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年11月25日，伯克希尔-哈撒韦(BRK.A)发表声明，巴菲特将把1,600股A股转换为2,400,000股B股，以便将这些B股捐赠给四个家族基金会：1,500,000股捐赠给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巴菲特的前妻，2004年去世)，同时，给舍伍德基金会(Sherwood Foundation，女儿苏茜打负责)、霍华德·G·巴菲特基金会(Howard G.Buffett Foundation，大儿子霍华德负责)和诺沃基金会(NoVo Foundation，小儿子彼得负责)各自捐赠300000股。声明之后附上了巴菲特的一封信，有3页左右，笔者对全文进行了翻译，以飨读者。
同时，笔者认为，相较于市场关注的巴菲特“遗嘱计划公开”的关注点，巴菲特在信件中所表达的“财富观”反而更值得大家关注。
巴菲特公开遗嘱计划
以下为笔者翻译的巴菲特遗嘱计划全文：
我今天的捐赠将使我持有的伯克希尔·哈撒韦A类股票减少到206,363股，自2006年承诺以来减少了56.6%。2004年，我的第一任妻子苏茜去世前，我们两人共持有508,998 股A类股票。几十年来，我们都认为她会比我活得长，随后分配我们巨额财富的绝大部分。
但事实并非如此。苏茜去世时，她的遗产约为30亿美元，其中约96%归我们的基金会所有。
此外，她还给我们的三个孩子每人留下了1000万美元，这是我们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位的第一笔大礼物。
这些遗赠反映了我们的信念：非常富有的父母应该给孩子留下足够的钱，让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但不能让他们无事可做。
苏茜和我长期以来一直鼓励我们的孩子从事小型慈善活动，并对他们的热情、勤奋和成果感到满意。然而，在她去世时，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处理伯克希尔股票创造的惊人财富。
尽管如此，他们的慈善活动因我 2006 年的终身认捐和随后的扩展而大大增加。现在，孩子们已经实现了我们的希望，在我去世后，他们将全权负责逐步分配我持有的伯克希尔公司的全部资产。这些股份目前占我财富的 99.5%。
时间之父总是胜利者。但他可能变化无常——确实不公平甚至残忍——有时在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就结束生命，而有时，他会等上一个世纪左右才来看望我。到目前为止，我非常幸运，但不久之后，他就会来找我。
然而，我的好运也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避开了他的注意。自2006年承诺以来，我孩子的预期寿命已大大缩短。他们现在分别是71岁、69岁和66 岁。
我从未想过要建立一个王朝，也从未想过要推行任何超越孩子范围的计划。我很了解这三个人，也完全信任他们。子孙后代则是另一回事。在慈善领域可能截然不同的情况下，谁能预见到后代在处理巨额财富分配时会优先考虑什么、是聪明还是忠诚？
尽管如此，我所积累的巨额财富可能需要比我孩子活得更久的时间才能分配。而明天的决定很可能由三个活生生、有条不紊的大脑来做，而不是由一个死人来做。
因此，已经指定了三位潜在的继任受托人。我的孩子们都认识他们，而且他们对我们所有人都有意义。他们也比我的孩子年轻一些。但这些继任者都在候补名单上。我希望 Susie、Howie和 Peter共同分配我所有的资产。
他们尊重我的愿望，即对我持有的伯克希尔股票的处置方案绝不能背叛伯克希尔股东对查理·芒格和我的特殊信任。2006—2024年期间，我有机会观察我的每个孩子的行为，他们学到了很多关于大规模慈善事业和人类行为的知识。多年来，他们每个人都负责管理20—30人的团队，并观察到了影响慈善组织的独特工作。
富有的朋友们对我感到好奇，因为我对孩子们及其可能的替代者有非凡的信心。他们对我要求所有基金会行动都需要一致投票同意表示特别惊讶。这怎么能行得通呢？
我已经解释过，我的孩子将永远被非常真诚的朋友和其他人诚挚的请求所包围。
当有人要求提供大笔慈善捐赠时，一个“不”往往会促使潜在的受助者考虑不同的方法——另一个朋友，另一个项目，等等。那些能够分配巨额资金的人永远被视为“机会目标”。这种不愉快的现实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就有了“一致决定”条款。这一限制使得寻求资助的人可以立即得到最终答复：“这不是我兄弟会同意的事情。”而这个答案将改善我孩子的生活。当然，我的一致同意条款并不是万能的——如果你有九个或十个孩子或继子女，它显然是行不通的。而且它不能解决每年明智地分配数十亿美元的艰巨问题。
