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线与高线城市之间消费的显著分化起始于2022年的房地产深度调整周期，24Q2一线城市的社零、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双双转负。

疫情发生至今的4年时间里，各线级城市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阶段一是2020~2021年，“保生产”走出疫情冲击的背景下，产业层级较高的高线城市居民收入修复较快、消费增长更旺盛，中低收入群体占比更高的低线城市收入增速则迎来较快下滑；阶段二是2022年~2024年，房地产开启深度调整周期后，经济和居民财富与房地产勾稽关系更紧密的高线城市迎来较为快速的收入降速、消费降速，低线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则保持相对稳定。根据我们测算，24Q2一线城市居民的社零（-2.55%）、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0.7%）双双转负，构成全国消费最大的拖累；新一线、二线城市的社零、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有所下滑但相对稳定；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消费增速表现尤为亮眼，24Q2社零实现4.09%的增长，高于2023年两年平均增速（3.95%）。

▍区域间收入增速的差距无法完全解释消费增速的差距，消费意愿的大幅下跌是2022年以来高线城市消费疲软的重要原因。

总消费金额=人口数量×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意愿，本文分别验证上述三个因素是否为2022年以来“高低线城市消费分化之谜”的核心原因。

1）人口流动因素可以被首先排除，无论从疫情以来的人口流向数据、或者今年高线城市地铁客运量数据，均未发现“人口回流低线城市成为主流”的现象。

2）各区域间的收入表现与消费大致吻合，同样呈现出“一线<新一线<三线及以下”的特征。一是由于高线城市居民工资性收入降速更快，二是由于财产性收入占比更高。但单靠收入因素无法解释两个重要的矛盾点：一是为何高线城市的消费降速普遍快于收入降速（例如新一线城市24Q2 消费2.6% VS 收入3.6%），低线城市则相反（消费4.1% VS 收入3.8%）。二是三类高线城市中，为何一线城市的消费降速格外剧烈，甚至落入负增长区间（消费-2.6% VS 收入3.1%）。

3）收入难以解释的两个矛盾点根源在于高低线城市居民之间“消费意愿”的差异。新一线和二线城市消费意愿偏低主要受到“偿债压力高”的影响，该线级城市居民住房自购率、杠杆率最高，且去杠杆趋势显著。一线城市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叠加了“财富效应大幅缩水”的影响，导致一线城市消费意愿与疫前普遍存在15个百分点的缺口。

▍高低线城市之间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截然不同，这也带来了不同城市之间的消费韧性和增长方向之间的巨大差异。根据我们测算：

1）一线城市约有8000万常住人口，近七成从事第三产业，其中房地产、金融、信息技术、租赁商服行业从业者在三产中占比分别达到5.5%、4.7%、9.2%、8.9%，显著领先其他线级城市，劳动年龄人口中25~34岁的中青年比例领先。

2）新一线城市约有1.8亿常住人口，对15~24岁青年劳动力群体吸引力较高，生产制造领域从业者占比在各线级城市中尤为突出，长期工资增长韧性较强。

3）二线城市约有2.0亿常住人口，35岁+的中年劳动力群体占比在各线级城市中较为领先。

4）三线及以下城市约有9.4亿常住人口，从事第一产业、建筑业、体制内经济的人员占比较高，市场普遍关心的制造业从业者占比并不高。生育率、老龄化程度在各线级城市中显著领先，“一老一小”或为未来低线城市消费增长的核心亮点。

▍向后展望，预计伴随地产止跌回稳，一线城市消费将迎来率先反弹，其中服务消费增长弹性更高；新一线、二线城市紧随其后，短期改善程度或小于一线城市，但长期增长动能最强；低线城市消费大概率将保持稳定速度增长。

若一揽子稳增长政策作用下，房地产市场逐渐止跌回稳，预计一线城市房价在各线城市中将最早企稳，财富效应的改善将拉动消费意愿迅速反弹，甚至不必等到收入出现实质性改善，就可以看到消费的显著反弹。预计新一线、二线城市紧随其后，一方面房价止跌大概率滞后于一线城市，另一方面该线级城市居民消费的降速原因中“收入因素”占比更高，而从预期的扭转传导至收入的实质性改善或需要相对更长的时间。但长期看来，新一线和二线城市的消费增长动能或在各线级城市中拔得头筹，一是来自近年远超一线城市的强势人口吸附力，二是来自高制造业从业者占比带来的韧性更强的产业结构。预计三线及以下城市消费大概率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但或难以实现跨越式增长。从居民收入前瞻消费升级结构，一线城市未来的消费升级路径或将以“服务消费”为主，新一线、二线、三线及以下城市则预计将同时向“服务消费”和“耐用品消费”发展。

▍风险因素：

测算方法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内需恢复不及预期，国内政策不及预期，海外经济衰退及风险事件超预期，海外货币政策超预期等。

