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新浪潮：当产业界与学术界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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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新浪潮：当产业界与学术界双向奔赴

生物制品圈

2周前

英国制药业协会的一份报告发现，2022年，英国制药业与学术界之间的联系数量为2687个，而2003年这一数字为1134个。...换句话说，与学术界的合作在私营公司（包括制药商）的研究中占据了更大的份额。

制药公司经常因药品成本上涨而受到猛烈批评。

例如，2023年进入美国市场的新药价格比2022年高出35%。路透社分析，尽管部分原因是罕见病疗法业态决定的——患者越少，药企就越需要提高售价回收成本——但开发癌症等更常见疾病药物的成本也在迅速上涨。

2019年，制药公司在研发上花费了830亿美元。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资料，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这大约是该行业在1980年代支出的10倍。

另一项在今年发表的研究显示，药物研究支出在销售收入中的占比，已从2008年的12%上升到2019年的18%。显然，制药商的压力也随之增加。

2008-2019年制药行业营收、研发支出及其占比

天普大学莫尔德药物发现研究中心创始主任Magid Abou-Gharbia表示，除了研究成本不断上升，几种畅销药物很快将失去专利独占地位，“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就得和钱说再见了”。

为减轻部分财务负担，制药公司越来越多地寻求学术界的帮助。通常，大学研究人员进行早期药物研发，在此基础上，制药公司接手推动新化合物通过临床试验，并将其推向市场。

“这种趋势并不完全是全新的，但现在确实势头强劲。”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合成有机和药物化学家Karl-Heinz Altmann说。

金融助推器

生命科学领域，自1980年代以来，企业一直在缩减内部研究的规模。根据追踪82种科学期刊产出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2012年至2016年间，企业与学术机构之间的研究合作关系增加了一倍多。

英国制药业协会的一份报告发现，2022年，英国制药业与学术界之间的联系数量为2687个，而2003年这一数字为1134个。换句话说，与学术界的合作在私营公司（包括制药商）的研究中占据了更大的份额。

“制药公司正与学术中心进行更多合作，以降低风险，”开普敦大学药物研发中心主任Kelly Chibale表示，“美国波士顿、英国牛津和剑桥拥有如此多的大型制药公司并非巧合。它们之所以选择在那里设立基地，是因为他们想要合作的学术机构就在那里。”

从制药公司的角度来看，药物开发的概念验证阶段充满失败的风险，而这正是财务部分所极力避免的。

相比之下，如果从中能够吸取教训，并且至关重要的是，论文仍能发表，那么学术界就不会那么担心失败。

但是，即使有衍生公司和初创公司，大学也缺乏基础设施来进一步开发一种新型化合物，而不仅仅是概念验证。临床试验太昂贵了。如果做得好，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的合作可以实现互利互惠。

学术移民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药物研发向学术界转移，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从制药公司转向学术界。例如，Altman一直在诺华工作，2003年转到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我得到了这份工作。我并没有主动要求，”他回忆道，“从一个熟悉环境、熟悉人脉的环境中转到一个必须从头开始的环境，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Altman形容，这种转变不像从一所大学换到另一所大学，研究者可以带着的自己成果一起过去。而Altman在诺华的工作没办法随着他到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他只有一个实验室和一笔开发创意的预算。

上述举动涉及许多严肃的考虑，首先是薪水的下降。

“研究主管在工业界能赚到的钱是大学无法比拟的，如果我留在工业界，我的收入可能会翻倍。”Altman认为，选择研究道路的自由值得牺牲薪水。

Altman进军学术界，是药物开发研究领域广泛趋势的一部分。德国多特蒙德Lead Discovery Center常务董事Peter Nussbaumer指出，“工业界正在走出早期阶段，因为它变得越来越昂贵”。

作为一家转化药物研究公司，Lead Discovery Center由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技术转让部门创立，与学术机构合作。Nussbaumer发现，越来越多的早期研究从工业界转向学术界，带动了人员的迁移。

新的研究高地

2008年，Abou-Gharbia辞去了惠氏研究公司（后来被辉瑞收购）高级副总裁的职务，成为天普大学一名制药学教授。他的部分任务是，在新的单位启动药物研发研究。

Abou-Gharbia回忆，这个概念在当时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大学里只有少数几个药物研发中心”。但现在，根据他2017年撰写的一项研究，仅在美国就有近100个类似的中心。

英国制药行业与学术界联系数量

到天普大学工作一年后，Abou-Gharbia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100万美元的刺激计划拨款。随后，他撰写提案，提议建立一个药物研发中心，其中包括制药行业使用的尖端技术。该校领导层批准了该提案，并提供了约820万美元的支持，使该中心能够招募研究人员并建立实验室。

