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于陕西西安举办的中国能源•化工强国大会上，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史丹受邀分享了新能源与新质生产力耦合发展的思考。史丹认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升为核心标准，特点是创新，关键是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史丹从三个角度进行了解读。其一，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由模仿创新走向自主创新是我国实现强国目标的唯一选择。其二，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我国科技取得了显著成绩，但需面对前沿技术的原创性偏低这一事实。其三，温室气体减排成为经济发展的前置性条件，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共识和国际竞争新高地。
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史丹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表现为生产力三要素的提升；以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传统产业升级以及新型产业基础重构为载体；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形成的新体制、新机制。
能源转型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次能源革命正在进行时，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具有数字化技术广泛应用、可再生能源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绿色低碳能源是本轮科技革命的重要领域、拉动清洁能源需求进一步上升等特征。新型能源体系、新能源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史丹提出了四个观点。
第一，新能源技术创新促进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优势明显。截至2023年底，中国全国清洁能源发电总装机达15.29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52.38%。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发电占比33.74%，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全国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占比接近28%，较2000年提高近一倍。
第二，新能源发展也催生了新业态，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比如，以建筑光伏一体化(BIPV)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在建筑领域的渗透应用，为解决建筑业高能耗问题带来了新的技术路径，并逐渐成为绿色建筑的重点发展方向。新能源技术也向农业渗透催生光伏农业，截至2021年相关项目装机量已超过40GW，在缓解新能源土地资源约束的同时实现了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发展。
第三，新能源和低碳技术推动化石能源生产领域扩绿增效。新能源在能源化工生产过程中使用，例如在油田、煤矿中使用光电和风电替代煤电。低碳技术，如CCUS，在化石能源发电和工业过程减碳、降本、增效方面具有巨大潜力。近年来，我国CCUS集成优化技术取得较大进步，CCUS产业实现快速规模化发展，推动了电力、油气、化工、水泥、钢铁等多个行业的低碳发展。CCUS技术在化石能源大规模低碳化利用方面的关键作用将保障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
第四，新能源技术促进了能源系统的重构。能源是连接经济社会发展各环节的重要链条，塑造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分配模式。我国化石能源地理分布不均衡，生产中心和消费中心存在地理分隔，导致能源资源必须进行大范围配置。不仅形成了传统能源集中化、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方式，而且促成能源生产者和能源消费者角色的相对固定和独立，部分环节形成垄断。随着能源结构由以化石能源为主体向以新能源为主体转变，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将发生颠覆性变化。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一，价格形成机制及资源调配的决定力量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史丹强调，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是构建基于可再生能源的新型电力体系。谁掌握了绿色能源的主动权，谁就掌握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率先完成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国家将获得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清洁高效的化石能源体系是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保障支持。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的技术特性差异决定了化石能源仍将发挥难以替代的保障作用。
发展清洁二次能源体系具有巨大的潜力。绿氢、绿氨、甲烷、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因其广阔发展前景而成为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补充体系。
新型能源体系“新”在哪些方面?史丹从四个维度进行了分析。
第一，科技创新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驱动力。绿色化、低碳化的能源科技与数字化、智能化的信息科技，特别是新能源技术(发电、储能、电网和氢能等)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5G通讯、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深度融合创新，成为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驱动力。同时，新型能源体系汇聚海量能源数据，具备强大能源算力，也因此成为引领整体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中坚力量。
第二，在供求关系方面，新型能源体系改变了从产到消的单一能源流向，逐步转向供求双向互动、从长时段总量平衡转向动态能力平衡；传统供求边界持续动态调整，供需两侧的资源将聚合成为多种新型资源和服务，在实现供求平衡和保障系统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第三，能源安全形态出现新维度和新风险。能源安全的内涵和边界正在快速变化，电力系统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能源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其中，电力系统安全的重要性明显增强，可靠安全、灵活韧性成为电力安全突出诉求。能源安全的风险点正在由传统的油气安全扩展至稀有金属和网络安全。
第四，能源的开发利用更具开放性和广泛性。能源传统的“产运供”“发输配”的开发利用链条正在改变，转向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能源网络设施的平台化特征日趋明显，更加开放、广泛地吸收接纳和催生培育新型能源资源。此外，能源网络的自然垄断属性对资源配置的制约性降低；电力主网与微网间双向交互日益活跃、相互依赖程度提高；电网、氢网、油气网等能源网络间协同优化更加紧密，实现一、二次能源融合发展，清洁、化石能源融合发展，以及网源荷储一体化发展。
最后，史丹提出了新能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六点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完善新型能源体系顶层设计，制定出台新型能源体系总体规划。
第二，以深化电改为抓手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第三，加快电力价格改革，为配网升级、微网发展和分布式开发创造条件。
第四，以新思维加快可再生能源消纳，加快以绿电为主的园区建设。
第五，协同提升系统运行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能源网络安全保障能力。
第六，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增强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话语权，加强我国绿色低碳发展成就的国际叙事和宣传；深入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和南南合作，扩大清洁能源和绿色低碳产业合作。