▍低线与高线城市之间消费的显著分化起始于2022年的房地产深度调整周期，24Q2一线城市的社零、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双双转负。

疫情发生至今的4年时间里，各线级城市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阶段一是2020~2021年，“保生产”走出疫情冲击的背景下，产业层级较高的高线城市居民收入修复较快、消费增长更旺盛，中低收入群体占比更高的低线城市收入增速则迎来较快下滑；阶段二是2022年~2024年，房地产开启深度调整周期后，经济和居民财富与房地产勾稽关系更紧密的高线城市迎来较为快速的收入降速、消费降速，低线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则保持相对稳定。根据我们测算，24Q2一线城市居民的社零（-2.55%）、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0.7%）双双转负，构成全国消费最大的拖累；新一线、二线城市的社零、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有所下滑但相对稳定；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消费增速表现尤为亮眼，24Q2社零实现4.09%的增长，高于2023年两年平均增速（3.95%）。

▍区域间收入增速的差距无法完全解释消费增速的差距，消费意愿的大幅下跌是2022年以来高线城市消费疲软的重要原因。

总消费金额=人口数量×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意愿，本文分别验证上述三个因素是否为2022年以来“高低线城市消费分化之谜”的核心原因。

1）人口流动因素可以被首先排除，无论从疫情以来的人口流向数据、或者今年高线城市地铁客运量数据，均未发现“人口回流低线城市成为主流”的现象。

2）各区域间的收入表现与消费大致吻合，同样呈现出“一线<新一线<三线及以下”的特征。一是由于高线城市居民工资性收入降速更快，二是由于财产性收入占比更高。但单靠收入因素无法解释两个重要的矛盾点：一是为何高线城市的消费降速普遍快于收入降速（例如新一线城市24Q2 消费2.6% VS 收入3.6%），低线城市则相反（消费4.1% VS 收入3.8%）。二是三类高线城市中，为何一线城市的消费降速格外剧烈，甚至落入负增长区间（消费-2.6% VS 收入3.1%）。

3）收入难以解释的两个矛盾点根源在于高低线城市居民之间“消费意愿”的差异。新一线和二线城市消费意愿偏低主要受到“偿债压力高”的影响，该线级城市居民住房自购率、杠杆率最高，且去杠杆趋势显著。一线城市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叠加了“财富效应大幅缩水”的影响，导致一线城市消费意愿与疫前普遍存在15个百分点的缺口。

▍高低线城市之间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截然不同，这也带来了不同城市之间的消费韧性和增长方向之间的巨大差异。根据我们测算：

1）一线城市约有8000万常住人口，近七成从事第三产业，其中房地产、金融、信息技术、租赁商服行业从业者在三产中占比分别达到5.5%、4.7%、9.2%、8.9%，显著领先其他线级城市，劳动年龄人口中25~34岁的中青年比例领先。

2）新一线城市约有1.8亿常住人口，对15~24岁青年劳动力群体吸引力较高，生产制造领域从业者占比在各线级城市中尤为突出，长期工资增长韧性较强。

3）二线城市约有2.0亿常住人口，35岁+的中年劳动力群体占比在各线级城市中较为领先。

4）三线及以下城市约有9.4亿常住人口，从事第一产业、建筑业、体制内经济的人员占比较高，市场普遍关心的制造业从业者占比并不高。生育率、老龄化程度在各线级城市中显著领先，“一老一小”或为未来低线城市消费增长的核心亮点。

▍向后展望，预计伴随地产止跌回稳，一线城市消费将迎来率先反弹，其中服务消费增长弹性更高；新一线、二线城市紧随其后，短期改善程度或小于一线城市，但长期增长动能最强；低线城市消费大概率将保持稳定速度增长。

若一揽子稳增长政策作用下，房地产市场逐渐止跌回稳，预计一线城市房价在各线城市中将最早企稳，财富效应的改善将拉动消费意愿迅速反弹，甚至不必等到收入出现实质性改善，就可以看到消费的显著反弹。预计新一线、二线城市紧随其后，一方面房价止跌大概率滞后于一线城市，另一方面该线级城市居民消费的降速原因中“收入因素”占比更高，而从预期的扭转传导至收入的实质性改善或需要相对更长的时间。但长期看来，新一线和二线城市的消费增长动能或在各线级城市中拔得头筹，一是来自近年远超一线城市的强势人口吸附力，二是来自高制造业从业者占比带来的韧性更强的产业结构。预计三线及以下城市消费大概率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但或难以实现跨越式增长。从居民收入前瞻消费升级结构，一线城市未来的消费升级路径或将以“服务消费”为主，新一线、二线、三线及以下城市则预计将同时向“服务消费”和“耐用品消费”发展。

▍风险因素：

测算方法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内需恢复不及预期，国内政策不及预期，海外经济衰退及风险事件超预期，海外货币政策超预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