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迄今为止，目标渐近。” ——在屡经市场动荡后，国际清算银行（BIS）仍用此句为全球经济作结。
一年前，在美联储激进加息背景下，硅谷银行44小时内闪崩，“百年老店”——瑞信被瑞银并购。不仅如此，由于美元成本上升，不少新兴市场国家还面临本币贬值、外债高企、资本外流的风险。就在8月初，又一场风险迫近：受日元套息交易平仓影响，日本等亚太股市创史上最大跌幅，市场由此经历了“黑色星期一”。
不过，最坏的担忧终究没有成真，全球经济逐渐摆脱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影响。随着供应链恢复、需求回暖，市场情绪开始好转。
在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区首席代表张涛看来，飞机紧急降落的场景可在一定程度勾勒全球经济走向。相较于“硬着陆”，全球经济“软着陆”的概率更大。“这背后的原因在于，通胀正朝着全球各国央行的目标趋近，各国的经济和金融系统都表现出较强韧性。”他在接受《财经》专访时说道。
在飞机最终降落前，谁也不能百分百肯定终局如何。对此，张涛坦言，抗击通胀“最后一公里”挑战依然严峻，央行恢复价格稳定的任务尚未完成。此外，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并未消失，脆弱的财政状况、生产率增长乏力还将为全球经济再添阴霾。
2022年9月起，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张涛被任命为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区首席代表，常驻香港，是第一位在国际清算银行担任管理层成员的中国人。2016年—2021年间，张涛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他在中国和国际层面均有丰富的政策制定经验，涉及金融稳定政策、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等方面。
国际清算银行被誉为“央行中的央行”，其建立宗旨是促进各国央行合作，并为国际金融业务提供便利。它是各国央行行长会晤的“俱乐部”，行长们定期在其总部——瑞士巴塞尔举行例会，就全球经济金融形势、货币政策框架、各国经济韧性等问题讨论交流。
面对当前经济形势，张涛表示，各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为组合拳，只有货币、财政、跨境资本流动、宏微观审慎等政策相协调，才能让经济处于稳定区间。此外，长期看，各国还应着力推动结构性改革，促使经济可持续增长。
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正席卷全球，并已在经济领域掀起了一场淘金热潮。对此，张涛认为，监管者、金融机构及普通用户都可以成为人工智能的观察者、感知者和使用者。技术革新，为跨境支付等全球金融体系带来了更大的提升空间。
这也是国际清算银行在2024年年度经济报告中的核心观点。“毫无疑问，（企稳经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需要长远眼光、勇气和毅力。在人工智能时代，央行更需共同努力，分享知识、数据、最佳实践和相关工具。”该机构写道。
全球经济风险点
《财经》：全球多国央行已经或者即将开启降息进程。在您看来，未来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概率多大？
张涛：遇到紧急情况降落时，飞机会遇见“软着陆”或者“硬着陆”的情况。就当前经济状况来看，全球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更大。
其特征是，在经历大规模加息后，虽然多国经济体的通胀尚未回落至目标区间，但已明显从高位回调。在此过程中，大多数经济体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经济衰退、失业，同时保持了基本的金融稳定。
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在加息和缩表前，各国央行都采取了比较一致的预警措施，让市场有所准备。此外，在硅谷银行、瑞信等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时，各国监管机构也采取了及时的应对措施，使全球金融市场没有产生系统性风险。
《财经》：国际清算银行报告称，虽然全球经济企稳，但通胀仍是一个压力点。未来高通胀反复的风险有多大？
张涛：全球抗通胀还剩“最后一公里”，高通胀会否反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表现是各国物价的相对调整没有完全到位，商品价格、工资仍有上行风险。
其一，核心商品与服务的相对价格调整没有到位。疫情前的数十年，服务价格超过核心商品价格。但疫情引起需求变化，导致商品价格大幅上涨。随着供应链中断问题缓解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该问题有所降温，但当前大多数经济体中的服务与商品相对价格仍低于疫情前。
