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省通衢”说得好听,武汉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中欧商业评论

3个月前

仅从这些也能看出,武汉的潜力确实远未真正发挥出来:只要它能将现在松散、割裂的不同板块和资源整合起来,打通血脉阻隔,“大武汉”就能产生1+1+13的整体效果。

撰 文| 维舟

整合“大武汉”

要展望武汉的未来,最好先回顾它的过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看清它这座城市的价值究竟在哪里——不仅仅是对于它自己,还有对湖北、对整个华中,乃至全中国。

武汉的崛起,是一个相对晚近的现象。在历史上,湖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原本曾是荆州、襄阳,直至元朝才正式迁到武昌,至于汉口的兴起则更是明朝中叶以后的事。武汉三镇为何能取代原有的中心?说到底,就是因为它地处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交汇处的卓越地理位置。

坐拥黄金水道的天然优势,使武汉成为华中无可替代的交通、物流枢纽,从长江、汉江乃至湘江中上游而来的各种物资、人员,都汇聚到这座城市。武汉之所以被称为“九省通衢”,就是因为它是长江中上游的关键枢纽节点,且不说省内的宜昌、荆州,就是重庆、长沙,也都曾是这个大码头底下的小码头。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汉口曾是中国第一座直辖市(1923年),其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因此,要充分认识武汉的重要性,不能局限于湖北省内:数百年来,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湖北省界,辐射深入内地,实际上是整个华中的中心,1928年北伐胜利时甚至当过首都。1949年新中国成立,武汉作为中部战略要地,事实上是中南大区首府,因而为这座城市配套的大量高校、工厂,其实是服务于整个大区的。

然而,旧有的格局在改开之后逐渐瓦解,代之而起的是激烈的区域竞争,武汉就此逐渐从“全国的武汉”、“中部的武汉”,慢慢变成了“湖北的武汉”,其战略地位在无形中是下降了。

这种变化是悄无声息发生的——绝不是说武汉没有进步,虽然未必有东南沿海那么快,但也不算慢,然而重要的是人们的相对感受变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武汉的城市地位比广州、成都、重庆、南京、杭州都高,但现在却眼看着被它们超越。

武汉人最不服的就是成渝,认为它们得到了大量政策红利、转移支付,有人酸溜溜地嘲讽成都:“曾经一个鼻屎大的城市,现在发展得比锅还大。”反过来,也有对武汉的自嘲:“九省通衢,说得好听,谁家装修房间,还重点装修走廊呢?”

有武汉人跟我说起他的切身感受:“2009年我大学毕业去广州,也没觉得武汉差,那会两地的房价差不多,汉口三阳路和广州陈家祠的楼盘都是8千。

2015年,我发现武汉落后,去江浙沪一看,武汉从管理到社会文化心态上透露出来的气质,已经不一样了,软件不行。当然更别提那三年,城市发展突然被打断。这些年我亲历各地,对比中西部7个城市,特别是最近从成都回来,对比下来,郑州-武汉-长沙这个纵轴是落后了。”

中部这盘棋能不能活,关键就看武汉,但问题就在于武汉的向心力不足。1980年代武汉正当强势之时,曾提一个武汉、重庆、南京等长江流域城市组成经济协作区,但这个协作区到2005年就散掉了。武汉-长沙-南昌这长江中游三角一直起不来,中部城市群的协调性很差,长沙不服武汉,南昌一心往东往南,合肥更不用说了,各自为政,彼此间很难谈得上有什么实质性的合作共赢。

传统上,武汉原本属于大湾区的腹地范围(京广线尤其是生命线),但2023年6月,武汉党政代表团考察了南京、苏州、昆山、上海、杭州等城市,学习、对接长三角的意愿强烈。但以武汉的区位优势,它完全可以左右逢源:连接中西部,对接长三角和珠三角,更重要的是学习发达地区那种协同发展的机制,带动周边发展。现实是,和长三角、珠三角那种既竞争又合作的高度协作相比,武汉现在且不说跨区域的城市群合作,连省内的协作都还做得不够。

在湖北,对武汉的抱怨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省内各地都羡慕江浙那种均衡发展,不像内陆省份只能靠省会出头,资源都堆聚于此。一位了解内情的老武汉告诉我:“老一辈的武汉人,一直想让它恢复直辖,武汉和湖北总有点格格不入——荆州近湖南,襄阳亲河南,宜昌接近四川,黄冈偏向江西。湖北人对武汉没有归属感。”

