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内存条成就两名百亿美金富豪，金士顿背后的华人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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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前

2024年，孙大卫拥有的资产净值为149亿美元，杜纪川为154亿美元。

来源丨家办新智点（ID：foinsight）

作者丨foinsight

金士顿，全球最大的独立内存产品制造商，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芳泉谷，2022 年的营收为161亿美元。它在美国、英国、爱尔兰、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省与中国大陆都有工厂。

该公司的两位创始人分别为华裔美国人孙大卫(David Sun)和杜纪川（John Tu），公司的名字取自杜纪川最喜欢的乐队之一“金斯顿三重奏” (Kingston Trio)。两位创始人成长轨迹、性格完全不同，但却成为了“最佳创业搭档”。

杜纪川说自己并不是一个有远见的人，曾收购金士顿的孙正义虽然也如此认为，但却称赞杜纪川的“冷静”，正是他的“冷静”让金士顿有了后来的成就。而另一位创始人孙大卫则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是主心骨。

2024年，孙大卫拥有的资产净值为149亿美元，杜纪川为154亿美元。孙大卫还曾担任过连锁酒店如家的CEO，后来成立了一家慈善基金；而杜纪川则做起了投资，投资医疗公司。

两位创始人是如何打造金士顿，并使其成为唯一上榜“全美最佳100雇主”之一的华人企业的？

不一样的成长轨迹

1951年，孙大卫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的眷村，母亲戴广源是台中女中的教师。他有两个妹妹，也都出生在台湾省。不幸的是，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从此，兄妹三人由母亲抚养长大。

从小在眷村长大的孙大卫独立、自主、豪爽、爱交朋友，在眷村成为了“带头大哥”，做了不少行侠仗义的事。

1973年，孙大卫进入大同工学院电机系就读。当时，身高188公分的他曾入选亚青杯篮球国手，并一度参加试镜打算进入电影圈，但因担心母亲反对而放弃演出机会。

1977年，大卫和黛安娜·孙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

1977年，大学毕业后，他和妻子戴安娜·孙来到美国寻求更广阔的生活。不久之后，他们定居在奥兰治县，并在那里扎根，养育了两个孩子。

相较于孙大卫有着侠客般的豪气，杜纪川更像书生，戴着金属无框眼镜，一副饱读诗书的文人模样。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他是大学教授，但在斯文的外表下，年少的杜纪川实却极其叛逆。

威莉

1941年，杜纪川生于重庆，祖籍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北山村。父亲杜桐荪曾在法国里昂大学留学，曾任台湾省电影检查处处长与片商公会理事长。

母亲朱莉，艺名威莉，早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学院，曾是电影明星，曾主演《出卖影子的人》、《新闺怨》等片。1949年后移居中国台湾，在中国台湾，她曾与“小咪姐”李丽华合作演出电影《盲恋》。

杜纪川童年曾先后在重庆和上海生活过，后因战事辗转迁至台湾省，在高雄师大附中读高中，由此开启了叛逆的人生。

“我并不一定反对权威，”杜纪川回忆道。“我反对虚伪的体制。老师们会教授传统价值观，但当你转过身来时，他们却在做他们禁止的事情。”于是，他开始拒绝学习。因疯狂迷恋音乐，他为了弹吉他不惜翘课包括逃课，有一个学期干脆不去上学了；早上到学校后便离开去见朋友、打台球、看电影......

然而他的父母什么都不知道，直到他考试不及格。后在父母的劝说下，他开始渴望学习，但由于成绩不佳已无法进入中国zhong台湾的优秀大学。于是，他决定去德国不来梅投靠自己的叔叔。他的叔叔在不来梅开了一家中餐馆，于是杜纪川便在餐馆打工洗餐盘。

但很快，他便发现叔叔压根没想过帮助他在德国生活。在那里工作了几年，他只学会了几句德语，还不足以申请德国的大学。

后来在一位牧师的帮助下，杜纪川进入到一所教会资助的学校学习德语。4个月后，在他学会了足够的知识后却发现还不能直接申请德国的电气工程专业，必须先当两年学徒。

为此，他联系了北部城镇基尔的一家造船厂，在造船厂学习焊接，并努力适应工作。当时的造船厂同事十分歧视他，更对中国一无所知，并羞辱他，“中国有电吗？”