在日前于陕西西安举办的中国能源•化工强国大会上，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史丹受邀分享了新能源与新质生产力耦合发展的思考。史丹认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升为核心标准，特点是创新，关键是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史丹从三个角度进行了解读。其一，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由模仿创新走向自主创新是我国实现强国目标的唯一选择。其二，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我国科技取得了显著成绩，但需面对前沿技术的原创性偏低这一事实。其三，温室气体减排成为经济发展的前置性条件，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共识和国际竞争新高地。
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史丹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表现为生产力三要素的提升；以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传统产业升级以及新型产业基础重构为载体；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形成的新体制、新机制。
能源转型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次能源革命正在进行时，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具有数字化技术广泛应用、可再生能源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绿色低碳能源是本轮科技革命的重要领域、拉动清洁能源需求进一步上升等特征。新型能源体系、新能源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史丹提出了四个观点。
第一，新能源技术创新促进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优势明显。截至2023年底，中国全国清洁能源发电总装机达15.29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52.38%。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发电占比33.74%，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全国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占比接近28%，较2000年提高近一倍。
第二，新能源发展也催生了新业态，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比如，以建筑光伏一体化(BIPV)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在建筑领域的渗透应用，为解决建筑业高能耗问题带来了新的技术路径，并逐渐成为绿色建筑的重点发展方向。新能源技术也向农业渗透催生光伏农业，截至2021年相关项目装机量已超过40GW，在缓解新能源土地资源约束的同时实现了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发展。
第三，新能源和低碳技术推动化石能源生产领域扩绿增效。新能源在能源化工生产过程中使用，例如在油田、煤矿中使用光电和风电替代煤电。低碳技术，如CCUS，在化石能源发电和工业过程减碳、降本、增效方面具有巨大潜力。近年来，我国CCUS集成优化技术取得较大进步，CCUS产业实现快速规模化发展，推动了电力、油气、化工、水泥、钢铁等多个行业的低碳发展。CCUS技术在化石能源大规模低碳化利用方面的关键作用将保障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
第四，新能源技术促进了能源系统的重构。能源是连接经济社会发展各环节的重要链条，塑造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分配模式。我国化石能源地理分布不均衡，生产中心和消费中心存在地理分隔，导致能源资源必须进行大范围配置。不仅形成了传统能源集中化、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方式，而且促成能源生产者和能源消费者角色的相对固定和独立，部分环节形成垄断。随着能源结构由以化石能源为主体向以新能源为主体转变，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将发生颠覆性变化。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一，价格形成机制及资源调配的决定力量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史丹强调，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是构建基于可再生能源的新型电力体系。谁掌握了绿色能源的主动权，谁就掌握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率先完成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国家将获得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清洁高效的化石能源体系是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保障支持。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的技术特性差异决定了化石能源仍将发挥难以替代的保障作用。
发展清洁二次能源体系具有巨大的潜力。绿氢、绿氨、甲烷、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因其广阔发展前景而成为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补充体系。
新型能源体系“新”在哪些方面?史丹从四个维度进行了分析。
第一，科技创新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驱动力。绿色化、低碳化的能源科技与数字化、智能化的信息科技，特别是新能源技术(发电、储能、电网和氢能等)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5G通讯、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深度融合创新，成为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驱动力。同时，新型能源体系汇聚海量能源数据，具备强大能源算力，也因此成为引领整体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中坚力量。
第二，在供求关系方面，新型能源体系改变了从产到消的单一能源流向，逐步转向供求双向互动、从长时段总量平衡转向动态能力平衡；传统供求边界持续动态调整，供需两侧的资源将聚合成为多种新型资源和服务，在实现供求平衡和保障系统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第三，能源安全形态出现新维度和新风险。能源安全的内涵和边界正在快速变化，电力系统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能源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其中，电力系统安全的重要性明显增强，可靠安全、灵活韧性成为电力安全突出诉求。能源安全的风险点正在由传统的油气安全扩展至稀有金属和网络安全。
第四，能源的开发利用更具开放性和广泛性。能源传统的“产运供”“发输配”的开发利用链条正在改变，转向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能源网络设施的平台化特征日趋明显，更加开放、广泛地吸收接纳和催生培育新型能源资源。此外，能源网络的自然垄断属性对资源配置的制约性降低；电力主网与微网间双向交互日益活跃、相互依赖程度提高；电网、氢网、油气网等能源网络间协同优化更加紧密，实现一、二次能源融合发展，清洁、化石能源融合发展，以及网源荷储一体化发展。
最后，史丹提出了新能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六点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完善新型能源体系顶层设计，制定出台新型能源体系总体规划。
第二，以深化电改为抓手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第三，加快电力价格改革，为配网升级、微网发展和分布式开发创造条件。
第四，以新思维加快可再生能源消纳，加快以绿电为主的园区建设。
第五，协同提升系统运行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能源网络安全保障能力。
第六，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增强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话语权，加强我国绿色低碳发展成就的国际叙事和宣传；深入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和南南合作，扩大清洁能源和绿色低碳产业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