其二，实际工资与消费品和服务价格间的调整没有到位，实际工资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当前劳动力市场强劲，导致劳动力工资需求增长持续超过生产率，实际工资还有可能上升，特别是在工资谈判更为集中的地区。
在供应链问题得到逐步缓解以后，未来通胀会否反复，更需关注需求变化。从中短期来看，本轮欧美利率水平已达顶峰，利率变化会否改变私人部门消费行为，企业会否修复资产负债表，尚待关注。从长期来看，如果技术进步提高了市场总需求，通胀也可能因此拉升。
《财经》：国际清算银行还称，债务是全球经济的另一大压力点，您的观点是怎样的？
张涛：首先，在高债务负担下，高利率或为欧美多国带来债务风险。疫情前，发达国家保持了长时间的低利率水平，政府和企业借债规模较大。为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问题，并考虑到绿色转型、养老金等方面的需求，各国还在疫情期间加大了财政支出。疫情后，为应对通胀，各国又纷纷升息，这增加了各国政府和企业的偿债负担，导致债务压力。
其次，持续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还有可能会过度刺激需求，使通胀再度飙升，这将让通胀问题在“最后一公里”变得复杂化。2024年是全球大选年，这一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更高。
此外，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影响多国金融稳定。国际清算银行在2024年年度报告中已警告，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或使各国政府面临类似英国2022年所遭遇的危机。彼时，投资者突然对英国政府债券持回避态度，导致借贷成本大幅上升，英镑贬值，并拖累股市大幅下跌。
宏观政策组合拳
《财经》：针对当前全球“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低增长”的格局，各国政府应采取怎样的宏观经济应对政策？
张涛：宏观经济政策应是组合拳。就最为重要的两项政策而言——货币政策应与财政政策相协调。如果分歧较大，两个政策的效果都将打折扣，甚至不可持续。
正如国际清算银行所述，财政政策通过发债影响金融状况。公共债务不仅影响金融体系的运作和资产定价，还会对收益率曲线、其他资产价格和汇率产生深远影响。当财政稳健程度受到质疑时，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亦将受到影响。
反过来，货币政策又将影响公共财政状况。一方面，它通过设定利率（借款成本）和影响汇率（当债务以外币计价时）直接影响公共财政状况；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影响经济活动和更普遍的通胀间接影响公共财政状况，从而作用于政府支出和税收。
此外，各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还应与宏观审慎政策、微观审慎政策、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及外汇政策相协调。不应让任何一个政策处在不可持续的位置，从而确保经济在稳定的区间内运行。
从长期来看，各国政府还应采取结构性改革，这将有利于提高一国的生产率和拉动长期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也有助于减轻一些经济领域及政策的压力点。
《财经》：目前全球各国物价水平不一，有些国家通胀高企，有些国家物价水平较低。各国央行应如何应对物价挑战，并加强政策协调？
张涛：仅就亚太地区而言，不同国家物价水平分化十分明显。澳大利亚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虽从近8%的峰值回落，但目前仍高于3%，说明其通胀压力较大。长期物价水平低迷的日本逐渐走出通缩，但由于其货币政策正处于调整阶段，日元汇率也正经历一个波动时期。中国、泰国等国的物价目前仍低于其目标水平。
不同国家应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相应的政策。
总体而言，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都不应距离其设定的目标太远。对物价等问题而言，其偏离目标水平太高或太低都是不可取的。如果偏离太远，且未能及时修正，将来的调整可能将付出更大代价。
从各国政策协调情况来看，各国货币政策多以本国需求为出发点，其货币政策不应完全整齐划一。在美元体系下，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较强，新兴经济体应密切关注其动向。
《财经》：由于美联储采取了大规模加息行动，美债利率高企。其他各国央行应如何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及稳汇率间取得平衡？
张涛：近两年亚洲货币纷纷承压，但风险不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其原因在于，跟20多年前相比，亚洲国家现在的经济基本面相对比较好、经济增长率较高、产业结构也比较均衡。
