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吴林静、杨弃非、淡忠奎、余蕊均，题图来自：AI生成
今年前三季度，成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734.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高出全国平均线0.4个百分点。
就在三季度数据出炉后的第二天，10月24日，成都举行全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大会，明确表示要进一步强化园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战场”作用，以园区“一子落”带动经济“全盘活”。
作为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成都“跑”到了前列，但若进一步探究“成都速度”的动力，工业增长乏力的问题凸显。过去十年间，成都工业占GDP比重与深圳、苏州等发达城市存在差距。
按照国务院最新批复，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必须想办法最大程度发挥工业作为经济发展“顶梁柱”的作用，构建以工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事实上，一个月前，成都就曾释放信号，表示将加快打造一批定位精准、运营高效、功能复合、支撑有力的产业园区。
如今，路径举措已然清晰——成都将在全市国家级、省级开发区和市级产业园区开展“优化提质、特色立园、赋能增效、企业满园”行动（简称“立园满园”行动），突出专业化、特色化方向，全力提升产业规模和竞争力。
接下来，成都立起“制造强市”，关键就要看“园区”这一方热土。
一、站在新起点上
距2024年收官已不到70天。对成都来说，前三季度GDP增速重新跑赢全国“大盘”实属不易，而要完成年初定下的6%左右的增长目标，这座“两万亿”城市压力不小。
为进一步提高发展质效，成都今天用一整天时间“把脉”园区，不仅是看建设情况、谈目标愿景，更重要的是确立了拼经济搞建设“关键在产业、重点抓园区、最终看质效”的思路，也就是说，下一步的经济组织方式将对照而行。
“国家对成都的定位是西部经济中心、西部科技创新中心、西部对外交往中心、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这个‘基地’就要拆解到园区里面去。”成都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党组书记赵春淦说。
回顾过去，尽管成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但客观而言，也面临着工业发展不够充分、工业化率下降过早过快等挑战。
有数据显示，成都的工业化率在2012年达到最高峰，然后波动下降。与之相比，东部沿海城市工业化率基本是达到50%到60%才开始下降，目前苏州、深圳的工业增加值比重仍然较高。
产业是经济之本、发展之基，而工业更是在其中发挥着压舱石和顶梁柱的作用。据测算，工业增加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至少带动经济增长5个百分点。成都对工业增长的需求既迫切又强烈。
成都此番提出，要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强化园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阵地、主战场作用，以园区“一子落”带动经济“全盘活”。
在赵春淦看来，园区的核心就是产业，要加快形成重工业、兴工业、强工业的浓厚氛围，真正地让“基层有决心、企业有信心、资金有耐心”。
一个契机是，目前，国家和省级正在推进开发区审核目录调整工作，要求将亩均效益、集聚集约、增量增速、创新发展、减污降碳作为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指标，引导构建产业园区错位发展、分工协作、链条完整的产业集群体系。
这也为成都瞄准“园区”创造了机会。
二、开展“立园满园”行动
从实现路径看，成都提出将开展“立园满园”行动——
通过优化园区空间布局、功能定位、产业结构，提质园区基础设施、公服配套、风貌形象，推动实现“特色立园”；
通过赋政策之能、科技之能、管理之能，增服务效率、要素效用、产出效益，推动实现“企业满园”。
首先是“立园”，而且要特色立园。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园区在成都陆续设立、快速发展。截至目前，已经形成了包括国家级高新区、国家级经开区、综合保税区和省级开发区、市级产业功能区在内的发展格局。
然而现实的问题是，成都部分园区，在空间布局上存在交叉，在产业布局上也存在重叠，开发区的工业支撑带动效应并没有充分彰显。