我还有一个建议给所有的父母，无论他们的财富是微薄还是惊人。当你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在你签署遗嘱之前让他们阅读一下。
确保每个孩子都理解你做出决定的逻辑以及你死后他们将承担的责任。如果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仔细聆听并采纳那些合理的建议。当你无法再做出回应时，你不希望你的孩子在遗嘱决定方面问“为什么”。
多年来，我的三个孩子都向我提出过问题或评论，我经常采纳他们的建议。我必须捍卫自己的想法，这没有错。我爸爸也对我这样做过。
我每隔几年就会修改遗嘱——通常只是做一些很小的事情——并保持简单。多年来，查理和我看到许多家庭因为遗嘱的遗言让受益人感到困惑，有时甚至愤怒而分崩离析。嫉妒，以及童年时期实际或想象的轻视，被放大了，特别是当儿子比女儿更受宠爱时，无论是在金钱方面还是在重要地位方面。
查理和我还目睹了一些案例，富裕的父母在临终前充分讨论了遗嘱，这有助于家庭更加亲密。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满意的呢？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继续着我的好运，我的幸运始于1930年，我作为白人男性出生在美国。当然1920年颁布的第19条修正案就明确承诺，我的两个姐姐将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待遇。毕竟，这是我们13个殖民地在1776年就承认的内容。
然而1930 年，我出现在一个尚未实现其早期愿望的国家。在比莉·简·金、桑德拉·戴·奥康纳、露丝·贝德·金斯伯格和无数其他人的帮助下，事情在 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
注：三位都是美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性，分别在体育、法律和社会正义领域作出重要贡献。比莉·简·金曾赢得39个大满贯单打和双打冠军。桑德拉·戴·奥康纳是美国第一位女性最高法院法官，露丝·贝德·金斯伯格是美国第二位女性最高法院法官。
由于男性身份的缘故，我很早就对自己会变得富有充满信心。但我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过去几十年来可以赚到这么多钱。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超出了福特、卡内基、摩根甚至洛克菲勒的想象。数十亿变成了新的数百万。
大萧条刚开始时，情况并不乐观。但复利的真正作用发生在人一生的最后二十年。由于没有踩到任何香蕉皮，我在94岁时仍然拥有巨额储蓄(称之为 “延迟消费的积累”)，可以将其传给其他在出生时就很拮据的人。
我也很幸运，我的慈善理念得到了我的两位妻子的热烈拥护和推广。我、苏茜和她的继任者阿斯特丽德都不相信家族财富。
相反，我们的共同观点是，机会平等应该从出生开始，极端炫富的生活方式应该合法，但不值得推崇。作为一个家庭，我们已经拥有了所需或者简单喜欢的一切，但我们并没有因为别人渴望我们拥有的东西而寻求乐趣。
让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这么多伯克希尔公司的早期股东都独立地得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们省吃俭用、生活富足、照顾家人通过储蓄的复利增值，他们将大笔，有时是巨额资金回馈社会。他们的“认领支票 ”被广泛分发给其他不那么幸运的人。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我从 20 多岁起就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现在我已经看着我的孩子们成长为有作为的好公民。他们在很多情况下与我有着不同的观点，但却有着坚定不移的共同价值观。
小苏西、霍华德和彼得每个人直接帮助他人的时间都比我多得多。他们享受经济上的安逸，但并不斤斤计较财富。他们的母亲会为他们感到骄傲。
我也一样。
巴菲特：父母是孩子天生的老师
就笔者研究来看，巴菲特关于如何有效利用遗产的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考虑了，巴菲特的原则是希望留给孩子们足够的钱，让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但不能无事可做”。在2013举行的股东大会上，有股东大胆地提问那到底是多少钱合适？
