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宵| 文
米娜| 编辑
中国企业家| 来源
2024年3月，海南三亚的玉米地里，一位70多岁、老农模样的人指着不远处调侃道，“看，天天跟着我一块儿下地干活的，就是‘亿万富翁’的太太”——他口中的亿万富翁，说的就是自己。
他是李登海，这个名字可能并不为人所熟知，但是他的产品却影响了数以亿计的人群。据统计，他培育并改良的玉米种子，在中国累计推广达10亿亩，将每亩地可供养人数从此前的1人提高到4.5人，李登海也因此被称作“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在农业科学界，很多人会提到“南袁北李”，“南袁”指的是袁隆平，而“北李”之一就是李登海，另一位是李振声——中国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
但与其他两位不同的是，李登海并非专业出身。1966年他初中毕业即回家务农，是“中国种业十大功勋人物”中唯一一位农民科学家；而这位科学家又极具产业和商业敏感性，早在1985年就组建了“公司”。如今，他一手创办的山东登海种业（下称“登海种业”）跻身中国种业企业前三强，李登海也因此常常入选富豪榜，还一度成为莱州首富。
从农民到科学家，从出身贫苦到身家数十亿，这位生于1949年，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际遇中挺身而出。最早他只是出于摆脱饥饿恐慌的个人和家庭小梦想，之后则生发出比肩世界最高水平、造福更多人的大愿望，李登海就这样在玉米地里耕耘了50多年，他的辛苦和牵挂交付于此，他的喜悦和成就也收获于此。
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代人的故事。同样生于1949年的作家路遥曾在其描摹中国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城乡社会生活的作品——《平凡的世界》中唱出对劳动者的赞歌，书中写到：“一个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人类生活的大厦从本质上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
这句话，也正可以作为李登海们故事的注脚。
李登海在玉米育种界的一大突破性贡献，就是培育了紧凑型玉米这个新品种。
表面上看，紧凑型玉米的叶片是向上伸展的，不会遮盖到相邻植株的采光，这样在大面积种植的时候，就可以减小株距，增加密度，相应也就能提高玉米的亩产规模。
听起来简单，但业内人士深知其中的难度，一般来说，一个玉米新品种从培育到成功，几率只有12万分之一。因此，从传统的平展型玉米到紧凑型玉米，无异于一次革命性的飞跃。
1972年，23岁的李登海决定放手一搏。他1966年初中毕业后就回乡务农，当时已经担任山东莱州后邓村农科队队长。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美国先锋种业公司培育的玉米亩产量已经达到了1250公斤——是中国当时玉米最高亩产量的10倍，“听说公司创始人华莱士是个美国农民，我是中国农民，他能开创美国的高产纪录，我要开创中国的高产玉米纪录。”李登海回忆道。
他由此提出了要进行“亩产1500斤”的玉米新品种试验，不过在当时，这样的豪言只可能被当成狂言，因为在村里人看来，省内外科研部门都在攻关这个目标，人家有才识有学问，你一个农民有什么？
“我这个人道道不多，就是有点犟脾气。”李登海很了解自己，“什么事一旦让我看准了，迷上了，就非迷到底不可，不迷出个道道来是不肯罢休的”。
实际上，这种犟劲正是农业科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袁隆平曾在给西南大学学生的回信中提到：“有人问我，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想没有什么秘诀，只有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对于李登海来说，机遇可遇难求，知识则是要尽快补足的，因为他知道，只有科学种田，才能真正实现高产目标。
李登海开始恶补，快速学完了十几种基础理论书籍，写下了二十余万字的读书笔记和实验记录，整理了二十多项有关育种、栽培、肥料等方面的实验材料，甚至有一次，他熬夜苦读，睡着后将忘记熄灭的煤油灯碰倒，差一点引发火灾。
1974年，李登海进入莱阳农校深造，用一年时间学完了原本四年的课程，离开的时候，老师交给他20粒种子，是从美国专家手里得到的分离自交系的基本材料“XL80”，这成为李登海玉米育种研发的一个关键起点，此后的120多天里，在实验了4000多个组合、考察记录了50多万个数据后，李登海终于从“XL80”的种子里，分离选育出“掖107”这棵较为理想的植株。