2024年是莫尔德中心成立的15周年。自创立以来，该中心已获得3500多万美元的外部支持，足以让其员工在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180多篇论文，申请30多项专利。莫尔德还创建了衍生四家公司，并培养了许多现代药物发现和开发研究人员。

“许多大学问我如何建立类似的中心，我告诉他们，你需要大学的支持和资金。”Abou-Gharbia说。

此外，这还需要产业的研究人员接受学术角色的转变，就像Abou-Gharbia那样。此类职业变动在过去是很难实现的。虽然被工业界挖走是学术界的惯常做法，但直到几十年前，从工业界走向学术界还是相对罕见。

Nussbaumer表示，欧盟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仍然如此，而在英国和美国，这种流动要容易得多。该观点得到Altman认同，但他补充说，德国等欧盟国家正迎头赶上，“现在开始变得宽松一些了”。

大学过去对应聘者的经验要求非常严格、挑剔，而且还有一个价值观问题：你是为了钱还是为了科学？不过Nussbaumer观察，近年来，这些界限已经变得不那么明确了，部分原因是研究人员有望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建立小公司，以吸引大型药物开发商的兴趣，从而实现科学进步和赚钱。

夸祖鲁-纳塔尔大学有机化学家Fernando Albericio注意到，这种思维方式也开始影响学生和年轻研究人员的职业目标。过去，博士生通常希望终生从事学术工作；如今，他们的抱负更多是创办一家公司。

“衍生公司的数量正在迅速增加，它们有意识地成为学术界和制药公司之间的桥梁。”Albericio表示，药物研发中心和衍生公司使学术科学家能够横跨两个领域，开展他们的工作。

除钱之外

制药商对学术科学家的青睐，不仅仅是为了缓解财务上的担忧。临床前药理学家Charles Hart认为，随着“低垂的果实”被摘完，药物研发也变得更加困难了。

Hart在生物技术领域工作了30年，今年早些时候，他成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小分子发现中心的联合主任。

“我们需要治疗癌症和新疾病的新药，比如COVID-19和其他传染性病原体，这真的很难。”Hart说，工业界也希望并需要获得学术研究人员所掌握的尖端技术。

大学药物研发中心及其衍生公司，为制药公司提供了利用学术实验成果的机会。有时，药企利用这些数据来进一步开展他们已经在做的研究；有时，他们想在自己缺乏专业知识的新领域研究项目中占据先机。药企可能还想收购在早期实验中显示出前景的特定化合物和疗法。

此外，近年来的技术进步，也为制药公司开辟了新的探索途径。无论是人工智能、复杂的细胞技术还是基因疗法，制药商都在寻求帮助以利用这些发展成果。

“近年来，生物学和化学领域都得到了很大的拓展，”与Hart一起担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小分子发现中心联合主任的化学生物学家Michelle Arkin说，“制药公司对利用这一点有着极大的热情。”

德国基尔大学社会科学家Carsten Schultz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的研究调查了大学与工业界的合作对研发绩效的影响。

“即使是大型制药公司也需要离开旧的业务领域，涉足生物技术和细胞疗法等新领域，”Schultz说，“制药公司需要在中期内投资这些新技术，但他们确实需要学术界走在前面，进行探索。”

谁将受益？

乐观者表示，这些合作关系是双方发挥各自优势的一种方式：学术界获得更多资金，制药公司降低风险并积累更多专业知识，患者拥有更多药物。

而怀疑者会觉得，大型制药公司正在将风险负担转嫁给学术研究人员——以及资助他们的公共机构——同时在事情顺利时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

“如果从社会角度考虑，问题是谁承担经济负担，”Schultz说，“大学或研究人员是否赚钱取决于体制。在德国，我们仍然有一个非常传统的学术体系。从法律上讲，大学里发生的一切都属于大学。”这使得成立衍生公司成为一个挑战。

即使大学管理层愿意接受科学家创业，但学者与制药公司合作的每份协议都是不同的。

Arkin认为，“细节决定成败，这可能是剥削，但也可能互利”。在起草任何协议草案之前，双方科学家必须公开讨论他们希望从合作中获得什么。“一旦合同起草者参与进来，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对抗，但如果双方科学家普遍有共同的愿景，那将是一个好的开始。”她补充道。

并非所有协议都是平等的，学术研究人员的参与程度也各不相同。“我们进行过许多合作，参与度很高，以至于我们参加了所有（公司）团队会议，与他们讨论所有事情，”Arkin说，“有时我们只是作为乙方获得报酬，却从未真正了解过他们究竟如何处理我们的成果。有时他们会对我们隐瞒药物靶点。这只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补充收入。”

没有正确或错误的方法，但研究人员在签署合同之前，应该先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有便宜的钱，也有昂贵的钱，不要为了昂贵的钱而去做那些你不想做或不感兴趣的事情。”Arkin提醒。

参考资料：

The great pharmaceutical-academic m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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