巴菲特对此的回答无懈可击：“我认为，我们的孩子被父母的行为毁掉的更多，而不是被遗产的数量毁掉的。你的孩子通过你了解世界，通过你的行动了解得更多，而不是通过你的言语了解的。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你就是他们天生的老师。这是一项非常重要和严肃的工作，我实际上并不认为富人留给孩子的钱数是决定因素。至于孩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认为环境、他们对孩子的观察以及父母的行为更重要。”
每个人经济情况不同，当然不能用统一的数量来衡量，同时又随着通货膨胀的购买力在不停下降，1924年100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1837.28美元，100年间增加1737.28美元，每年相当于贬值2.95%。
以巴菲特的小儿子彼得为例，在1977年满19岁时，继承了一笔家族农场财产。准确来说，这份礼物来自他的祖父，彼得的祖父霍华德1964年去世，他的爸爸巴菲特首先卖掉了农场，后来换成了2000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在彼得可以继承这笔财产的时候，他的那部分股票大约价值九万美元，他的哥哥和姐姐很快就花光了继承的钱，但彼得不想步他们的后尘，当时正在上大学的彼得决定追求音乐梦想，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斯坦福大学辍学。
彼得用这笔钱为自己赢得了一段时间，想要看看他自己是否能在音乐领域有所成就。在父亲巴菲特的帮助下，彼得制定了一个计划，以确保这笔钱能够尽可能长久地支撑他的生活。他认为钱最大的价值，就是它可以购买时间。彼得搬到了旧金山，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租了一间小公寓，买了一辆二手车。并表示，唯一的主要开销是更新和扩充他的录音设备。
彼得的生活因为9万美元遗产完全改变，他成为美国音乐家、作曲家，曾获得地区艾美奖，MTV频道刚开播时令人惊艳的片头配乐出自他的编曲，奥斯卡最佳影片《与狼共舞》中火舞配乐是他的佳作，顶着巴菲特姓氏的光环，走出了自己的精彩。
不过，如果彼得当时保留这些股票，到现在市值大概是4.3亿美元，大家不妨思考一下，彼得当时从斯坦福辍学追求音乐划算吗？
(本文作者系现居加拿大的职业投资人。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不代表本刊立场。)
在2024年11月25日，伯克希尔-哈撒韦(BRK.A)发表声明，巴菲特将把1,600股A股转换为2,400,000股B股，以便将这些B股捐赠给四个家族基金会：1,500,000股捐赠给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巴菲特的前妻，2004年去世)，同时，给舍伍德基金会(Sherwood Foundation，女儿苏茜打负责)、霍华德·G·巴菲特基金会(Howard G.Buffett Foundation，大儿子霍华德负责)和诺沃基金会(NoVo Foundation，小儿子彼得负责)各自捐赠300000股。声明之后附上了巴菲特的一封信，有3页左右，笔者对全文进行了翻译，以飨读者。
同时，笔者认为，相较于市场关注的巴菲特“遗嘱计划公开”的关注点，巴菲特在信件中所表达的“财富观”反而更值得大家关注。
巴菲特公开遗嘱计划
以下为笔者翻译的巴菲特遗嘱计划全文：
我今天的捐赠将使我持有的伯克希尔·哈撒韦A类股票减少到206,363股，自2006年承诺以来减少了56.6%。2004年，我的第一任妻子苏茜去世前，我们两人共持有508,998 股A类股票。几十年来，我们都认为她会比我活得长，随后分配我们巨额财富的绝大部分。
但事实并非如此。苏茜去世时，她的遗产约为30亿美元，其中约96%归我们的基金会所有。
此外，她还给我们的三个孩子每人留下了1000万美元，这是我们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位的第一笔大礼物。
这些遗赠反映了我们的信念：非常富有的父母应该给孩子留下足够的钱，让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但不能让他们无事可做。
苏茜和我长期以来一直鼓励我们的孩子从事小型慈善活动，并对他们的热情、勤奋和成果感到满意。然而，在她去世时，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处理伯克希尔股票创造的惊人财富。
尽管如此，他们的慈善活动因我 2006 年的终身认捐和随后的扩展而大大增加。现在，孩子们已经实现了我们的希望，在我去世后，他们将全权负责逐步分配我持有的伯克希尔公司的全部资产。这些股份目前占我财富的 99.5%。
