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农商银行（1551.HK），目前正面临严峻挑战。
11月13日，该行发布公告，计划转让其依法持有的债权资产，预计此次转让的总金额将达到100亿元。本次交易代价预计低于所转让资产账面价值约3.4亿元。广州农商行指出，此次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日常运营，并且资产转让后，将有助于降低不良贷款率、减少拨备计提额，从而提升整体效益。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广州农商行在今年内的首次资产转让行动。早在2024年新年伊始，该行已经完成了一笔交易总额高达94.67亿元的资产转让。
本次大张旗鼓拟亏损3.4亿元甩卖价值百亿元的资产，再度引发了市场的关注。
踩雷鸿达兴业，广州农商银行“大甩卖”
今年以来，广州农商银行频繁转让资产，在该行“大甩卖”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情况其实挺直接：一年多前，广州农商银行向A股上市公司鸿达兴业（002002.SZ）的大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了超过11亿元的贷款，而这些贷款是以鸿达兴业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物的。然而，当贷款未能如期偿还时，质押的股票被转移到了广州农商银行的名下。不幸的是，紧接着鸿达兴业公司退市，这些股票的市值大幅度缩水，在众目睽睽之下变得仅剩零头。
11亿元的巨额资金，就这样在公众的注视下不明不白地消失了？
从表面上看，似乎每一个环节都无可挑剔：贷款有明确的质押物，质押物在违约后也被合规地处置以补偿债权，整个过程似乎都符合规定，找不到任何一方的明显责任。
然而，一些关键问题仍然萦绕心头，诸如：广州农商银行为何在股票价值下滑的关键时刻，没有及时采取平仓措施或要求追加质押物来保障贷款安全？另外，那些已经过户到银行名下的股票，又为何长时间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当前，广州农商银行正着手处理价值百亿的资产，而这些资产是否已被整体打包出售尚不得而知。尽管资产的出售或许能暂时缓解资金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关的责任追究可以就此搁置。
此次事件中，是否存在腐败或渎职行为？是单纯的市场风险导致，还是有相关人员故意忽视风险、不作为？这些问题都需要监管部门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以还原事实真相。
营收净利双降，房地产不良率超5%
历年年报显示，2017年广州农商行成功在港股上市，在2020年实现了总资产超过万亿元，成为紧随重庆农商行与北京农商行之后，全国范围内第三家总资产踏入“万亿级别”行列的农村商业银行。
遗憾的是，自2020年撤回在A股的首次公开募股（IPO）申请以来，广州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轨迹并未如人所愿。其盈利能力逐渐下滑，这家坐落于南粤大地的银行，究竟何时能重现昔日的辉煌景象，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
从数据面上看，广州农商银行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181.54亿元，净利润为26.34亿元，相较2019年75.2亿元的净利润，降幅已超60%。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
2023年年报致辞中，广州农商银行董事长蔡建提出，2024年将全面开展效益提升年活动，拓市场、降风险、优管理、提效益，力争2年左右时间实现盈利能力大提升。
而2024年上半年，广州农商行营收、净利润依然同比下滑，前三季度营业收入112.86亿元，净利润21.19亿元，同比下滑23.39%。从财报来看，其业绩下降的原因之一，则是利息净收入下降。
2023年上半年，该行利息净收入85.61亿元，占营业收入超90%；而今年上半年，该行实现利息净收入62.7亿元，占营业收入85.35%，同比下降超过35%。
数据来源：广州农商行半年报
广州农商行指出，其利息净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2.91亿元，这一减少主要归因于外部市场利率的下行趋势等不利因素，导致生息资产的收益率出现了下滑。
在不良率方面，广州农商行在2024年上半年的不良贷款率为1.87%，这一数据与2023年末保持一致，并且均高于A股42家银行，也大幅高于我国商业银行整体不良率1.56%。
然而，从不良贷款的细分领域来分析，到2024年上半年为止，该行房地产业的不良贷款规模位居首位，尽管相较于2023年末有所下降，但仍高达29.67亿元，房地产领域的不良贷款率达到了5.59%。
前文所述的大规模资产抛售举动，或许是广州农商银行为迫切削减不良贷款而采取的无奈之举。
高管落马潮之后，“换血”后是否能抓住救命稻草？