在造船厂待了2年后，他获得了上大学的资格，于是选择了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

1966年夏天，在他最后一年学业即将结束之前，他第一次来到了美国。一到纽约，他就爱上了这个国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没有人把我当外国人。每个人都很包容我。”于是，他下决心毕业后去美国。

暑假到了美国后，他找了份工作，学做汉堡、炸虾和清洁炉灶。后他又回到了中国香港与家人见面，通过父母介绍认识了第一任妻子。1968年，两人结婚。

从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获得电气工程学位后，他在摩托罗拉找到了一份工作，但却受到德国同事的歧视，被认为是来抢饭碗的，对他百般排挤。那时候的他有苦难言，“无论你的语言说得多好，无论你们的朋友有多亲密，他们总是把你当成外人。”

1969年，杜纪川决定离开德国前往美国，跟随姐姐和姐夫来到亚利桑那州的斯科茨代尔，但却找不到工作。为维持生计，他在一家礼品店里卖中国台湾的小饰品。到年底，他发现没有任何盈利，并意识到房租是自己最大的一笔开销。于是，他决定当房东来赚钱。

1971年，杜纪川开设了一个价值5万美元的商业地块托管服务，打算在上面建一栋零售大楼。但他不知道，亚利桑那州的房地产即将迎来史无前例的繁荣。三个半月后，当他完成托管时，房产价值已上涨15%。

于是，他靠着银行贷款支付首付，继续购买和开发商业地产，直到70年代末市场开始下滑。那时，这位操着德国口音的中国台湾移民已成为了一名百万富翁。但杜纪川始终认为斯科茨代尔太过于偏僻，于是前往美国洛杉矶寻找新的商机。

第一次创业：Camintonn

在洛杉矶，杜纪川一直涉猎各种领域，包括房地产中介，直到遇到了挚友孙大卫。

孙大卫来到美国后，仍延续了打篮球的习惯。1982年，两人经共同的朋友介绍，在加州的篮球场上认识了。

当时孙大卫的年收入为6万美元，是Digital (DEC)小型计算机生产附加产品的公司的工程师。彼时的个人电脑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苹果刚刚发布了一款实际上只是玩具的产品；IBM试图发布自己的个人电脑，但没有人认真对待。

但孙大卫却意识到计算机将是下一个大趋势，于是两人萌发了创业的想法。1982年，他们在车库里创办了第一家公司Camintonn。因没有太多的钱，他们无法像IBM那样制造整台PC，但可以通过专注于内存产品让自己能够先小规模进入市场。

左杜纪川，右孙大卫

像所有外行一样，孙大卫拿着焊枪在车库里工作，制作了一些模块。几天后，他从车库里拿出10个扩展模块，并将他交给了杜纪川，每个模块价值约300美元。当时，杜纪川负责公司的电话销售业务。

孙大卫教了杜纪川几个关键的流行词“奇偶校验”、“自我纠正”，这样客户就会知道他在说什么。“我真的很幸运能遇到他，”后来孙大卫回忆道，“他弥补了我不能做的事情。”

几周后，产品销售一空。接着，孙大卫又制造出了价值3000美元的主板。如此周复一周地持续下去，大约一年后，Camintonn成功实现了50万美元的收入。

1986年的某一天，一个人敲门而入，门口的男人表示想买下他们的公司。孙大卫拒绝出售，接着对方将收购的价码从100万美元提升至600万美元。直到对方说出600万美元时，孙大卫终于松口愿意卖掉。

1986年，他们以600万美元（400万美元现金和200万美元AST股票的价格）的价格将公司卖给了当时IBM的竞争对手AST，税后每人获利130万美元。后来他们又在AST待了一年，直到金士顿的诞生。

拿到钱后的孙大卫说服杜纪川将两人的钱一起投资给了孙大卫的大学同学Henry从事股票买卖。没想到，1987年10月19日，也称为“黑色星期一”，股市整体市值下跌22.6%，两人各自损失了100万美元，还欠下20多万美元的经纪费。

