一下家乡，然后觉得这个理想跟现实还是有差距的。”另一位则表示：“（选调生）这个政策很理想，但是情况并不是很理想。”在对于自己即将开展的工作而言，几位受访者均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家国关切，认为自己是带着抱负进入基层。

一位受访者谈到：“我可以保证我所做的工作不说对所有人有益，至少对部分人有益，不管是创造经济价值还是创造什么价值，总是创造一定价值，因为学生时代是不创造价值的。（我）既不想追求名誉，也不想追求从政。我只是觉得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追求内心的平静。”“对于清北的毕业生来说，我觉得普遍都会比较有觉悟，都是想做一点实事下去。”“既然选择这条路，首先你要对这个基本路线是认可的，是相信我们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

可以看出，在反向流动的前期选择层面，家乡生活的稳定、工作环境的淳朴、干事创业的高价值感均是促使选调生做出选择的原因，这一方面与个人喜好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近年来对于基层选调生、清北选调生的宣传报道不无关系，不止一位受访者提到曾经读过清北选调生进入基层的优秀工作宣传报道，以及通过各种形式与选调生前辈进行交流。这为选调生职业建立起丰富的想象空间，也成为他们奔赴基层的感性动力。

“驻村”是正式成为选调生迈出的第一步，也是选调生接触基层工作的开始。然而在真正进入基层之后，受访者普遍表示乡村状况和基层工作与他们所想象的差别很大，并经历着从城市化的精英话语叙事转向乡土化的惯习叙事的磨合过程。

从城市的“法理社会”到乡村的“礼俗社会”，空间变动带来的不适应不仅是城市物理空间重组的变动产生的不适应，也是社会空间变动、心理空间变动带来的不适应。这使得选调生受到一定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碰撞与冲击。

（一）“流动空间”视角下现代乡村的新结构特点

卡斯特的“流动空间”概念凸显了信息时代“流动性”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流动空间作为信息化社会支配性的空间形式，其要义就在于“流动”（flows）。随着流动空间在网络社会中的形成，“流动”于是成为当今社会的突出特征。

自新农村建设的浪潮和农村城镇化改革以来，农村经历了现代化、城市化的资源导向逻辑冲击，已经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变成了一种现代的，“流动的”乡村空间，此前有学者认为，乡土社会世俗的实用主义与城市化的拜物主义结合，形成了新功利主义；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与城市化的商品交换结合，形成了人情、权力、金钱交换甚嚣尘上的新人情文化；乡土社会的熟人文化与城市化的陌生人文化结合，导致人的信任感降低和不安全感，而这些反过来又加剧了人们对于物质安全的过分追求。这一特征在笔者的访谈中仍然存在，“资源”、“利益关系”、“人情”和“宗族”的结合是选调生们所面临的新型乡村格局。

选调生作为行政网络中的一个角色，首先面临的是对基层行政网络的“嵌入”过程。街道以下的基层行政体系中有2条主要脉络，一是从街道主任-街道办事员-网格员-村书记-村委委员-村党员-村民的日常管理联系脉络，二是从第一书记（省级指派）-驻村工作队（包含选调生等）-村委的较为灵活的外来植入路径，其灵活性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时间上，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选调生均遵循2年任期，到期返回原职。

选调生的职级一般为村书记助理，并无实职或实权，一般是跟随村书记或第一书记开展工作。空间上，驻村的地点除定点帮扶之外，均按照任期流动，行政村数量的繁多决定了村中无法保证有常驻、长期的外来治理队伍，普遍面临治理水平不高、村治理队伍积极性不强、团结性不强、上下沟通渠道不畅等问题。包括选调生在内的灵活植入路径作为一种“自上而下”进入基层的行政角色，一定程度上承载了日常行政体系之外考察村情、反馈基层实际情况的作用。

其次，选调生还要面临对乡村本身社会交往层级的嵌入过程，这一过程较为困难，多位受访者表示无法与村民建立工作关系之外的社会交往关系，这源于乡村自有的一套运行逻辑，最常见的就是人情社会与宗族关系。在这之外，党政组织在乡村中占据一席之地，但行政组织（如镇政府、乡党委等）较为松散，更多维系在“面子”和“熟人”，或“党员觉悟”层面的“配合”关系。作为外人进入的选调生，一般是经由村支书开展工作，并不会独自下村接触村民。这一乡村工作的基本格局基本决定了选调生嵌入基层的方式及其发挥的作用程度。

（二）“疏离式参与”和“服务式学习”：选调生角色的一体两面

选调生的“基层使命”背后有深厚的历史和政治基础，一是遵循一种精英治理传统，二是与我国历史上团结动员基层、改造建设基层的经验密切相关，这体现在当今对政府官员紧密联系群众的要求，在选调生政策前，政府官员多为遴选制，即必须有基层的实质工作经历之后才能逐层级晋升。