万里长征终于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则是周期更长、风险更多的培育阶段。
一般来说，培育一个玉米品种的周期通常要8到10年，因为在北方种植，每年最多可收获一季，为了缩短周期，山东人李登海决定离乡背井，来到一年能收获三季的海南。
当时的海南，可不是今日所见的旅游圣地，那是1978年冬天，李登海坐了汽车、换了火车、又改乘轮船，辗转了八天八夜才来到海南，他和同伴们驻扎在三十多摄氏度的山沟里，住的是四面漏风的草棚子，吃的是从家乡背去的萝卜干，还要提防无处不在的蚊子和毒蛇，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这些困难都不在话下，更大的煎熬是意外的突袭，李登海坦言他当时哭过好几次。一次，大风加着冰雹肆虐40分钟之后，玉米地里已经颗粒不剩；还有一次，附近老乡的水牛把刚刚冒头的玉米苗踩得片甲不留……
意外一路跟着玉米往上长，1978年，海南研发基地的玉米第一次得以收割，但产量不及预期，李登海又用了一年的时间，改良了植株，结果又一个打击接踵而来：“花蕊包在玉米棒里，无法授粉”。
总是一次次碰壁，又一次次迎难而上。
就像李登海说的，“玉米高产科研攻关就像爬山，过了一道梁儿，还有一道坎儿，登攀新高度越来越难。”那些年，李登海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三百六十五里路》，他感觉那些歌词像是专门为自己写的，“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饮尽那份孤独；三百六十五里路啊，从故乡到异乡，三百六十五里路啊，从少年到白头……”
忍住孤独和等待的李登海，也终于迎来了自然的馈赠。1979年秋，紧凑型玉米品种“掖单2号”产量达到776.9千克，在口出“狂言”7年之后，他终于兑现了1500斤亩产量的目标。而创下国内夏玉米单产记录的李登海，刚满30岁。
那也是中国各种农作物培育在历经漫长苦熬，终于迎来“大丰收”的几年。1973年，比李登海年长19岁的袁隆平首次培育成功籼型杂交水稻，距离他发现第一株天然杂交水稻过去了12年；1978年，在22年的持续推进下，李振声所带领的课题组培育出高产、抗病、优质的小偃系列小麦新品种，中国远缘杂交小麦育种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中国粮食总产量也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2亿吨增产到90年代的5亿吨——粮食安全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自远征，而是几代人的集体接力。就像《平凡的世界》中所说的那样：只要能切实地收获，劳动者就会在土地上产生一种艺术创作般的激情。
而作为其中的一位“土地艺术家”，李登海的创作激情从未熄灭，在“掖单2号”之后，李登海和他的团队先后培育“掖单6、7、9号”等高产玉米良种，不断刷新玉米高产纪录。1989年，“掖单13号”亩产达到1096.29公斤，打破世界夏玉米纪录，2005年又以亩产1402.86公斤的数据刷新了这一纪录。
凭借于此，李登海也终于成为比肩华莱士的农民科学家——他们一位是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保持者；一位是世界春玉米高产纪录保持者。据说，他们也是在世界玉米栽培史上唯一有档案记载的两个人。而与华莱士同样，李登海也即将从农业的种植园迈入商业的种植园。
1984年，李登海被提拔为县科委副主任，可6天之后，他就辞任了，“要做大事业，不要做大官”，在他看来，玉米育种才是自己想要倾尽全力去做的大事业。
机遇跟着来了，而李登海也是一个善于抓住机遇的人。
1985年，《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下发，李登海看到了育种产业化的机会，他自筹资金2万元，建起了后邓试验站——中国第一个从事玉米育种的产业化民营试验站。
这就是登海种业的前身，看上去不无简陋，不过三间老屋、几条麻袋、几个箩筐、几把农具；团队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农民。但在过去的13年，他们已经培育出32个玉米新品种，积累了几千份玉米育种材料——这些才是登海种业最大的资产，也是李登海征战商场的有力武器。
这位外表质朴的农民科学家，做企业也自有一套质朴的策略。众所周知，种子是一种典型的期货类产品——买卖交易的不是眼前的实物，而是春种秋收之后一个未知的预期，如何才能让老百姓放心购买？扎根已久的山东市场还好说，如何让登海的种子走向全国？