一项调研结果显示，有的园区主导产业特色并不鲜明，发展也不够聚焦，产业跨界还比较明显。简言之，部分园区并没有“主营业务”，园区内的产业“星星点点”般的存在，不聚焦、难成气候。
所以，经济效益是成都产业园区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为此，成都提出优化整合构建“3+22+N”园区发展体系：
“3”是指1个国家级高新区和2个国家级经开区——成都经开区和成都国际铁路港经开区。
“22”是指4个省级高新区、17个省级经开区和1个省级化工园区。
“N”即以商务、商贸、文化、旅游、农业等为主导的市级特色园区，作为产业园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划定体系之后，成都将优化调整园区空间布局和产业定位，引导资源和企业向符合产业布局的园区集聚，形成所谓“产业向园区集聚，企业向园区集中，服务向园区集成”的局面，从而提升园区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园区定好了“特色”，接下来就是打造“镇园之宝”，同时打造与之相关的产业集群。
“镇园之宝”可招亦可培。招商要招“大商”，引进具有区域影响力、产业带动力、市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培育要培“有根企业”，推动本地企业上规上市、上板上云，形成隐形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
同时，紧扣“镇园之宝”，提升本地产业配套率，让产业向价值链中上游靠近，打造更多的千亿、万亿产业集群。
划定主导产业、以特色立园，成都并非捆住园区发展的手脚。而是旨在增强园区发展的方向感，将有限的优势资源要素集中起来、拉长壮大产业链条，劲往一处使，提升成都园区在产业领域的显示度。
三、扩权赋能激发活力
“立园”之后，还有一道难关是“满园”——考虑如何赋能增效，让企业驻满园区。
放眼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作为“世界工厂”的它们经历了高度的工业化，开发了大规模的工业用地。其中部分用地由于无法满足当下的发展需求而成为低效用地，制约着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现在，这些地区正在推进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整治提升。
回看成都的园区，历经多年发展后，同时存在工业用地资源总量趋紧和低效闲置用地并存的困境。产业空间，一边是紧平衡，一边在“晒太阳”。
成都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提出，今年计划盘活处置低效工业用地7500亩以上。对于标准化厂房的空置率问题，赵春淦给出一组数据：就成都市、区两级平台公司建设的标准化厂房中，区级利用率比市级高近20个百分点。
他透露，成都正在研究能否引导让市级产业空间的管理运维权“移交”给园区，既可以增加园区的产业空间，又能促进园区招商的积极性。
园区因改革而生、也因改革而兴。园区不但要从产业端寻求发展上线的突破，更要冲破一些体制机制端的阻碍，为园区赋能增效。盘活产业空间，只是成都此轮体制机制改革的冰山一角，“扩权赋能”做活园区已被提上日程。
具体而言，按照应放尽放、宜放则放、权责一致原则，对产业园进行赋权，将部分市级管理权限依法下放园区。操作要讲究“用户思维”，由园区提需求，而非城市列清单，避免园区因人手不够、专业力量不强而无法承接，甚至变成“麻烦事”。此外，通过一些业务部门的联合驻园，变“企业跑腿”为“上门服务”。
园区的管理也要更加市场化。仅从管理人员来看，不少园区编内人员占比大、绩效薪酬激励不足，而社会聘任人员又很难进入管理层，让园区变得低效。成都打算重构园区管理机制，提出构建小而精的管理机构和大而专的运营公司，让园区的功能实现叠加放大。
而面对未来产业的加速发展，园区正成为科技转化的重地，宜居环境成为园区新一轮发展的重点。
从先发城市经验看，无论是苏州工业园还是上海张江科技园，它们既是园区、也是城区、还是景区。成都也意识到，园区综合服务水平直接决定了园区发展规模上限，因此，兼顾生产和生活的配套建设和兼顾当下和长远的要素保障，均被写进了园区发展的新方向当中。
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任浩提到，中国改革开放是先有产业园后有经济特区，而自诞生之日起，产业园区就扮演着一地的经济增长极和创新的发展极。制度性、机制性改革曾在蛇口工业区先行先试，而后再扩大至作为特区的深圳。
此番，站在高质量发展新起点的成都，也划定了以园区为锚点的改革。借力这个“区域经济最小单元”，这座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开始冲向更高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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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吴林静、杨弃非、淡忠奎、余蕊均，题图来自：AI生成