近年来由于乡镇等资源匮乏地区的后备人才不足，才启动了选调生这一“快班车”，让接受精英教育的“高材生”以更快、更经济的方式走上政府工作岗位。虽然具体到各省市还存在一定的政策实施差距，但基本的政策逻辑仍是将选调生作为“晋升”快车道，和满足基层经验这一硬性要求的巧妙方式。

然而，承载这一使命的选调生真正进入基层后，与真正的乡村、基层事务之间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受访者表示：“（我们的）身份是比较尴尬的，我们并不是什么委员，我们就是一个助理的角色，也就是没有角色，所以你能（不能）发挥重要作用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你愿意去干很多活，然后你有什么资源带来，那么你可以弄很多（成绩）。”

另一位受访者形容自己：“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这种（角色），就是有一种光杆司令的感觉。”还有其他受访者认为：“之前我理解选调生肯定是能在村里面干一些事情的，来了之后我发现有些事情是不让你干。”“像我们村是纯农业村，我们当然就只是修一修基础设施，帮农民卖卖水果，你想作为，哪怕有钱有权，你都没法作为，为什么？因为你是没有可以建设的空间的。”

还有受访者认为，在乡村相对独立地开展工作需要外部资源注入，如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等，这一过程同时又与国家的基层政策密切相关，可谓处于“条条框框”之下。一位受访者谈到，“你首先没有地，你怎么做产业？你提起这个产业振兴，那你是不是束手无策了，所以你只能做一些小的（事）。”

此外，认为选调生一定能在基层发挥较好的作用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视角。人才虽然是农村发展的核心要素，但“形单影只”的选调生很难真正参与到农村建设中，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学习者、旁观者、沟通者、事务性工作处理者，偶尔进行数字技术、电脑技术等的普及工作，虽然这类工作实则并不一定需要“精英人才”承担。

部分选调生虽有一定的发展资金可供支配，但对于农村具体项目的开展而言杯水车薪。有受访者谈到：“我了解到的基层政府对选调生这个政策是失望的，特别是名校下去的，对这个基层毫无认知的，他们需要的不是人才，他们需要的是资源。”往往是选调生作为后备干部更需要农村锻炼、作为政府工作人员需要上好“第一课”而需要进入农村，农村自身并不直接需要选调生的到来，他们对人才的需求是广义上的，既要质量，还需要数量，既缺乏年轻人，又缺乏视野宽能力强的人，更缺乏能够带来资源和投资的人。

虽然选调生对基层的参与是若即若离的，但他们对基层工作的认可度却出奇的高，多位受访者均表示“在基层了解具体情况对后面的工作开展、面向基层的政策制定而言是必需的”，“上面的人做决定，他是要根据实际去做决定的。在后面你做决定的时候，你不会那么单纯的说你这个想法提出来这个肯定能实现。”以及“乡村还是非常缺人的，虽然选调生并不能直接改变什么，但是乡村仍然需要选调生这样的人才”这些看似矛盾的表述，还表现出“只听别人讲可能不够深入，自己下去感受一下，尤其是亲自去干过确实是不一样的。”的高度认可态度。

笔者认为这代表了选调生工作的“服务式学习”特征，即选调生是一种融合了基层服务属性与学习锻炼属性的岗位，通过基层服务使选调生获得对基层生活的学习了解，而非单一目标的“人才引进”工作。驻村工作的短暂性及下基层制度的历史性也使选调生自身也对岗位有一定预期，因此，在“服务式学习”过程中获得的实际成就反而成为一种“副产品”和“加分项”，能够给予选调生较高的自我成就感与效能感。因此，并不能因为选调生在宏观基层治理中的弱势就一概否定选调生在基层发挥的作用，有受访者谈到“哪怕地方有一些钱和资源，但是没有人的话，他们不知道要如何去用。”这也是选调生政策区别于其他项目制人才引进政策的突出特征。

（三）文化资本与文化再生产：基层工作的可能切入口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一大特征是主体具有的反思性。在清北选调生身上，精英教育一方面培养了他们的智识和较高的基本素养，另一方面也令他们具有批判的反思性思维。本文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在工作过程中对选调生政策、选调生角色、乡村的组织关系进行过一定的深度思考，并从中发现能够有所作为、有所改变的部分。