用李登海的话说，就是“要在老百姓眼皮子地下搞生产”，那些年，登海种业在宁夏、内蒙古、辽宁等25个省设立了800个示范田，一个秋收过后，登海玉米种的收成一目了然，事实胜于雄辩，全国各地的订单一下子络绎不绝。
而在另一方面，李登海又显示出一个商人的精明和果断，他不仅埋头苦干，也善于草船借箭。1997年，李登海以2400万的代价收购了5家种子公司，扩充了登海种业的实力，在他看来，“如果从头做起，玉米产业化至少要晚10年”。
一手市场，一手并购，李登海在最初那个简陋寒酸的试验站上不断增砖加瓦，1987年后邓试验站变成了掖县玉米研究所，1993年又升级为莱州市农业科学院，之后又借由企业改制，成立了莱州市登海种业有限公司，之后又扩展为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登海种业与先锋种业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种业公司，中资占股51%。
从科学家到企业家，李登海的角色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忙。当时一篇报道记录了2002年9月的某一天，李登海的行程如下：上午10点乘坐飞机降落在甘肃敦煌，随后乘车赶到酒泉，直接钻到大田察看制种玉米的长势——中间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中午简单用餐后，驱车奔张掖、武威，边察看玉米长势，边询问有关情况；当晚驱车赶往宁夏，晚上10点半到达用餐——一天跑了900公里。
大部分时间，他还是在玉米地里，在完成了紧凑型玉米育种之后，他开始研究“超级玉米”，并在2005年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一个超级玉米新品种“登海超试1号”亩产达到了1402.86公斤，这也意味着，在1989年创造夏玉米高产纪录16年之后，李登海再一次刷新了自己的世界纪录。
也是在同一年，登海种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成为深沪股市第三只以个人名字命名、第二只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股票。
第一只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股票，是2000年完成上市的隆平高科，不过两者背景完全不同，隆平高科尽管借用了科学家袁隆平的名义，但后者不担任公司任何职位，也不参与公司管理，只持有占比2.38%的股票，按照当时上市的收盘价计算，这些股票市值大约1亿元。
与之相比，李登海则是登海种业的实际控制人，也直接参与经营管理，公司上市的时候，他除了直接持有公司8%的股份之外，还通过第一大股东莱州市农科院间接持有公司48.27%的股份，持股总计56.27%。因此，登海种业上市当日，创始人李登海的身价超过11亿元，而后更是随着公司市值的攀升水涨船高，根据《2023胡润全球富豪榜》的信息，当时李登海已经坐拥百亿元财富。
但李登海的生活却没有太大的变化。他还是像以前那么“抠门”：日常食谱基本上就是大葱蘸酱、玉米面粥、玉米豆子饭、大菜包子；坐飞机也是选择经济舱的打折票。绝大部分时间，他都泡在玉米田里，过的是“玉米时间”——没有星期天、节假日，天刚刚亮就下地，黑透了才收工。“从根上讲，我就是个农民。”李登海说，“做玉米育种，就得甘心一辈子做个庄稼汉，年年月月侍弄它。”
对于李登海来说，玉米育种才是一生的事业，而企业经营只是其中一个阶段。2013年，64岁的李登海辞去登海种业董事长一职，只保留了登海种业名誉董事长的头衔，到现在为止，登海种业已经进行了四次董事长的交接班，接任者都是公司的老员工。
但李登海之子李旭华并不在其列，甚至都没有在登海种业中担任任何管理职务，他1997年高中毕业就进入了玉米地，从科研助手开始，一直跟在李登海身边做科研育种工作，也经常听这位科学家父亲不厌其烦地叮嘱，“他说不希望我继承他的企业，要继承他的事业，（玉米）高产道路事业。”
如今，这位75岁的老人，还保持着一个老习惯，每天起床后都到玉米地里转转，听听“玉米拔节的声音”。“在玉米地里的那种舒畅的感觉，你们是体会不出来的。搞科研有时候也会觉得累、觉得厌倦，但一到玉米地里，心情就会愉快起来——满眼都是绿色的希望。”
他真的觉得，这才是可以流传后代的最丰厚的财富。
*参考资料：
《十七大代表访谈：专访中国玉米杂交之父》，新华网
《李登海：一个农业科学家的使命与奇迹》，大众网
《李登海：“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的50载玉米情缘》，海报新闻
《李登海“我就是个农民！”》，大众日报
《山东南繁故事——育种家的热爱、痴迷与情怀》，大众日报
请添加微信18514460011
梁宵| 文
米娜| 编辑
