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通财经APP获悉，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天弘基金2025年投资策略会中表示，要遏制经济收缩，政策力度必须超预期才能稳预期。他认为，9月24日以来的政策转向信号明确，配套措施具体，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针对房地产的政策。李迅雷期待后续财政政策力度进一步加大，并指出特朗普上台后中国需进一步扩大内需、扩大消费。他强调，中国经济面临长期问题，需以大量刺激应对，中央财政有很大加杠杆空间，央行也可以继续买债，先让经济止跌回稳，再推进改革。
原文如下：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11月7日天弘基金2025年投资策略会的一场圆桌论坛中，围绕“中国资产的投资新机遇”这一话题，分享了自己的最新观点。
这一场圆桌对话由天弘基金旗下基金经理张馨元主持，参与讨论的还有刘国江和胡超这两位基金经理。
李迅雷首席认为，要遏制经济收缩的乘数效应，力度一定要大。
不需要担心力度是否过大，因为只有超预期，才能稳预期。
就后续而言，李迅雷表示，对接下来可能出台的财政政策非常期待，政策力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大。
特别是在美国大选结果落定后，就特朗普上台后的动作，我们势必要进一步扩大内需、扩大消费，这也是一个新的变量。
因此，国际与国内形成合力，可能会促使我们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
李迅雷分享的精华内容如下：
只有超预期
才能稳预期
问：9月24日以来，很多重磅政策出台，市场成交量显著回暖，您认为新机遇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最关键的变量是不是已经反转了？
李迅雷：9月24日，金融监管部门的领导，尤其是潘行长，讲了一些令人振奋的政策举措。
但是，我看到的转机，其实在7月30日的高层会议已经提到了。
怎么促消费？怎么发展服务业？它是问题导向的。
今年上半年，整个经济的增速是下滑的，这已经引起了我们高层的重视。
三季度的数据比二季度更加不好，说明咱们政策的发力已经在摩拳擦掌了。
9月24日，潘行长讲了几个方面，有力度的降息，继续降准，还有房地产政策，活跃资本市场，一系列的政策非常鼓舞人心。
这说明我们的政策已经开始转向了，这个信号比较明确，而且信号非常强烈。
这次关键是有一些具体的举措做配套；
这个配套不仅是货币政策，更有财政政策；
不仅讲到资本市场，更是讲到了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对中国经济更加举足轻重。
对于这一系列的政策，它的出台的背景是，我们经济的下行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
2023年上市公司的总利润，归母净利润的总额出现负增长，今年前三季度还是负增长。
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表明我们的政策必须得遏制经济收缩的乘数效应。
我作为一个学者，在去年的11月份已经在呼吁，如何应对经济收缩的乘数效应；
因为经济收缩不是一个行业，房地产相关行业就有二十几个，一旦收缩，影响是全面的、发散的、扩散的。
要遏制收缩的话，力度一定要大，一般的力度其效果是欠佳的，一定要超预期的发力。
不要担心这个力度是不是过大，不用担心！
我始终讲的一句话——只有超预期才能稳预期。
所以，我也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的财政政策，方方面面的政策力度还会进一步加大。
尤其在昨天美国大选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如何来应对？
特朗普现在的做法是，美国的国际业务要收缩，国内业务要扩张。
对中国，他会采取更加直截了当的限制出口的举措，我们肯定要进一步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我想这是一个新的变量。
所以，国内的问题跟国际问题两个合力，可能会促使我们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中央财政有很大加杠杆空间
社会预期偏弱会影响我们估值
问：下一个阶段，对于宏观经济和权益市场，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主要矛盾分别是什么？
李迅雷：我觉得大家还是一定要看清楚，或者说，一定不能够太简单地去看待中国经济的问题。
我一直在强调的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都是一些长期问题。
这些长期问题是过去30多年来所累积的。
你想，中国在30年前的GDP占全球份额只有2%。
2%的份额，对于西方国家来讲，给你中国多一点机会、多一点援助、多一点外资的投入，他觉得毫无影响，根本没有对他们构成威胁。
而30年以后，我们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欧盟，我们现在的占比已经在18%左右。
从2%到18%，在30年间完成，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增长。
所以，西方某些领导人对中国如临大敌，他觉得我们要对你多加防范，所以我们外部环境受到了负面影响。
内部来讲，追求高增长所带来的结构性的失衡问题也非常严重。
比如说，我们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描述是，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
第二个讲到社会预期偏弱；
社会预期偏弱不是一个小问题，它会影响我们的估值。
那么，我们在投资一个预期偏弱的市场时，估值水平是不断下移的，你要获得一个正的收益，难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预期偏弱影响估值，结构问题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
而房地产周期的下行，又使得诸多行业带来这些负面影响。
所以，诸多问题，我们要应对，而应对还是要以比较大的量来刺激。
我们目前面临的这些问题还是量的问题，就是要用多少量去对冲。
我们2008年时号称两年4万亿，2008年我们的GDP是多少？
现在的GDP总量比2008年要大出一倍多了，所以用的量的级别也应该更大。
然后，咱们也提到，中央财政有很大的加杠杆空间。
我觉得是可以加的。
我们现在中央财政的杠杆水平是22%，美国联邦政府杠杆率水平是110%，日本中央政府杠杆率水平是250%。
所以，我们有很大的空间。
另外，央行也可以继续买债，
美联储持有美国国债的比重是40%，日本央行持有日本国债的比重是70%，我们中国央行持有中国国债的比重是4%左右。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也可以加大加杠杆的空间。
只有第一步，先让中国经济止跌回稳；
第二步，再来推进方方面面的改革，来促进我们结构的平衡、结构的优化。
我们的市场，实际上也已经在反映大家这样的预期了。