孙大卫急忙解释，“我们没有破产。”经过那次教训后，两人决定不再做股票投资，更不借钱做生意。

第二次创业：金士顿

投资失败后，他们不敢告诉家人，仍假装每天上班。一次喝咖啡时，两人决定再次创业。1987年，金士顿科技公司成立。

正当孙大卫苦于做什么产品时，此时一个电话改变了他的人生。原来他的一个朋友买了一台新电脑，想知道为什么这台电脑的内存比他旧电脑的内存贵一倍。

孙大卫实在没事可做，就去朋友家看看。他找了又找，却找不到内存。在那之前，他记得内存都是平放着直接安装在主板上的。最后，他只从其中一个棒状物上找到了零件编号TI45789-5。他拿起电话给德州仪器打电话，希望他们能告诉这个零件是什么。

但德州仪器没有找到该零件编号，此时，孙大卫确信这一定是某种新的定制技术。他做了最后一次尝试，打电话给日本的一位朋友询问。几天后，孙大卫收到了来自日本的传真，上面有TI45789-5的原理图。

一周后，孙大卫按照该原理图，将这款全新改进的内存板研发出来了，并以不错的价格出售它们。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有一天，电话又响了。打电话过来的正是苹果公司，“嗨，我是苹果。您愿意成为我们的内存供应商吗？”没多想，孙大卫欣然同意这一请求。

当这则引人注目的广告于1989年推出时，金士顿科技的年收入已达4000万美元

金士顿第一年的收入约为1500万美元，第二年约为4000万美元，第三年接近 8000万美元。四年后，他们的销售额达到4.33亿美元，仅次于消费科技巨头三星和东芝。

1995年，杜纪川和孙大卫首次出现在福布斯前400富豪榜上，当时两人的净资产均为3.4亿美元。

1996年，软银以15亿美元收购了该公司80%的股。为犒赏员工，孙大卫和杜纪川主动拿出了1亿美元为员工分红，平均每位员工分到美元25万。这项创举当时经媒体报道后，传遍美国华侨界及台湾省，让高科技公司的员工都羡慕不已。

但两年后，由于芯片价格下跌导致软银出售该公司，金士顿以4.5亿美元的价格回购了这些股份。同时金士顿两位创始人仍持有470万股软银股票，价值12.3亿美元。

至于为何回购股份，杜纪川曾表示，“我们曾担心自己无法融入软银的互联网业务，而且我们专注于制造业，这不符合他们的胃口。”

菲尼克斯Semico Research Corp.分析师雪莉·加伯 (Sherry Garber) 说，问题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没有协同效应。”他表示，从一开始，就不清楚金士顿将如何融入软银的整体投资组合。当时软银的投资组合范围包括对雅虎公司和 Onsale公司等互联网公司的投资，以及对Ziff-Davis公司和年度计算机贸易展 Comdex的所有权。

软银的收购狂潮始于1990年代中期，当时这家蓬勃发展的日本公司宣布了其在个人电脑行业基础设施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的梦想。

“金士顿之道”

“别以为金士顿一开始就很风光，早期没几个人晓得金士顿，客户对我们也不太有信心，”孙大卫表示，别说客户，就连他自己也不是太看好金士顿。

因为当时有另一家Kensington公司来告他们侵犯商标，孙大卫甚至想，“要告就告吧，反正公司也做不了多久。”实际上也是如此，当时金士顿的业绩一直无法突破。两位创始人反思后发现，原来因为自己不是美国人，要做美国人的生意还得“以夷制夷”，找老美自己人卖产品，才能打入美国市场。

随后，他们找到了一位美国人担任副总，但文化认知差异很快便显现出来了。这位副总一出差就住每晚高达上万台币的五星级豪华酒店，请客吃饭一餐就花300美元。而孙大卫每次出门过夜也只住几十美元的汽车旅馆，每餐只花3美元吃牛肉面。

这让孙大卫心里很不是滋味，“员工花得比老板还多，你气不气？”即使半年后，他还是无法信任这位副总，“成天就觉得他在底下搞鬼，骗我的钱。”

不仅如此，这位美籍副总看不上少于千万以下的订单。虽然他每次都带回大订单，但两位创始人却总是怀疑他在糊弄他们。慢慢地，当他们确实收到千万的款项后，业绩也在逐步增加。随着他们对副总的行为模式和做事习惯越来越了解，便开始逐渐信任他，不过这也花了6年的时间。

孙大卫认为许多中国台湾的企业无法在美国或欧洲突破销售佳绩，最大问题便是无法融入当地文化。“如果老板不能到第一线与员工一起打拼，那就不可能做到国外的好生意。”“故外派人员替换频繁，永远搞不懂当地文化的错误一再发生，业绩当然没起色。”