中国企业家| 来源
2024年3月，海南三亚的玉米地里，一位70多岁、老农模样的人指着不远处调侃道，“看，天天跟着我一块儿下地干活的，就是‘亿万富翁’的太太”——他口中的亿万富翁，说的就是自己。
他是李登海，这个名字可能并不为人所熟知，但是他的产品却影响了数以亿计的人群。据统计，他培育并改良的玉米种子，在中国累计推广达10亿亩，将每亩地可供养人数从此前的1人提高到4.5人，李登海也因此被称作“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在农业科学界，很多人会提到“南袁北李”，“南袁”指的是袁隆平，而“北李”之一就是李登海，另一位是李振声——中国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
但与其他两位不同的是，李登海并非专业出身。1966年他初中毕业即回家务农，是“中国种业十大功勋人物”中唯一一位农民科学家；而这位科学家又极具产业和商业敏感性，早在1985年就组建了“公司”。如今，他一手创办的山东登海种业（下称“登海种业”）跻身中国种业企业前三强，李登海也因此常常入选富豪榜，还一度成为莱州首富。
从农民到科学家，从出身贫苦到身家数十亿，这位生于1949年，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际遇中挺身而出。最早他只是出于摆脱饥饿恐慌的个人和家庭小梦想，之后则生发出比肩世界最高水平、造福更多人的大愿望，李登海就这样在玉米地里耕耘了50多年，他的辛苦和牵挂交付于此，他的喜悦和成就也收获于此。
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代人的故事。同样生于1949年的作家路遥曾在其描摹中国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城乡社会生活的作品——《平凡的世界》中唱出对劳动者的赞歌，书中写到：“一个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人类生活的大厦从本质上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
这句话，也正可以作为李登海们故事的注脚。
李登海在玉米育种界的一大突破性贡献，就是培育了紧凑型玉米这个新品种。
表面上看，紧凑型玉米的叶片是向上伸展的，不会遮盖到相邻植株的采光，这样在大面积种植的时候，就可以减小株距，增加密度，相应也就能提高玉米的亩产规模。
听起来简单，但业内人士深知其中的难度，一般来说，一个玉米新品种从培育到成功，几率只有12万分之一。因此，从传统的平展型玉米到紧凑型玉米，无异于一次革命性的飞跃。
1972年，23岁的李登海决定放手一搏。他1966年初中毕业后就回乡务农，当时已经担任山东莱州后邓村农科队队长。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美国先锋种业公司培育的玉米亩产量已经达到了1250公斤——是中国当时玉米最高亩产量的10倍，“听说公司创始人华莱士是个美国农民，我是中国农民，他能开创美国的高产纪录，我要开创中国的高产玉米纪录。”李登海回忆道。
他由此提出了要进行“亩产1500斤”的玉米新品种试验，不过在当时，这样的豪言只可能被当成狂言，因为在村里人看来，省内外科研部门都在攻关这个目标，人家有才识有学问，你一个农民有什么？
“我这个人道道不多，就是有点犟脾气。”李登海很了解自己，“什么事一旦让我看准了，迷上了，就非迷到底不可，不迷出个道道来是不肯罢休的”。
实际上，这种犟劲正是农业科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袁隆平曾在给西南大学学生的回信中提到：“有人问我，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想没有什么秘诀，只有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对于李登海来说，机遇可遇难求，知识则是要尽快补足的，因为他知道，只有科学种田，才能真正实现高产目标。
李登海开始恶补，快速学完了十几种基础理论书籍，写下了二十余万字的读书笔记和实验记录，整理了二十多项有关育种、栽培、肥料等方面的实验材料，甚至有一次，他熬夜苦读，睡着后将忘记熄灭的煤油灯碰倒，差一点引发火灾。
1974年，李登海进入莱阳农校深造，用一年时间学完了原本四年的课程，离开的时候，老师交给他20粒种子，是从美国专家手里得到的分离自交系的基本材料“XL80”，这成为李登海玉米育种研发的一个关键起点，此后的120多天里，在实验了4000多个组合、考察记录了50多万个数据后，李登海终于从“XL80”的种子里，分离选育出“掖107”这棵较为理想的植株。