在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亚洲很多经济体也调整或改善了货币政策框架。不少国家的货币政策采取了灵活的通胀目标制，并辅以宏观和微观的金融审慎政策。这背后的意义在于，这些国家的汇率制度更为灵活，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此外，很多国家也将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和外汇干预纳入了可供适时使用的政策工具箱中。上述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各国央行有更多精力和空间处理国内事务，从而强化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在美元强劲和美债高利率背景下，经济基本面弱、应对资本外流经验较少的国家，汇率贬值压力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就稳汇率而言，各国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手段各异。但每种干预手段都有其局限性，正所谓“是药三分毒”。不仅如此，在当前高利率的背景下，干预外汇市场的成本也会有所提高。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价值
《财经》：国际清算银行牵头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已进入最小可行化产品阶段，距离正式使用还有多远？相较于其他跨境支付系统，外界普遍认为，mBridge能减少交易成本、缩短交易时间，具有稳定、普惠和网络效应，这体现了mBrdige怎样的特点？
张涛：通过mBridge项目，我们在探索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如何共享多边央行数字货币平台以提高跨境支付的效率。构建该平台的基础是分布式账本，这可以支持即时跨境支付和结算。与此同时，该平台还可与国内现有支付系统实现对接。这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支付系统，比如实时全额结算系统（RTGS），也包括一些新的使用央行数字货币的支付系统。
在mBridge项目中，平台上的任何商业银行都可使用参与方央行发行的央行数字货币，来实现直接连接，并在央行的支持下实现即时结算的跨境支付和外汇交易。由此，在交易中参与的商业银行可以降低对中介服务的需求，从而减少重复的合规操作，其交易也变得更快、更安全、更方便、更实惠，这对新兴市场尤为重要。
在最小可行化产品阶段，在有限的参与者和功能应用中，mBridge平台可实现实际价值交易，并邀请市场参与者提出新的方案和案例。此外，该平台还将通过数字身份等方式，以提升合规效率。
最小可行化产品（MVP）阶段将持续到2026年。新兴市场国家对这一项目兴趣较大。但现在讨论下一阶段情况还为时尚早。
《财经》：央行mBridge项目不断推进，将对参与方本币国际化、国际支付体系带来何种影响？
张涛：一国货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或者国际储备货币，主要取决于其他因素。比如，经济体的外向型、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活跃度、其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接受度等。如果本币国际化取得了进展，那么任何跨境支付体系的改善也就有了进一步的用武之地。
就对全球支付体系的影响而言，举个例子可能说得更清楚一些。比如，想在河的两岸之间建座桥。如果两岸之间没有人员往来需求，那么这座桥的意义便不大。但如果两岸间有很多人来人往的意愿，那建这座桥必然有用。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设想多建几座桥，比较哪座桥的速度更快、客流更大、更安全。
全球支付体系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任何对该体系的改善，都是在合法依规的基础上追求如何以最小的成本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换言之，就是让消费者能够以更便宜的价格、更快的速度，更稳定和安全的方式，合规地将钱从一个地方传送到另一个地方。当前技术的进步，让全球支付体系有了更多提升和改善空间的可能。
《财经》：人工智能对金融监管提出怎样的要求？
张涛：在金融市场，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相结合，将改善经济预测。基于社交媒体或财务报表的信息，可构建关于经济的情绪指数。机器学习模型还可分析家庭与企业间的交易级数据及企业间的支付数据，改善消费和投资的即时预测。
在监管领域，结合丰富的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可协助建立预警指标，提醒监管者注意与系统性风险相关的压力点。
此外，各国央行还需提高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认识和应用水平，同时要加强合作并分享知识、数据、最佳实践和人工智能工具。
