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在线投票结果颁布，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获得足够票数成为今年十一月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
拜登退选后，哈里斯成为首位在美国大选中代表两个主要党派之一出战的黑人和南亚裔女性。她的对手是美国前总统、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
本文不寻求探讨特朗普和哈里斯各自的胜率，而是站在中美关系的视角，分析哈里斯对中国的潜在立场和政策。尽管她的官方竞选材料缺乏细节，记者们已经对所谓的“卡玛拉·哈里斯主义”（Kamala Harris Doctrine）进行了广泛猜想和预测。
我认为哈里斯对中国的政策细节大多尚未公布，这并不是说她和其团队缺乏专业知识或缺少对特定地区的规划能力，而仅仅是因为中国问题并没有被列为哈里斯竞选议题清单的优先事项。
从美墨边境到堕胎权利，再从学者William Jacoby所称的极右翼保守派和左翼进步派之间的“文化战争”（cultural war），到对经济问题的清晰答案，哈里斯及其团队自宣布参选至今，明显还没有足够时间来准备一份完整的宣言。
无数本土议题与问题当前，中国问题自然相对次要。这确实令一些渴望能从中美双边关系中窥探出更多“明确性”的朋友，感到苦恼。
中美关系的动态发展
那些寄希望于民主党在总统、国会、州和地方性选举中获胜就会改善中美关系的人可能会失望。
特朗普上任的八年后，奥巴马公布“重返亚洲”战略的十多年后，联邦政府层面的美国政治领导层几乎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将中国定性为主要竞争对手，在需要时竞争、对抗甚至抑制（我从Stephanie Winkler就这个概念的相关描述获益良多）。
从“百年马拉松”到“长期博弈”，甚至到“大白鲨”，美国政客们不断跟风那些把中国描述为威胁的言论，把中国刻画成一个对美国意识形态、战略和经济主导地位构成威胁的形象。
这种负面情绪跨越两党之间的鸿沟——恐怕无论谁入主白宫都无济于事。
最终，讽刺的是，由于其既没有对远景目标的明确战略，也缺乏清晰的行动方案和权宜之计，使得美国对中国的态度陷入了狂躁和自满的恶性反复。
在美国体制眼中，中国既不堪一击而又无懈可击，既是一个弱小而内部不稳定的国家，又是一个可能篡夺美国所谓霸主地位的经济巨头。
鉴于美国当前国内极化的政治和两党间固有的尖刻猜忌，如果哈里斯当选总统，她很可能维持“行动强硬，言论更强硬（acting tough, speaking tougher）”的做法，作为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面。
这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如果哈里斯当选，她的政府可能延续拜登政府的现行方案，也就是在延续很多特朗普时期颁布的政策。这其中就包括扩大对中国企业的贸易壁垒和保护主义，通过“价值视角（Value-based Lenses）”加强中美竞争的语境，以及逐渐强调对所谓中国“公民权益和政治自由问题“的关切说辞。
正如我在四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那样，中国外交日益趋向于满足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国际地位追求倾向，而美国外交则急剧地转向一个宏大叙事框架下的“叙事之战” （battle of narratives），以及一个简易而黑白二分的煽动性论述。
可见两国关系如今说辞与实际上战略性争锋相对有迹可循。
哈里斯可能改变现状吗？
现任总统拜登比其前任在中国问题上更加稳定和确定，并且通过更显著的多边和制度性措施建立国际联盟。哈里斯相信也会维持拜登政府的方针与政策。
尽管如此，哈里斯也有可能在就职一段时间后，开始把自己自身关注的观点与判断融入中美双边关系的政策中，对其对华政策进行重新定位和校准。虽然激进的政策变化不太可能发生，但是我们可以期待适度的微调和转变。
这种“微调”变化可能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发生——
首先，哈里斯很可能会更加努力地解决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歧视问题，并在语言上强调国家与人民、人民与侨民之间的区别。作为曾经的加利福尼亚州检察长和参议员，哈里斯及其团队与旧金山湾区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Asian-American Pacific Islander, AAPI）的重要领袖保持着长期联系。
那些人试图把她塑造成一位重视种族民族主义和反亚裔种族主义带来的威胁的“进步派”。同时，她也有可能会选择适度处理FBI“中国行动计划”所带来的破坏，并且强调重塑白宫和华裔美国人重要领袖间的接触交流机会。