时间之父总是胜利者。但他可能变化无常——确实不公平甚至残忍——有时在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就结束生命，而有时，他会等上一个世纪左右才来看望我。到目前为止，我非常幸运，但不久之后，他就会来找我。
然而，我的好运也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避开了他的注意。自2006年承诺以来，我孩子的预期寿命已大大缩短。他们现在分别是71岁、69岁和66 岁。
我从未想过要建立一个王朝，也从未想过要推行任何超越孩子范围的计划。我很了解这三个人，也完全信任他们。子孙后代则是另一回事。在慈善领域可能截然不同的情况下，谁能预见到后代在处理巨额财富分配时会优先考虑什么、是聪明还是忠诚？
尽管如此，我所积累的巨额财富可能需要比我孩子活得更久的时间才能分配。而明天的决定很可能由三个活生生、有条不紊的大脑来做，而不是由一个死人来做。
因此，已经指定了三位潜在的继任受托人。我的孩子们都认识他们，而且他们对我们所有人都有意义。他们也比我的孩子年轻一些。但这些继任者都在候补名单上。我希望 Susie、Howie和 Peter共同分配我所有的资产。
他们尊重我的愿望，即对我持有的伯克希尔股票的处置方案绝不能背叛伯克希尔股东对查理·芒格和我的特殊信任。2006—2024年期间，我有机会观察我的每个孩子的行为，他们学到了很多关于大规模慈善事业和人类行为的知识。多年来，他们每个人都负责管理20—30人的团队，并观察到了影响慈善组织的独特工作。
富有的朋友们对我感到好奇，因为我对孩子们及其可能的替代者有非凡的信心。他们对我要求所有基金会行动都需要一致投票同意表示特别惊讶。这怎么能行得通呢？
我已经解释过，我的孩子将永远被非常真诚的朋友和其他人诚挚的请求所包围。
当有人要求提供大笔慈善捐赠时，一个“不”往往会促使潜在的受助者考虑不同的方法——另一个朋友，另一个项目，等等。那些能够分配巨额资金的人永远被视为“机会目标”。这种不愉快的现实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就有了“一致决定”条款。这一限制使得寻求资助的人可以立即得到最终答复：“这不是我兄弟会同意的事情。”而这个答案将改善我孩子的生活。当然，我的一致同意条款并不是万能的——如果你有九个或十个孩子或继子女，它显然是行不通的。而且它不能解决每年明智地分配数十亿美元的艰巨问题。
我还有一个建议给所有的父母，无论他们的财富是微薄还是惊人。当你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在你签署遗嘱之前让他们阅读一下。
确保每个孩子都理解你做出决定的逻辑以及你死后他们将承担的责任。如果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仔细聆听并采纳那些合理的建议。当你无法再做出回应时，你不希望你的孩子在遗嘱决定方面问“为什么”。
多年来，我的三个孩子都向我提出过问题或评论，我经常采纳他们的建议。我必须捍卫自己的想法，这没有错。我爸爸也对我这样做过。
我每隔几年就会修改遗嘱——通常只是做一些很小的事情——并保持简单。多年来，查理和我看到许多家庭因为遗嘱的遗言让受益人感到困惑，有时甚至愤怒而分崩离析。嫉妒，以及童年时期实际或想象的轻视，被放大了，特别是当儿子比女儿更受宠爱时，无论是在金钱方面还是在重要地位方面。
查理和我还目睹了一些案例，富裕的父母在临终前充分讨论了遗嘱，这有助于家庭更加亲密。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满意的呢？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继续着我的好运，我的幸运始于1930年，我作为白人男性出生在美国。当然1920年颁布的第19条修正案就明确承诺，我的两个姐姐将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待遇。毕竟，这是我们13个殖民地在1776年就承认的内容。
然而1930 年，我出现在一个尚未实现其早期愿望的国家。在比莉·简·金、桑德拉·戴·奥康纳、露丝·贝德·金斯伯格和无数其他人的帮助下，事情在 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
注：三位都是美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性，分别在体育、法律和社会正义领域作出重要贡献。比莉·简·金曾赢得39个大满贯单打和双打冠军。桑德拉·戴·奥康纳是美国第一位女性最高法院法官，露丝·贝德·金斯伯格是美国第二位女性最高法院法官。
由于男性身份的缘故，我很早就对自己会变得富有充满信心。但我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过去几十年来可以赚到这么多钱。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超出了福特、卡内基、摩根甚至洛克菲勒的想象。数十亿变成了新的数百万。