摘 要
“迄今为止，目标渐近。” ——在屡经市场动荡后，国际清算银行（BIS）仍用此句为全球经济作结。
一年前，在美联储激进加息背景下，硅谷银行44小时内闪崩，“百年老店”——瑞信被瑞银并购。不仅如此，由于美元成本上升，不少新兴市场国家还面临本币贬值、外债高企、资本外流的风险。就在8月初，又一场风险迫近：受日元套息交易平仓影响，日本等亚太股市创史上最大跌幅，市场由此经历了“黑色星期一”。
不过，最坏的担忧终究没有成真，全球经济逐渐摆脱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影响。随着供应链恢复、需求回暖，市场情绪开始好转。
在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区首席代表张涛看来，飞机紧急降落的场景可在一定程度勾勒全球经济走向。相较于“硬着陆”，全球经济“软着陆”的概率更大。“这背后的原因在于，通胀正朝着全球各国央行的目标趋近，各国的经济和金融系统都表现出较强韧性。”他在接受《财经》专访时说道。
在飞机最终降落前，谁也不能百分百肯定终局如何。对此，张涛坦言，抗击通胀“最后一公里”挑战依然严峻，央行恢复价格稳定的任务尚未完成。此外，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并未消失，脆弱的财政状况、生产率增长乏力还将为全球经济再添阴霾。
2022年9月起，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张涛被任命为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区首席代表，常驻香港，是第一位在国际清算银行担任管理层成员的中国人。2016年—2021年间，张涛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他在中国和国际层面均有丰富的政策制定经验，涉及金融稳定政策、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等方面。
国际清算银行被誉为“央行中的央行”，其建立宗旨是促进各国央行合作，并为国际金融业务提供便利。它是各国央行行长会晤的“俱乐部”，行长们定期在其总部——瑞士巴塞尔举行例会，就全球经济金融形势、货币政策框架、各国经济韧性等问题讨论交流。
面对当前经济形势，张涛表示，各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为组合拳，只有货币、财政、跨境资本流动、宏微观审慎等政策相协调，才能让经济处于稳定区间。此外，长期看，各国还应着力推动结构性改革，促使经济可持续增长。
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正席卷全球，并已在经济领域掀起了一场淘金热潮。对此，张涛认为，监管者、金融机构及普通用户都可以成为人工智能的观察者、感知者和使用者。技术革新，为跨境支付等全球金融体系带来了更大的提升空间。
这也是国际清算银行在2024年年度经济报告中的核心观点。“毫无疑问，（企稳经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需要长远眼光、勇气和毅力。在人工智能时代，央行更需共同努力，分享知识、数据、最佳实践和相关工具。”该机构写道。
全球经济风险点
《财经》：全球多国央行已经或者即将开启降息进程。在您看来，未来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概率多大？
张涛：遇到紧急情况降落时，飞机会遇见“软着陆”或者“硬着陆”的情况。就当前经济状况来看，全球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更大。
其特征是，在经历大规模加息后，虽然多国经济体的通胀尚未回落至目标区间，但已明显从高位回调。在此过程中，大多数经济体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经济衰退、失业，同时保持了基本的金融稳定。
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在加息和缩表前，各国央行都采取了比较一致的预警措施，让市场有所准备。此外，在硅谷银行、瑞信等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时，各国监管机构也采取了及时的应对措施，使全球金融市场没有产生系统性风险。
《财经》：国际清算银行报告称，虽然全球经济企稳，但通胀仍是一个压力点。未来高通胀反复的风险有多大？
张涛：全球抗通胀还剩“最后一公里”，高通胀会否反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表现是各国物价的相对调整没有完全到位，商品价格、工资仍有上行风险。
其一，核心商品与服务的相对价格调整没有到位。疫情前的数十年，服务价格超过核心商品价格。但疫情引起需求变化，导致商品价格大幅上涨。随着供应链中断问题缓解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该问题有所降温，但当前大多数经济体中的服务与商品相对价格仍低于疫情前。
其二，实际工资与消费品和服务价格间的调整没有到位，实际工资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当前劳动力市场强劲，导致劳动力工资需求增长持续超过生产率，实际工资还有可能上升，特别是在工资谈判更为集中的地区。