其次，根据包括她与对华鹰派议员鲁比欧共同起草的法案在内，作为参议员时支持的一系列法案可以推测，哈里斯在为赢得大选和塑造形象时竭力强调的“人权关切（rights-based concerns）” 的套路，很可能同样被施用于与中国的经济金融外交领域。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哈里斯能否当选总统十分依赖Z世代和千禧一代选民的投票。如果她成功当选，在四年任期间这些人将逐渐在身份、地位和经济实力上走向成熟，他们的支持甚至对她在2028年能否连任更加关键。的确，哈里斯与阿拉伯裔美国人和年轻选民的持久关系可以从她在加沙战争中相对微妙、有所保留的立场中看出。
皮尤研究中心今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年轻人比起其他年龄组的人更倾向于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伙伴，而不是敌人。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就此松懈，但似乎表明白宫在未来更有理由采取部分缓和和减少矛盾的对华政策。
与此同时，在经济衰退可能即将到来、年轻人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哈里斯深知稳定、可预测的经济对软着陆的重要性。实现她的政策目标离不开避免与中国的过热冲突、让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和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如果当选，哈里斯总统在致力于推进从气候变化到人工智能监管等一系列国内政策实施的同时，可以从一个更加稳健的中美关系中受益更多。这种关系将不再基于沙文主义和战略互疑，而是建立在相互依存的坚实基础上。
我们不应抱有任何幻想，以为中美关系能在中短期内全面改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民间社会、学术界和商业团体便应当放弃重新激活有关中美关系发展，改善双边关系的讨论。
/// END ///
作者 黄裕舜｜图片 视觉中国
作者简介：黄裕舜教授是香港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香港-东盟协会的首席策略官，Oxford Political Review创始主编。
注：本文转载自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开白名单 duanyu_H｜投稿 tougao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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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在线投票结果颁布，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获得足够票数成为今年十一月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
拜登退选后，哈里斯成为首位在美国大选中代表两个主要党派之一出战的黑人和南亚裔女性。她的对手是美国前总统、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
本文不寻求探讨特朗普和哈里斯各自的胜率，而是站在中美关系的视角，分析哈里斯对中国的潜在立场和政策。尽管她的官方竞选材料缺乏细节，记者们已经对所谓的“卡玛拉·哈里斯主义”（Kamala Harris Doctrine）进行了广泛猜想和预测。
我认为哈里斯对中国的政策细节大多尚未公布，这并不是说她和其团队缺乏专业知识或缺少对特定地区的规划能力，而仅仅是因为中国问题并没有被列为哈里斯竞选议题清单的优先事项。
从美墨边境到堕胎权利，再从学者William Jacoby所称的极右翼保守派和左翼进步派之间的“文化战争”（cultural war），到对经济问题的清晰答案，哈里斯及其团队自宣布参选至今，明显还没有足够时间来准备一份完整的宣言。
无数本土议题与问题当前，中国问题自然相对次要。这确实令一些渴望能从中美双边关系中窥探出更多“明确性”的朋友，感到苦恼。
中美关系的动态发展
那些寄希望于民主党在总统、国会、州和地方性选举中获胜就会改善中美关系的人可能会失望。
特朗普上任的八年后，奥巴马公布“重返亚洲”战略的十多年后，联邦政府层面的美国政治领导层几乎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将中国定性为主要竞争对手，在需要时竞争、对抗甚至抑制（我从Stephanie Winkler就这个概念的相关描述获益良多）。
从“百年马拉松”到“长期博弈”，甚至到“大白鲨”，美国政客们不断跟风那些把中国描述为威胁的言论，把中国刻画成一个对美国意识形态、战略和经济主导地位构成威胁的形象。
这种负面情绪跨越两党之间的鸿沟——恐怕无论谁入主白宫都无济于事。
最终，讽刺的是，由于其既没有对远景目标的明确战略，也缺乏清晰的行动方案和权宜之计，使得美国对中国的态度陷入了狂躁和自满的恶性反复。
在美国体制眼中，中国既不堪一击而又无懈可击，既是一个弱小而内部不稳定的国家，又是一个可能篡夺美国所谓霸主地位的经济巨头。