万里长征终于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则是周期更长、风险更多的培育阶段。
一般来说，培育一个玉米品种的周期通常要8到10年，因为在北方种植，每年最多可收获一季，为了缩短周期，山东人李登海决定离乡背井，来到一年能收获三季的海南。
当时的海南，可不是今日所见的旅游圣地，那是1978年冬天，李登海坐了汽车、换了火车、又改乘轮船，辗转了八天八夜才来到海南，他和同伴们驻扎在三十多摄氏度的山沟里，住的是四面漏风的草棚子，吃的是从家乡背去的萝卜干，还要提防无处不在的蚊子和毒蛇，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这些困难都不在话下，更大的煎熬是意外的突袭，李登海坦言他当时哭过好几次。一次，大风加着冰雹肆虐40分钟之后，玉米地里已经颗粒不剩；还有一次，附近老乡的水牛把刚刚冒头的玉米苗踩得片甲不留……
意外一路跟着玉米往上长，1978年，海南研发基地的玉米第一次得以收割，但产量不及预期，李登海又用了一年的时间，改良了植株，结果又一个打击接踵而来：“花蕊包在玉米棒里，无法授粉”。
总是一次次碰壁，又一次次迎难而上。
就像李登海说的，“玉米高产科研攻关就像爬山，过了一道梁儿，还有一道坎儿，登攀新高度越来越难。”那些年，李登海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三百六十五里路》，他感觉那些歌词像是专门为自己写的，“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饮尽那份孤独；三百六十五里路啊，从故乡到异乡，三百六十五里路啊，从少年到白头……”
忍住孤独和等待的李登海，也终于迎来了自然的馈赠。1979年秋，紧凑型玉米品种“掖单2号”产量达到776.9千克，在口出“狂言”7年之后，他终于兑现了1500斤亩产量的目标。而创下国内夏玉米单产记录的李登海，刚满30岁。
那也是中国各种农作物培育在历经漫长苦熬，终于迎来“大丰收”的几年。1973年，比李登海年长19岁的袁隆平首次培育成功籼型杂交水稻，距离他发现第一株天然杂交水稻过去了12年；1978年，在22年的持续推进下，李振声所带领的课题组培育出高产、抗病、优质的小偃系列小麦新品种，中国远缘杂交小麦育种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中国粮食总产量也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2亿吨增产到90年代的5亿吨——粮食安全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自远征，而是几代人的集体接力。就像《平凡的世界》中所说的那样：只要能切实地收获，劳动者就会在土地上产生一种艺术创作般的激情。
而作为其中的一位“土地艺术家”，李登海的创作激情从未熄灭，在“掖单2号”之后，李登海和他的团队先后培育“掖单6、7、9号”等高产玉米良种，不断刷新玉米高产纪录。1989年，“掖单13号”亩产达到1096.29公斤，打破世界夏玉米纪录，2005年又以亩产1402.86公斤的数据刷新了这一纪录。
凭借于此，李登海也终于成为比肩华莱士的农民科学家——他们一位是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保持者；一位是世界春玉米高产纪录保持者。据说，他们也是在世界玉米栽培史上唯一有档案记载的两个人。而与华莱士同样，李登海也即将从农业的种植园迈入商业的种植园。
1984年，李登海被提拔为县科委副主任，可6天之后，他就辞任了，“要做大事业，不要做大官”，在他看来，玉米育种才是自己想要倾尽全力去做的大事业。
机遇跟着来了，而李登海也是一个善于抓住机遇的人。
1985年，《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下发，李登海看到了育种产业化的机会，他自筹资金2万元，建起了后邓试验站——中国第一个从事玉米育种的产业化民营试验站。
这就是登海种业的前身，看上去不无简陋，不过三间老屋、几条麻袋、几个箩筐、几把农具；团队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农民。但在过去的13年，他们已经培育出32个玉米新品种，积累了几千份玉米育种材料——这些才是登海种业最大的资产，也是李登海征战商场的有力武器。
这位外表质朴的农民科学家，做企业也自有一套质朴的策略。众所周知，种子是一种典型的期货类产品——买卖交易的不是眼前的实物，而是春种秋收之后一个未知的预期，如何才能让老百姓放心购买？扎根已久的山东市场还好说，如何让登海的种子走向全国？
用李登海的话说，就是“要在老百姓眼皮子地下搞生产”，那些年，登海种业在宁夏、内蒙古、辽宁等25个省设立了800个示范田，一个秋收过后，登海玉米种的收成一目了然，事实胜于雄辩，全国各地的订单一下子络绎不绝。