且不说省内了,就算在武汉本市,整合度也不算很高——因为武汉其实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三座城市:武昌、汉口、汉阳。近些年来随着光谷的崛起,民间因此有一种半真半假的说法:“武汉三镇”已经变成了“武汉四镇”。2017年,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陈一新提出“三镇三城”,统一规划布局,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提升管理效率。

由三座城市合并而来的,全国只此一家,因而也带来了一些武汉独有的问题。在历史上,武昌是军政中心,汉口则全然不同,是商贸活跃的民间社会自发形成的,汉阳虽然原本也是府城,但近代以来以“汉阳造”闻名之后,一直是工业重镇。

三镇的形成脉络、产业结构乃至社会形态、城市文化心理,都大异其趣,尤其是武昌和汉口,不夸张地说,它们只是地理上碰巧挨在一起,本质上一直是两座不同的城市。有老武汉揶揄:“武昌、汉口彼此瞧不上,唯一都瞧不上的,就是汉阳。”

这种格局长期延续下来,1949年后,共和国七件套(党、政、军、院校、科研、国企、火车站等),全都集中在武昌;汉口就没这样偏重政治、文教,一向以商贸为重,人口密度最高,民间社会也最活跃。湖北省府和武汉市府也不对付,而武昌是省府所在,省级单位多在武昌;汉口则是市府在管,市级单位(尤其是商业、金融)则都集中在汉口。

这些年随着光谷高新区崛起,制造业也有向武昌转移的趋势(全市GDP超2000亿的,一是经开区2700亿,一是光谷2100亿),汉阳现在是相对较弱了(东风汽车属于经开区,不属汉阳),成了生态旅游区,不过汉阳也自有好处:和光谷相比,它其实交通便利,市民生活更热闹,教育资源也更多。

虽然武汉第一座长江大桥1957年就通车了,但在2012年12月28日武汉地铁2号线(这也是全国第一条穿越长江的地铁)开通之前,三镇之间的往来仍十分不便,以至于一直有个笑谈:“汉口/汉阳人和武昌人谈恋爱,属于异地恋。”还真有情侣因为分别在武昌和汉阳工作生活,考虑到未来成家了也不便往来,最终分手的。

武汉长江大桥的过桥费,直至2018年才取消——虽然当时也就7块钱,但免费过江才表明两岸往来的阻隔消失,对很多人来说,从那一刻起,武汉三镇才算真正合为一个城市了。

现在,很多武汉人都怀念当年的市长阮成发,武汉正是在他任职的2008年真正开始重振的。当时到处都是马路开膛剖腹,几乎把全城推倒重建,因而市民们嘲讽:“阮成发,满城挖。”但现在回头来看,不少市民承认,当下的城市建设基础,恰恰在他任职那几年里奠定的;而他之所以能做到,很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能摆平各方势力,坚定地推进变革。

仅从这些也能看出,武汉的潜力确实远未真正发挥出来:只要它能将现在松散、割裂的不同板块和资源整合起来,打通血脉阻隔,“大武汉”就能产生1+1+1>3的整体效果。

更进一步说,通过市场机制和区域合作,武汉还能当之无愧地发挥中部地区龙头的作用,不止在省内更好地协调发展,辐射周边,还完全可以与湖南、江西乃至安徽、重庆等周边地区合作共赢——除了武汉,中部也没有哪座城市能担当此重任。

做中国的交通中枢

立足整个中国的来看,武汉的地理位置之优越,无可比拟——它正处于东西部、南北方的连接点上。借用围棋术语来说,武汉是中国这一盘棋的“天元”,是真正的交通枢纽。

现在中西部城市当中,成都、重庆、西安均受瞩目,但其地理位置都偏西,不得不借助空运,但空运的一大问题就是成本高昂。西安虽然便于东进西出,但却难以南下北上;而成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大河,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点,不像武汉是位处网络中心点上,陆地区位优势绝佳——湖北是唯一一个“去任何省份(东北除外),最多经过两个省份”的省份。

全国第一个新型火车站就是2009年底落成的武汉站,布局从这里开始,也可见武汉在新铁路网络中的重要性。早在2013年,武汉的铁路客运量就已超过北京、广州,跃居全国第一,因为从武汉坐高铁实在太方便了:以武汉为圆心,1000公里内可抵达京津、长三角、珠三角、成渝这全国四大都市圈。武汉是公认的“高铁核心模式”。