除了业绩表现之外，自2019年8月23日广州农商行原董事长王继康接受调查，并在2020年4月因涉嫌受贿罪被提起公诉以来，该行管理层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在王继康被调查之后的2020年3月，广州农商行的原业务总监陈千红也因涉嫌受贿罪而遭到起诉。紧接着，同年4月，该行的前行长助理吴海峰同样因受贿和行贿的指控被提起公诉。同年7月，副行长兼首席风险官彭志军也未能幸免，因涉嫌受贿罪被捕。到了同年10月，广州农商行的非执行董事李舫金也步入了被调查的行列。
到了2023年2月，曾任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副董事长及行长的易雪飞因任期到期辞职，但3月就因涉嫌违纪违法被调查。10月17日，广州纪委发布消息，广州农商行原副行长罗金诗也因同样原因正在接受调查。
这一连串的丑闻曝光，的确令人瞠目结舌，或许正是广州农商行从2019年的辉煌顶点逐步跌落的重要原因。
进入2023年，广州农商行高管层经历了一场显著的“换血”，似乎是在汲取过往经验后，该行开始引入多名具有监管背景的高管。
同年11月初，该行迎来了首位女性行长邓晓云。随后，在2024年11月7日的公告中，蔡建继续稳坐董事长之位，而邓晓云则进一步晋升为副董事长。紧接着，11月25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广东监管局正式批准了古波担任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的资格。这三位高管的背景均深度植根于银行与监管体系，这样的安排仅仅是巧合吗？
这一连串的人事变动，尽管看似是广州农商行在努力修复其破碎的形象，重塑管理层结构，但实则难以掩盖其背后深藏的危机。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一系列高管涉嫌违法违纪的事件已经严重损害了该行的声誉和信誉，这种信任一旦失去，将难以轻易挽回。
此外，广州农商行管理层的大换血是否真的能够解决其根本问题，也值得深思。频繁的人事变动是否能平息外界的质疑暂且不提，但若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其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提升风险管理能力，那么，这种换血恐怕也只是治标不治本，无法阻止该行继续走向衰败的命运。
因此，尽管广州农商行在努力自救，试图通过引入新高管来扭转局势，但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其未来的发展前景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投资者和公众仍需保持警惕，审慎看待其未来发展。（《理财周刊-财事汇》出品）
广州农商银行（1551.HK），目前正面临严峻挑战。
11月13日，该行发布公告，计划转让其依法持有的债权资产，预计此次转让的总金额将达到100亿元。本次交易代价预计低于所转让资产账面价值约3.4亿元。广州农商行指出，此次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日常运营，并且资产转让后，将有助于降低不良贷款率、减少拨备计提额，从而提升整体效益。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广州农商行在今年内的首次资产转让行动。早在2024年新年伊始，该行已经完成了一笔交易总额高达94.67亿元的资产转让。
本次大张旗鼓拟亏损3.4亿元甩卖价值百亿元的资产，再度引发了市场的关注。
踩雷鸿达兴业，广州农商银行“大甩卖”
今年以来，广州农商银行频繁转让资产，在该行“大甩卖”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情况其实挺直接：一年多前，广州农商银行向A股上市公司鸿达兴业（002002.SZ）的大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了超过11亿元的贷款，而这些贷款是以鸿达兴业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物的。然而，当贷款未能如期偿还时，质押的股票被转移到了广州农商银行的名下。不幸的是，紧接着鸿达兴业公司退市，这些股票的市值大幅度缩水，在众目睽睽之下变得仅剩零头。
11亿元的巨额资金，就这样在公众的注视下不明不白地消失了？
从表面上看，似乎每一个环节都无可挑剔：贷款有明确的质押物，质押物在违约后也被合规地处置以补偿债权，整个过程似乎都符合规定，找不到任何一方的明显责任。
然而，一些关键问题仍然萦绕心头，诸如：广州农商银行为何在股票价值下滑的关键时刻，没有及时采取平仓措施或要求追加质押物来保障贷款安全？另外，那些已经过户到银行名下的股票，又为何长时间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当前，广州农商银行正着手处理价值百亿的资产，而这些资产是否已被整体打包出售尚不得而知。尽管资产的出售或许能暂时缓解资金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关的责任追究可以就此搁置。
此次事件中，是否存在腐败或渎职行为？是单纯的市场风险导致，还是有相关人员故意忽视风险、不作为？这些问题都需要监管部门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以还原事实真相。
营收净利双降，房地产不良率超5%