在供应链问题得到逐步缓解以后，未来通胀会否反复，更需关注需求变化。从中短期来看，本轮欧美利率水平已达顶峰，利率变化会否改变私人部门消费行为，企业会否修复资产负债表，尚待关注。从长期来看，如果技术进步提高了市场总需求，通胀也可能因此拉升。
《财经》：国际清算银行还称，债务是全球经济的另一大压力点，您的观点是怎样的？
张涛：首先，在高债务负担下，高利率或为欧美多国带来债务风险。疫情前，发达国家保持了长时间的低利率水平，政府和企业借债规模较大。为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问题，并考虑到绿色转型、养老金等方面的需求，各国还在疫情期间加大了财政支出。疫情后，为应对通胀，各国又纷纷升息，这增加了各国政府和企业的偿债负担，导致债务压力。
其次，持续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还有可能会过度刺激需求，使通胀再度飙升，这将让通胀问题在“最后一公里”变得复杂化。2024年是全球大选年，这一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更高。
此外，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影响多国金融稳定。国际清算银行在2024年年度报告中已警告，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或使各国政府面临类似英国2022年所遭遇的危机。彼时，投资者突然对英国政府债券持回避态度，导致借贷成本大幅上升，英镑贬值，并拖累股市大幅下跌。
宏观政策组合拳
《财经》：针对当前全球“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低增长”的格局，各国政府应采取怎样的宏观经济应对政策？
张涛：宏观经济政策应是组合拳。就最为重要的两项政策而言——货币政策应与财政政策相协调。如果分歧较大，两个政策的效果都将打折扣，甚至不可持续。
正如国际清算银行所述，财政政策通过发债影响金融状况。公共债务不仅影响金融体系的运作和资产定价，还会对收益率曲线、其他资产价格和汇率产生深远影响。当财政稳健程度受到质疑时，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亦将受到影响。
反过来，货币政策又将影响公共财政状况。一方面，它通过设定利率（借款成本）和影响汇率（当债务以外币计价时）直接影响公共财政状况；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影响经济活动和更普遍的通胀间接影响公共财政状况，从而作用于政府支出和税收。
此外，各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还应与宏观审慎政策、微观审慎政策、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及外汇政策相协调。不应让任何一个政策处在不可持续的位置，从而确保经济在稳定的区间内运行。
从长期来看，各国政府还应采取结构性改革，这将有利于提高一国的生产率和拉动长期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也有助于减轻一些经济领域及政策的压力点。
《财经》：目前全球各国物价水平不一，有些国家通胀高企，有些国家物价水平较低。各国央行应如何应对物价挑战，并加强政策协调？
张涛：仅就亚太地区而言，不同国家物价水平分化十分明显。澳大利亚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虽从近8%的峰值回落，但目前仍高于3%，说明其通胀压力较大。长期物价水平低迷的日本逐渐走出通缩，但由于其货币政策正处于调整阶段，日元汇率也正经历一个波动时期。中国、泰国等国的物价目前仍低于其目标水平。
不同国家应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相应的政策。
总体而言，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都不应距离其设定的目标太远。对物价等问题而言，其偏离目标水平太高或太低都是不可取的。如果偏离太远，且未能及时修正，将来的调整可能将付出更大代价。
从各国政策协调情况来看，各国货币政策多以本国需求为出发点，其货币政策不应完全整齐划一。在美元体系下，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较强，新兴经济体应密切关注其动向。
《财经》：由于美联储采取了大规模加息行动，美债利率高企。其他各国央行应如何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及稳汇率间取得平衡？
张涛：近两年亚洲货币纷纷承压，但风险不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其原因在于，跟20多年前相比，亚洲国家现在的经济基本面相对比较好、经济增长率较高、产业结构也比较均衡。