今年前三季度，成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734.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高出全国平均线0.4个百分点。
就在三季度数据出炉后的第二天，10月24日，成都举行全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大会，明确表示要进一步强化园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战场”作用，以园区“一子落”带动经济“全盘活”。
作为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成都“跑”到了前列，但若进一步探究“成都速度”的动力，工业增长乏力的问题凸显。过去十年间，成都工业占GDP比重与深圳、苏州等发达城市存在差距。
按照国务院最新批复，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必须想办法最大程度发挥工业作为经济发展“顶梁柱”的作用，构建以工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事实上，一个月前，成都就曾释放信号，表示将加快打造一批定位精准、运营高效、功能复合、支撑有力的产业园区。
如今，路径举措已然清晰——成都将在全市国家级、省级开发区和市级产业园区开展“优化提质、特色立园、赋能增效、企业满园”行动（简称“立园满园”行动），突出专业化、特色化方向，全力提升产业规模和竞争力。
接下来，成都立起“制造强市”，关键就要看“园区”这一方热土。
一、站在新起点上
距2024年收官已不到70天。对成都来说，前三季度GDP增速重新跑赢全国“大盘”实属不易，而要完成年初定下的6%左右的增长目标，这座“两万亿”城市压力不小。
为进一步提高发展质效，成都今天用一整天时间“把脉”园区，不仅是看建设情况、谈目标愿景，更重要的是确立了拼经济搞建设“关键在产业、重点抓园区、最终看质效”的思路，也就是说，下一步的经济组织方式将对照而行。
“国家对成都的定位是西部经济中心、西部科技创新中心、西部对外交往中心、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这个‘基地’就要拆解到园区里面去。”成都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党组书记赵春淦说。
回顾过去，尽管成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但客观而言，也面临着工业发展不够充分、工业化率下降过早过快等挑战。
有数据显示，成都的工业化率在2012年达到最高峰，然后波动下降。与之相比，东部沿海城市工业化率基本是达到50%到60%才开始下降，目前苏州、深圳的工业增加值比重仍然较高。
产业是经济之本、发展之基，而工业更是在其中发挥着压舱石和顶梁柱的作用。据测算，工业增加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至少带动经济增长5个百分点。成都对工业增长的需求既迫切又强烈。
成都此番提出，要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强化园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阵地、主战场作用，以园区“一子落”带动经济“全盘活”。
在赵春淦看来，园区的核心就是产业，要加快形成重工业、兴工业、强工业的浓厚氛围，真正地让“基层有决心、企业有信心、资金有耐心”。
一个契机是，目前，国家和省级正在推进开发区审核目录调整工作，要求将亩均效益、集聚集约、增量增速、创新发展、减污降碳作为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指标，引导构建产业园区错位发展、分工协作、链条完整的产业集群体系。
这也为成都瞄准“园区”创造了机会。
二、开展“立园满园”行动
从实现路径看，成都提出将开展“立园满园”行动——
通过优化园区空间布局、功能定位、产业结构，提质园区基础设施、公服配套、风貌形象，推动实现“特色立园”；
通过赋政策之能、科技之能、管理之能，增服务效率、要素效用、产出效益，推动实现“企业满园”。
首先是“立园”，而且要特色立园。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园区在成都陆续设立、快速发展。截至目前，已经形成了包括国家级高新区、国家级经开区、综合保税区和省级开发区、市级产业功能区在内的发展格局。
然而现实的问题是，成都部分园区，在空间布局上存在交叉，在产业布局上也存在重叠，开发区的工业支撑带动效应并没有充分彰显。