鉴于美国当前国内极化的政治和两党间固有的尖刻猜忌，如果哈里斯当选总统，她很可能维持“行动强硬，言论更强硬（acting tough, speaking tougher）”的做法，作为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面。
这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如果哈里斯当选，她的政府可能延续拜登政府的现行方案，也就是在延续很多特朗普时期颁布的政策。这其中就包括扩大对中国企业的贸易壁垒和保护主义，通过“价值视角（Value-based Lenses）”加强中美竞争的语境，以及逐渐强调对所谓中国“公民权益和政治自由问题“的关切说辞。
正如我在四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那样，中国外交日益趋向于满足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国际地位追求倾向，而美国外交则急剧地转向一个宏大叙事框架下的“叙事之战” （battle of narratives），以及一个简易而黑白二分的煽动性论述。
可见两国关系如今说辞与实际上战略性争锋相对有迹可循。
哈里斯可能改变现状吗？
现任总统拜登比其前任在中国问题上更加稳定和确定，并且通过更显著的多边和制度性措施建立国际联盟。哈里斯相信也会维持拜登政府的方针与政策。
尽管如此，哈里斯也有可能在就职一段时间后，开始把自己自身关注的观点与判断融入中美双边关系的政策中，对其对华政策进行重新定位和校准。虽然激进的政策变化不太可能发生，但是我们可以期待适度的微调和转变。
这种“微调”变化可能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发生——
首先，哈里斯很可能会更加努力地解决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歧视问题，并在语言上强调国家与人民、人民与侨民之间的区别。作为曾经的加利福尼亚州检察长和参议员，哈里斯及其团队与旧金山湾区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Asian-American Pacific Islander, AAPI）的重要领袖保持着长期联系。
那些人试图把她塑造成一位重视种族民族主义和反亚裔种族主义带来的威胁的“进步派”。同时，她也有可能会选择适度处理FBI“中国行动计划”所带来的破坏，并且强调重塑白宫和华裔美国人重要领袖间的接触交流机会。
其次，根据包括她与对华鹰派议员鲁比欧共同起草的法案在内，作为参议员时支持的一系列法案可以推测，哈里斯在为赢得大选和塑造形象时竭力强调的“人权关切（rights-based concerns）” 的套路，很可能同样被施用于与中国的经济金融外交领域。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哈里斯能否当选总统十分依赖Z世代和千禧一代选民的投票。如果她成功当选，在四年任期间这些人将逐渐在身份、地位和经济实力上走向成熟，他们的支持甚至对她在2028年能否连任更加关键。的确，哈里斯与阿拉伯裔美国人和年轻选民的持久关系可以从她在加沙战争中相对微妙、有所保留的立场中看出。
皮尤研究中心今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年轻人比起其他年龄组的人更倾向于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伙伴，而不是敌人。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就此松懈，但似乎表明白宫在未来更有理由采取部分缓和和减少矛盾的对华政策。
与此同时，在经济衰退可能即将到来、年轻人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哈里斯深知稳定、可预测的经济对软着陆的重要性。实现她的政策目标离不开避免与中国的过热冲突、让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和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如果当选，哈里斯总统在致力于推进从气候变化到人工智能监管等一系列国内政策实施的同时，可以从一个更加稳健的中美关系中受益更多。这种关系将不再基于沙文主义和战略互疑，而是建立在相互依存的坚实基础上。
我们不应抱有任何幻想，以为中美关系能在中短期内全面改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民间社会、学术界和商业团体便应当放弃重新激活有关中美关系发展，改善双边关系的讨论。
/// END ///
作者 黄裕舜｜图片 视觉中国
作者简介：黄裕舜教授是香港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香港-东盟协会的首席策略官，Oxford Political Review创始主编。
注：本文转载自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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