智通财经APP获悉，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天弘基金2025年投资策略会中表示，要遏制经济收缩，政策力度必须超预期才能稳预期。他认为，9月24日以来的政策转向信号明确，配套措施具体，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针对房地产的政策。李迅雷期待后续财政政策力度进一步加大，并指出特朗普上台后中国需进一步扩大内需、扩大消费。他强调，中国经济面临长期问题，需以大量刺激应对，中央财政有很大加杠杆空间，央行也可以继续买债，先让经济止跌回稳，再推进改革。
原文如下：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11月7日天弘基金2025年投资策略会的一场圆桌论坛中，围绕“中国资产的投资新机遇”这一话题，分享了自己的最新观点。
这一场圆桌对话由天弘基金旗下基金经理张馨元主持，参与讨论的还有刘国江和胡超这两位基金经理。
李迅雷首席认为，要遏制经济收缩的乘数效应，力度一定要大。
不需要担心力度是否过大，因为只有超预期，才能稳预期。
就后续而言，李迅雷表示，对接下来可能出台的财政政策非常期待，政策力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大。
特别是在美国大选结果落定后，就特朗普上台后的动作，我们势必要进一步扩大内需、扩大消费，这也是一个新的变量。
因此，国际与国内形成合力，可能会促使我们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
李迅雷分享的精华内容如下：
只有超预期
才能稳预期
问：9月24日以来，很多重磅政策出台，市场成交量显著回暖，您认为新机遇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最关键的变量是不是已经反转了？
李迅雷：9月24日，金融监管部门的领导，尤其是潘行长，讲了一些令人振奋的政策举措。
但是，我看到的转机，其实在7月30日的高层会议已经提到了。
怎么促消费？怎么发展服务业？它是问题导向的。
今年上半年，整个经济的增速是下滑的，这已经引起了我们高层的重视。
三季度的数据比二季度更加不好，说明咱们政策的发力已经在摩拳擦掌了。
9月24日，潘行长讲了几个方面，有力度的降息，继续降准，还有房地产政策，活跃资本市场，一系列的政策非常鼓舞人心。
这说明我们的政策已经开始转向了，这个信号比较明确，而且信号非常强烈。
这次关键是有一些具体的举措做配套；
这个配套不仅是货币政策，更有财政政策；
不仅讲到资本市场，更是讲到了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对中国经济更加举足轻重。
对于这一系列的政策，它的出台的背景是，我们经济的下行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
2023年上市公司的总利润，归母净利润的总额出现负增长，今年前三季度还是负增长。
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表明我们的政策必须得遏制经济收缩的乘数效应。
我作为一个学者，在去年的11月份已经在呼吁，如何应对经济收缩的乘数效应；
因为经济收缩不是一个行业，房地产相关行业就有二十几个，一旦收缩，影响是全面的、发散的、扩散的。
要遏制收缩的话，力度一定要大，一般的力度其效果是欠佳的，一定要超预期的发力。
不要担心这个力度是不是过大，不用担心！
我始终讲的一句话——只有超预期才能稳预期。
所以，我也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的财政政策，方方面面的政策力度还会进一步加大。
尤其在昨天美国大选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如何来应对？
特朗普现在的做法是，美国的国际业务要收缩，国内业务要扩张。
对中国，他会采取更加直截了当的限制出口的举措，我们肯定要进一步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我想这是一个新的变量。
所以，国内的问题跟国际问题两个合力，可能会促使我们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中央财政有很大加杠杆空间
社会预期偏弱会影响我们估值
问：下一个阶段，对于宏观经济和权益市场，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主要矛盾分别是什么？
李迅雷：我觉得大家还是一定要看清楚，或者说，一定不能够太简单地去看待中国经济的问题。
我一直在强调的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都是一些长期问题。
这些长期问题是过去30多年来所累积的。
你想，中国在30年前的GDP占全球份额只有2%。
2%的份额，对于西方国家来讲，给你中国多一点机会、多一点援助、多一点外资的投入，他觉得毫无影响，根本没有对他们构成威胁。
而30年以后，我们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欧盟，我们现在的占比已经在18%左右。
从2%到18%，在30年间完成，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增长。
所以，西方某些领导人对中国如临大敌，他觉得我们要对你多加防范，所以我们外部环境受到了负面影响。
内部来讲，追求高增长所带来的结构性的失衡问题也非常严重。
比如说，我们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描述是，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
第二个讲到社会预期偏弱；
社会预期偏弱不是一个小问题，它会影响我们的估值。
那么，我们在投资一个预期偏弱的市场时，估值水平是不断下移的，你要获得一个正的收益，难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预期偏弱影响估值，结构问题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
而房地产周期的下行，又使得诸多行业带来这些负面影响。
所以，诸多问题，我们要应对，而应对还是要以比较大的量来刺激。
我们目前面临的这些问题还是量的问题，就是要用多少量去对冲。
我们2008年时号称两年4万亿，2008年我们的GDP是多少？
现在的GDP总量比2008年要大出一倍多了，所以用的量的级别也应该更大。
然后，咱们也提到，中央财政有很大的加杠杆空间。
我觉得是可以加的。
我们现在中央财政的杠杆水平是22%，美国联邦政府杠杆率水平是110%，日本中央政府杠杆率水平是250%。
所以，我们有很大的空间。
另外，央行也可以继续买债，
美联储持有美国国债的比重是40%，日本央行持有日本国债的比重是70%，我们中国央行持有中国国债的比重是4%左右。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也可以加大加杠杆的空间。
只有第一步，先让中国经济止跌回稳；
第二步，再来推进方方面面的改革，来促进我们结构的平衡、结构的优化。
我们的市场，实际上也已经在反映大家这样的预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