大萧条刚开始时，情况并不乐观。但复利的真正作用发生在人一生的最后二十年。由于没有踩到任何香蕉皮，我在94岁时仍然拥有巨额储蓄(称之为 “延迟消费的积累”)，可以将其传给其他在出生时就很拮据的人。
我也很幸运，我的慈善理念得到了我的两位妻子的热烈拥护和推广。我、苏茜和她的继任者阿斯特丽德都不相信家族财富。
相反，我们的共同观点是，机会平等应该从出生开始，极端炫富的生活方式应该合法，但不值得推崇。作为一个家庭，我们已经拥有了所需或者简单喜欢的一切，但我们并没有因为别人渴望我们拥有的东西而寻求乐趣。
让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这么多伯克希尔公司的早期股东都独立地得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们省吃俭用、生活富足、照顾家人通过储蓄的复利增值，他们将大笔，有时是巨额资金回馈社会。他们的“认领支票 ”被广泛分发给其他不那么幸运的人。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我从 20 多岁起就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现在我已经看着我的孩子们成长为有作为的好公民。他们在很多情况下与我有着不同的观点，但却有着坚定不移的共同价值观。
小苏西、霍华德和彼得每个人直接帮助他人的时间都比我多得多。他们享受经济上的安逸，但并不斤斤计较财富。他们的母亲会为他们感到骄傲。
我也一样。
巴菲特：父母是孩子天生的老师
就笔者研究来看，巴菲特关于如何有效利用遗产的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考虑了，巴菲特的原则是希望留给孩子们足够的钱，让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但不能无事可做”。在2013举行的股东大会上，有股东大胆地提问那到底是多少钱合适？
巴菲特对此的回答无懈可击：“我认为，我们的孩子被父母的行为毁掉的更多，而不是被遗产的数量毁掉的。你的孩子通过你了解世界，通过你的行动了解得更多，而不是通过你的言语了解的。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你就是他们天生的老师。这是一项非常重要和严肃的工作，我实际上并不认为富人留给孩子的钱数是决定因素。至于孩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认为环境、他们对孩子的观察以及父母的行为更重要。”
每个人经济情况不同，当然不能用统一的数量来衡量，同时又随着通货膨胀的购买力在不停下降，1924年100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1837.28美元，100年间增加1737.28美元，每年相当于贬值2.95%。
以巴菲特的小儿子彼得为例，在1977年满19岁时，继承了一笔家族农场财产。准确来说，这份礼物来自他的祖父，彼得的祖父霍华德1964年去世，他的爸爸巴菲特首先卖掉了农场，后来换成了2000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在彼得可以继承这笔财产的时候，他的那部分股票大约价值九万美元，他的哥哥和姐姐很快就花光了继承的钱，但彼得不想步他们的后尘，当时正在上大学的彼得决定追求音乐梦想，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斯坦福大学辍学。
彼得用这笔钱为自己赢得了一段时间，想要看看他自己是否能在音乐领域有所成就。在父亲巴菲特的帮助下，彼得制定了一个计划，以确保这笔钱能够尽可能长久地支撑他的生活。他认为钱最大的价值，就是它可以购买时间。彼得搬到了旧金山，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租了一间小公寓，买了一辆二手车。并表示，唯一的主要开销是更新和扩充他的录音设备。
彼得的生活因为9万美元遗产完全改变，他成为美国音乐家、作曲家，曾获得地区艾美奖，MTV频道刚开播时令人惊艳的片头配乐出自他的编曲，奥斯卡最佳影片《与狼共舞》中火舞配乐是他的佳作，顶着巴菲特姓氏的光环，走出了自己的精彩。
不过，如果彼得当时保留这些股票，到现在市值大概是4.3亿美元，大家不妨思考一下，彼得当时从斯坦福辍学追求音乐划算吗？
(本文作者系现居加拿大的职业投资人。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不代表本刊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