一项调研结果显示，有的园区主导产业特色并不鲜明，发展也不够聚焦，产业跨界还比较明显。简言之，部分园区并没有“主营业务”，园区内的产业“星星点点”般的存在，不聚焦、难成气候。
所以，经济效益是成都产业园区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为此，成都提出优化整合构建“3+22+N”园区发展体系：
“3”是指1个国家级高新区和2个国家级经开区——成都经开区和成都国际铁路港经开区。
“22”是指4个省级高新区、17个省级经开区和1个省级化工园区。
“N”即以商务、商贸、文化、旅游、农业等为主导的市级特色园区，作为产业园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划定体系之后，成都将优化调整园区空间布局和产业定位，引导资源和企业向符合产业布局的园区集聚，形成所谓“产业向园区集聚，企业向园区集中，服务向园区集成”的局面，从而提升园区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园区定好了“特色”，接下来就是打造“镇园之宝”，同时打造与之相关的产业集群。
“镇园之宝”可招亦可培。招商要招“大商”，引进具有区域影响力、产业带动力、市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培育要培“有根企业”，推动本地企业上规上市、上板上云，形成隐形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
同时，紧扣“镇园之宝”，提升本地产业配套率，让产业向价值链中上游靠近，打造更多的千亿、万亿产业集群。
划定主导产业、以特色立园，成都并非捆住园区发展的手脚。而是旨在增强园区发展的方向感，将有限的优势资源要素集中起来、拉长壮大产业链条，劲往一处使，提升成都园区在产业领域的显示度。
三、扩权赋能激发活力
“立园”之后，还有一道难关是“满园”——考虑如何赋能增效，让企业驻满园区。
放眼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作为“世界工厂”的它们经历了高度的工业化，开发了大规模的工业用地。其中部分用地由于无法满足当下的发展需求而成为低效用地，制约着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现在，这些地区正在推进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整治提升。
回看成都的园区，历经多年发展后，同时存在工业用地资源总量趋紧和低效闲置用地并存的困境。产业空间，一边是紧平衡，一边在“晒太阳”。
成都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提出，今年计划盘活处置低效工业用地7500亩以上。对于标准化厂房的空置率问题，赵春淦给出一组数据：就成都市、区两级平台公司建设的标准化厂房中，区级利用率比市级高近20个百分点。
他透露，成都正在研究能否引导让市级产业空间的管理运维权“移交”给园区，既可以增加园区的产业空间，又能促进园区招商的积极性。
园区因改革而生、也因改革而兴。园区不但要从产业端寻求发展上线的突破，更要冲破一些体制机制端的阻碍，为园区赋能增效。盘活产业空间，只是成都此轮体制机制改革的冰山一角，“扩权赋能”做活园区已被提上日程。
具体而言，按照应放尽放、宜放则放、权责一致原则，对产业园进行赋权，将部分市级管理权限依法下放园区。操作要讲究“用户思维”，由园区提需求，而非城市列清单，避免园区因人手不够、专业力量不强而无法承接，甚至变成“麻烦事”。此外，通过一些业务部门的联合驻园，变“企业跑腿”为“上门服务”。
园区的管理也要更加市场化。仅从管理人员来看，不少园区编内人员占比大、绩效薪酬激励不足，而社会聘任人员又很难进入管理层，让园区变得低效。成都打算重构园区管理机制，提出构建小而精的管理机构和大而专的运营公司，让园区的功能实现叠加放大。
而面对未来产业的加速发展，园区正成为科技转化的重地，宜居环境成为园区新一轮发展的重点。
从先发城市经验看，无论是苏州工业园还是上海张江科技园，它们既是园区、也是城区、还是景区。成都也意识到，园区综合服务水平直接决定了园区发展规模上限，因此，兼顾生产和生活的配套建设和兼顾当下和长远的要素保障，均被写进了园区发展的新方向当中。
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任浩提到，中国改革开放是先有产业园后有经济特区，而自诞生之日起，产业园区就扮演着一地的经济增长极和创新的发展极。制度性、机制性改革曾在蛇口工业区先行先试，而后再扩大至作为特区的深圳。
此番，站在高质量发展新起点的成都，也划定了以园区为锚点的改革。借力这个“区域经济最小单元”，这座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开始冲向更高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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