历年年报显示，2017年广州农商行成功在港股上市，在2020年实现了总资产超过万亿元，成为紧随重庆农商行与北京农商行之后，全国范围内第三家总资产踏入“万亿级别”行列的农村商业银行。
遗憾的是，自2020年撤回在A股的首次公开募股（IPO）申请以来，广州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轨迹并未如人所愿。其盈利能力逐渐下滑，这家坐落于南粤大地的银行，究竟何时能重现昔日的辉煌景象，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
从数据面上看，广州农商银行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181.54亿元，净利润为26.34亿元，相较2019年75.2亿元的净利润，降幅已超60%。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
2023年年报致辞中，广州农商银行董事长蔡建提出，2024年将全面开展效益提升年活动，拓市场、降风险、优管理、提效益，力争2年左右时间实现盈利能力大提升。
而2024年上半年，广州农商行营收、净利润依然同比下滑，前三季度营业收入112.86亿元，净利润21.19亿元，同比下滑23.39%。从财报来看，其业绩下降的原因之一，则是利息净收入下降。
2023年上半年，该行利息净收入85.61亿元，占营业收入超90%；而今年上半年，该行实现利息净收入62.7亿元，占营业收入85.35%，同比下降超过35%。
数据来源：广州农商行半年报
广州农商行指出，其利息净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2.91亿元，这一减少主要归因于外部市场利率的下行趋势等不利因素，导致生息资产的收益率出现了下滑。
在不良率方面，广州农商行在2024年上半年的不良贷款率为1.87%，这一数据与2023年末保持一致，并且均高于A股42家银行，也大幅高于我国商业银行整体不良率1.56%。
然而，从不良贷款的细分领域来分析，到2024年上半年为止，该行房地产业的不良贷款规模位居首位，尽管相较于2023年末有所下降，但仍高达29.67亿元，房地产领域的不良贷款率达到了5.59%。
前文所述的大规模资产抛售举动，或许是广州农商银行为迫切削减不良贷款而采取的无奈之举。
高管落马潮之后，“换血”后是否能抓住救命稻草？
除了业绩表现之外，自2019年8月23日广州农商行原董事长王继康接受调查，并在2020年4月因涉嫌受贿罪被提起公诉以来，该行管理层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在王继康被调查之后的2020年3月，广州农商行的原业务总监陈千红也因涉嫌受贿罪而遭到起诉。紧接着，同年4月，该行的前行长助理吴海峰同样因受贿和行贿的指控被提起公诉。同年7月，副行长兼首席风险官彭志军也未能幸免，因涉嫌受贿罪被捕。到了同年10月，广州农商行的非执行董事李舫金也步入了被调查的行列。
到了2023年2月，曾任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副董事长及行长的易雪飞因任期到期辞职，但3月就因涉嫌违纪违法被调查。10月17日，广州纪委发布消息，广州农商行原副行长罗金诗也因同样原因正在接受调查。
这一连串的丑闻曝光，的确令人瞠目结舌，或许正是广州农商行从2019年的辉煌顶点逐步跌落的重要原因。
进入2023年，广州农商行高管层经历了一场显著的“换血”，似乎是在汲取过往经验后，该行开始引入多名具有监管背景的高管。
同年11月初，该行迎来了首位女性行长邓晓云。随后，在2024年11月7日的公告中，蔡建继续稳坐董事长之位，而邓晓云则进一步晋升为副董事长。紧接着，11月25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广东监管局正式批准了古波担任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的资格。这三位高管的背景均深度植根于银行与监管体系，这样的安排仅仅是巧合吗？
这一连串的人事变动，尽管看似是广州农商行在努力修复其破碎的形象，重塑管理层结构，但实则难以掩盖其背后深藏的危机。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一系列高管涉嫌违法违纪的事件已经严重损害了该行的声誉和信誉，这种信任一旦失去，将难以轻易挽回。
此外，广州农商行管理层的大换血是否真的能够解决其根本问题，也值得深思。频繁的人事变动是否能平息外界的质疑暂且不提，但若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其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提升风险管理能力，那么，这种换血恐怕也只是治标不治本，无法阻止该行继续走向衰败的命运。
因此，尽管广州农商行在努力自救，试图通过引入新高管来扭转局势，但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其未来的发展前景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投资者和公众仍需保持警惕，审慎看待其未来发展。（《理财周刊-财事汇》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