金士顿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亚洲、欧洲，都是派一级干部前往开疆辟土，“我与John（杜纪川）甚至都常驻在当地，等上轨道后才放手，”孙大卫表示，像亚太业务总部就由相识了15年以上的陈思轲负责。

2011年，金士顿创下了65亿美元的营收。

虽然金士顿没有公开上市、也没有股票选择，但员工流动率却只有4%，而美国企业的平均流动率为12%。这是因为两位创始人都发自内心的对待员工。

“我们公司的章法就是没有章法，就是用人性去运作，很随性，”孙大卫认为金士顿像个大家庭，全球近3000名员工相处在一起，连他自己也没有专属办公室，跟大家平起平坐。“每天早上8点我就到公司上班，戴着员工名牌，没有任何差别。”

金士顿员工也不规定着装，并且周五免费提供午餐。

“以前有人对我说，这套经营管理模式不会work（成功），在1亿、2亿美元的营业规模还可以，但增加到10亿美元就不行了。结果现在都增长到30亿、 40亿了，还是很成功，”孙大卫称，“就是将心比心嘛！”

由此，金士顿在1998年-2002年期间，曾连续五年荣获《财富》（Fortune）杂志“最佳百强雇主”之中唯一的华人企业。

后来，许多的管理学者和竞争对手都在研究所谓的“金士顿之道”，也许正是两位创始人对员工极为优厚的分享和付出，使他们成为商业的黄金法则之一。

金士顿以外的事业

除了金士顿，1999年，孙大卫还和他的妻子黛安娜创立了孙氏家族基金会，旨在回馈支持他们的社区，为美国和中国台湾的弱势青少年提供教育项目资助。

对教育的关注源自孙大卫已故母亲戴广源的启发。2011年，为纪念母亲，夫妻俩还在中国台湾成立了广源慈善基金会，该基金会已为中国台湾全国各地贫困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职业学生提供了7,000多项奖学金。

基金会目前由两代家族成员管理，下一代成员担任领导职务，帮助制定基金会未来的慈善和捐赠战略。近年来，基金会扩大了捐赠范围，不仅支持教育，还支持为弱势个人和社区提供服务的组织。孙氏夫妇希望利用基金会拉近家族代际距离，传承家族慈善传统。

除此之外，2003年，孙氏夫妇还筹款了800万美元，在自己所定居的加利福利亚市欧文市兴建了南海岸中华文化中心（戴广源文教大楼），成为永远保存及薪传海外中华文化的家园。

而杜纪川则一直都是中国台湾人在美国的骄傲，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生活细节所展现的大爱。他经常将法拉利跑车丢在一边，和流浪汉一起坐在街头聊天，并询问他们流浪街头的原因。

他称，许多流浪汉都是因为人生一段中时运不济，从此一蹶不振，“我和David当年也曾经负债几百万美元，所以我们也可能是坐在街头的人。”除了向流浪汉主动嘘寒问暖外，每次聊完后，他还掏出20美元给对方，以至于经常被友人笑说是个笨蛋。

此外，他还因自己的善举帮助了一位好老师，影响了150来自美国社会低下阶层的学生，还被被拍成好莱坞电影《Freedom Writers》。这150位学生也将杜纪川视为爸爸一样尊敬，他们写的日记和故事后来以《Freedom Writers Diary》出版，一时风靡美国畅销书行列。

在投资上，2020年，杜纪川向医疗科技初创公司Fluxergy投资了5000万美元，该公司开发了COVID-19快速诊断测试。他是Fluxergy的唯一支持者，杜纪川的儿子Jonathan Tu是该公司的CFO，是创始人之一Tej Patel的儿时好友。

Fluxergy的分析仪可自动执行实验室内的各种医疗诊断测试，旨在用于紧急护理、办公室诊所和其他社区医疗机构，多年前就吸引了杜纪川的注意和资金支持。

“许多其他初创公司过于注重融资，试图获得大品牌风险投资……我们能够避免很多这样的情况。”Tej Patel称。杜纪川同意投资并不令人意外。“如果你拥有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这就是你成功的关键，”他回忆道，“所以我从一开始就认为他们有这个素质。他们虽然有点书呆子气，但他们的想法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