而在另一方面，李登海又显示出一个商人的精明和果断，他不仅埋头苦干，也善于草船借箭。1997年，李登海以2400万的代价收购了5家种子公司，扩充了登海种业的实力，在他看来，“如果从头做起，玉米产业化至少要晚10年”。
一手市场，一手并购，李登海在最初那个简陋寒酸的试验站上不断增砖加瓦，1987年后邓试验站变成了掖县玉米研究所，1993年又升级为莱州市农业科学院，之后又借由企业改制，成立了莱州市登海种业有限公司，之后又扩展为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登海种业与先锋种业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种业公司，中资占股51%。
从科学家到企业家，李登海的角色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忙。当时一篇报道记录了2002年9月的某一天，李登海的行程如下：上午10点乘坐飞机降落在甘肃敦煌，随后乘车赶到酒泉，直接钻到大田察看制种玉米的长势——中间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中午简单用餐后，驱车奔张掖、武威，边察看玉米长势，边询问有关情况；当晚驱车赶往宁夏，晚上10点半到达用餐——一天跑了900公里。
大部分时间，他还是在玉米地里，在完成了紧凑型玉米育种之后，他开始研究“超级玉米”，并在2005年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一个超级玉米新品种“登海超试1号”亩产达到了1402.86公斤，这也意味着，在1989年创造夏玉米高产纪录16年之后，李登海再一次刷新了自己的世界纪录。
也是在同一年，登海种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成为深沪股市第三只以个人名字命名、第二只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股票。
第一只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股票，是2000年完成上市的隆平高科，不过两者背景完全不同，隆平高科尽管借用了科学家袁隆平的名义，但后者不担任公司任何职位，也不参与公司管理，只持有占比2.38%的股票，按照当时上市的收盘价计算，这些股票市值大约1亿元。
与之相比，李登海则是登海种业的实际控制人，也直接参与经营管理，公司上市的时候，他除了直接持有公司8%的股份之外，还通过第一大股东莱州市农科院间接持有公司48.27%的股份，持股总计56.27%。因此，登海种业上市当日，创始人李登海的身价超过11亿元，而后更是随着公司市值的攀升水涨船高，根据《2023胡润全球富豪榜》的信息，当时李登海已经坐拥百亿元财富。
但李登海的生活却没有太大的变化。他还是像以前那么“抠门”：日常食谱基本上就是大葱蘸酱、玉米面粥、玉米豆子饭、大菜包子；坐飞机也是选择经济舱的打折票。绝大部分时间，他都泡在玉米田里，过的是“玉米时间”——没有星期天、节假日，天刚刚亮就下地，黑透了才收工。“从根上讲，我就是个农民。”李登海说，“做玉米育种，就得甘心一辈子做个庄稼汉，年年月月侍弄它。”
对于李登海来说，玉米育种才是一生的事业，而企业经营只是其中一个阶段。2013年，64岁的李登海辞去登海种业董事长一职，只保留了登海种业名誉董事长的头衔，到现在为止，登海种业已经进行了四次董事长的交接班，接任者都是公司的老员工。
但李登海之子李旭华并不在其列，甚至都没有在登海种业中担任任何管理职务，他1997年高中毕业就进入了玉米地，从科研助手开始，一直跟在李登海身边做科研育种工作，也经常听这位科学家父亲不厌其烦地叮嘱，“他说不希望我继承他的企业，要继承他的事业，（玉米）高产道路事业。”
如今，这位75岁的老人，还保持着一个老习惯，每天起床后都到玉米地里转转，听听“玉米拔节的声音”。“在玉米地里的那种舒畅的感觉，你们是体会不出来的。搞科研有时候也会觉得累、觉得厌倦，但一到玉米地里，心情就会愉快起来——满眼都是绿色的希望。”
他真的觉得，这才是可以流传后代的最丰厚的财富。
*参考资料：
《十七大代表访谈：专访中国玉米杂交之父》，新华网
《李登海：一个农业科学家的使命与奇迹》，大众网
《李登海：“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的50载玉米情缘》，海报新闻
《李登海“我就是个农民！”》，大众日报
《山东南繁故事——育种家的热爱、痴迷与情怀》，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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