有受访者谈到：“所谓的人情社会，它还是涉及到一个人和人之间交往的基本逻辑。你是诚心诚意帮别人解决问题，别人也会对你尊重。”其他受访者在总结选调生能够发挥的作用时认为，“可以带来一些新的思想的传播，比如说你村干部不懂的东西你可以讲给他们听。”或是带来工作方法的转变，“以前在学校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都用过一些方法，就是一看就是不能接受（村里）那么低效的方法，但是工作人员他就是想不到，或者是他改变的意愿就不强。”

在选调生能够带来和利用的资源方面，他们既没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也不单单作为普通的人力资本而进入基层，本文引入布迪厄提出的场域文化资本概念描述选调生能够调用的资本。文化资本通常被定义为那些可以用于区隔他人的文化信号，针对某一特定文化活动的参与和熟悉程度，也可以是对于某种文化资源的接触与获取，甚至可以是制度化的文化凭证。从这一角度来说，清北选调生身上带有丰富的文化资本，应该说他们本身的成长过程也正是受到一定文化资本的注入，同时，这种文化资本不同于其他乡村所需的“资源”，能够以个人为单位发挥作用。

因此在选调生的基层工作实践中，实质上完成了一种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及将自身较高的文化素养、对新兴事物的掌握水平、自我思维和气质转化为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工作实践。受访者在基层往往能够结合自身专业，开展日常事务工作之外的“专项工作”，也即几乎完全依靠选调生个人推动开展的工作，例如清华选调生筹备的“乡雁助飞”基层帮扶项目，组织地区内选调生面向农村地区学生开展帮扶和指导服务。在笔者访谈的选调生中也有这样的案例，以及乡村传统文化申遗、开办暑期班、在村中开展义诊等活动，还有部分村中建立了“文化村长”制度，专门外请专业艺术工作人员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基于文化资本开展的基层工作带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可能性，这并不局限于某一类具体工作，也不等同于固定的工作成效，而是一种选调生个人在进入乡村过程中不断进行的探索尝试。此外，文化工作能够较为显著地拉进情感关系，促进选调生和乡村民众之间的情感认同，一定程度上缓解选调生与基层之间的“疏离”困境，一名受访者谈到“培训班结束之后，那些小孩的家长都很开心，跟我们的关系也很好。”

当然，文化工作的开展也受到当地条件的限制，同时活动效果时效较短，这是文化工作相比经济、政策资源投入的缺陷。虽然如此，作为选调生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文化工作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或许能够成为打开基层工作局面的一把钥匙。

定向选调生既是历史与政策的产物，又融合了当代的社会观念和社会变迁，成为了乡村逐渐式微背景下“反向流动”进入乡村的代表性群体。笔者认为，选调生流动的“反向”与否依赖于选取的空间参照物，这一职业选择并不仅仅是感性的理想主义期待，也并非投入官场、仕途的快车道，而是综合了各方因素的理性考量，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乐观主义智慧和“干事创业”的积极付出探索。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述的反向流动过程并不能扩大到全部清北毕业生群体，尤其要考虑到不同专业的就业倾向。理工科背景中选择选调生的仍然十分稀少，因此本文仅在定向选调生这一群体内部进行探究，并无将本文结论推向更大群体的意图。

另外，选调生政策主要由各省市自行统筹，因此造成了选调生群体内部情况较为复杂、不同年代地域选调生面临的工作差别较大的局面，故而不能用一种模式概括所有的选调生们。虽然近年来对选调生下乡的要求较为严格，但仍难以避免选调生“下不去”乡村的情况。在选调生下村后，对工作开展的具体程度并无严格把控，这造成了几方面影响，一是使选调生具体工作开展情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和个体差异性。二是选调生的下村并非是真正的“嵌入”，而是透过多层“纱”对乡村生活的匆匆一撇，地方方言、驻村时间、乡村自身状况均是限制选调生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因此，“希望有一番作为”是选调生的理想状态，而“并无任何作为”往往是选调生的工作常态。当选调生作为独立主体发挥作用时，则更多是从文化资本的角度进行各式各样的乡村文明建设。

除了客观条件的一系列限制之外，清北选调生的基层就业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精英教育所代表的文化资本与经济、社会资本的“脱钩”趋势以及与“政治”资本的亲缘趋势。这并不是说精英教育的社会效应已经失效，实际上选调生政策中仍然将文化资本放置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并且也确实有一些毕业生通过选调生政策实现了阶层的小幅跃升，而是与我国当前的发展状况和人们对毕业生的整体较高期待有关。

但尽管如此，清北选调生奔赴基层的种种努力仍然为新时代的乡村建设和振兴带来了新的增长可能，他们并非是一种消极的“自我流放”，而是一种主动、积极地在祖国大地上进行开拓的过程，通过自身的思考与探索，不断寻求着个人、社会与国家发展的统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