在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亚洲很多经济体也调整或改善了货币政策框架。不少国家的货币政策采取了灵活的通胀目标制，并辅以宏观和微观的金融审慎政策。这背后的意义在于，这些国家的汇率制度更为灵活，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此外，很多国家也将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和外汇干预纳入了可供适时使用的政策工具箱中。上述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各国央行有更多精力和空间处理国内事务，从而强化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在美元强劲和美债高利率背景下，经济基本面弱、应对资本外流经验较少的国家，汇率贬值压力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就稳汇率而言，各国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手段各异。但每种干预手段都有其局限性，正所谓“是药三分毒”。不仅如此，在当前高利率的背景下，干预外汇市场的成本也会有所提高。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价值
《财经》：国际清算银行牵头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已进入最小可行化产品阶段，距离正式使用还有多远？相较于其他跨境支付系统，外界普遍认为，mBridge能减少交易成本、缩短交易时间，具有稳定、普惠和网络效应，这体现了mBrdige怎样的特点？
张涛：通过mBridge项目，我们在探索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如何共享多边央行数字货币平台以提高跨境支付的效率。构建该平台的基础是分布式账本，这可以支持即时跨境支付和结算。与此同时，该平台还可与国内现有支付系统实现对接。这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支付系统，比如实时全额结算系统（RTGS），也包括一些新的使用央行数字货币的支付系统。
在mBridge项目中，平台上的任何商业银行都可使用参与方央行发行的央行数字货币，来实现直接连接，并在央行的支持下实现即时结算的跨境支付和外汇交易。由此，在交易中参与的商业银行可以降低对中介服务的需求，从而减少重复的合规操作，其交易也变得更快、更安全、更方便、更实惠，这对新兴市场尤为重要。
在最小可行化产品阶段，在有限的参与者和功能应用中，mBridge平台可实现实际价值交易，并邀请市场参与者提出新的方案和案例。此外，该平台还将通过数字身份等方式，以提升合规效率。
最小可行化产品（MVP）阶段将持续到2026年。新兴市场国家对这一项目兴趣较大。但现在讨论下一阶段情况还为时尚早。
《财经》：央行mBridge项目不断推进，将对参与方本币国际化、国际支付体系带来何种影响？
张涛：一国货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或者国际储备货币，主要取决于其他因素。比如，经济体的外向型、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活跃度、其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接受度等。如果本币国际化取得了进展，那么任何跨境支付体系的改善也就有了进一步的用武之地。
就对全球支付体系的影响而言，举个例子可能说得更清楚一些。比如，想在河的两岸之间建座桥。如果两岸之间没有人员往来需求，那么这座桥的意义便不大。但如果两岸间有很多人来人往的意愿，那建这座桥必然有用。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设想多建几座桥，比较哪座桥的速度更快、客流更大、更安全。
全球支付体系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任何对该体系的改善，都是在合法依规的基础上追求如何以最小的成本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换言之，就是让消费者能够以更便宜的价格、更快的速度，更稳定和安全的方式，合规地将钱从一个地方传送到另一个地方。当前技术的进步，让全球支付体系有了更多提升和改善空间的可能。
《财经》：人工智能对金融监管提出怎样的要求？
张涛：在金融市场，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相结合，将改善经济预测。基于社交媒体或财务报表的信息，可构建关于经济的情绪指数。机器学习模型还可分析家庭与企业间的交易级数据及企业间的支付数据，改善消费和投资的即时预测。
在监管领域，结合丰富的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可协助建立预警指标，提醒监管者注意与系统性风险相关的压力点。
此外，各国央行还需提高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认识和应用水平，同时要加强合作并分享知识、数据、最佳实践和人工智能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