从武汉出发,高铁5小时可抵达全国105个城市,3小时高铁/动车则直达49个主要城市,都仅次于郑州(分别为112个、56个)。到明后年武汉到西安的高铁开通、再加上在建中的沿江高铁,武汉的这一优势会更明显,其枢纽地位可能后来居上,届时武汉将在4小时内直达西安、襄阳、南昌、福州等各大城市,长江中游城市群与西北、东南城市的时空距离将大大缩短,有力地强化武汉的交通中枢地位。

在近代,武汉和郑州都曾被称作“中国的芝加哥”,原因之一是它们和芝加哥有一点很相似:都是内陆腹地农贸产品集散的交通枢纽,不过,武汉其实更有资格获得这一美誉,因为郑州缺乏水路运输,而武汉却和芝加哥一样有着繁荣的水运。

在历史上,河南、长江中上游的棉花等农产品物资都是到武汉汇聚之后,走长江航道,从上海出海的。长江航道和京广线交汇于武汉,都是这座城市的生命线。

现在已经很少人坐船旅行,因而往往很难意识到水运有多重要:京杭运河现在尽管只能通行一半,年运输量仍有9亿吨,而长江这一黄金航道的年运输量更高达30亿吨,相当于全国铁路运输总量的60%。早在120年前的清朝末年,海船就能上溯直达武汉,而现在,整治后的长江航道可实现万吨级船舶直达武汉,3000吨船直达重庆。

水运的经济性是其它运输方式无法比拟的:通常来说,内河运输500公里的船运费每吨仅约22-31元,长江流域配货率最高的湖北到江苏段散货船2000吨水运价格基本维持在26-30元每吨。据测算,水运的运输成本仅为铁路的50~60%,公路的12~15%,空运的4~6%;以燃料成本来说,在同等条件下,陆运的成本差不多是水运的20倍以上。

2022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14.7%,而美国仅为9.1%,意味着中国还有很大的优化余地。对中西部地区来说,不降低物流成本,当地产品就很难与沿海发达地区竞争,尤其现在商品都已进入微利时代,成本控制尤为关键。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近年来各地都在推进“四纵四横两网”高等级航道网的规划,湘桂运河、浙赣粤运河纷纷加快推进,而这些项目对武汉也都是重大利好:因为一旦瓶颈打通,长江中上游货物不仅可以直达珠三角,而且相比起经长江口出海,从北部湾出海可以大幅缩短水运里程。

然而时至今日,武汉的水运优势其实还远未充分发挥出来:根据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2022年武汉港货物吞吐量1.3074亿吨,在内河港口中排名第10,距离排名第一的苏州港(5.7276亿吨)还很远,跟宁波舟山港(世界第一,12.6134亿吨)更没得比。

这背后的原因已经不仅仅是交通条件了,而是市场和产业:货物吞吐量,也得有货物可运进运出才行,而在这方面,江浙城市显然强太多了。

也就是说,武汉虽然可以说是天然的全国交通中枢,但关键是它如何充分利用这一点,由此带动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促进经济发展。2021年,武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938.8亿,居全国各大城市第7,比郑州(748.6亿)、长沙(435.3亿)高,但不及成都(1016.7亿)和重庆(1087.3亿),占全市GDP的比重为5.30%,虽然已经比一般城市高(如上海是4.27%),但按照武汉的交通优势,它原本应该更高才是。

中国城市机场旅客吞吐量排行

数据来源:中国民航局

武汉由于高铁、水运都太方便,空运一直是弱项。虽然一直有人提议武汉应该建双机场(现在仅北京、上海、成都有),但武汉一年的机场客运量在全国都进不了前十,有必要建双机场吗?更奇怪的是,武汉飞北京的机票,甚至比长沙飞北京还贵,因为武汉天河机场被三大航完全掌控,没有廉价航空,本地航空公司已有三家先后破产:武汉航空、东星航空、有和航空。廉价机票少,加上高铁便捷,坐飞机出行的人就更少了。

现在,顺丰快递落户鄂州花湖机场将有望带来巨大改变。2022年7月花湖机场开通后,武汉天河机场的货运都迁移过去了,按规划天河将建造5个航站楼,在“大武汉”事实上形成了“天河客运+花湖货运”的双机场格局,像这样的“客货双枢纽”格局是全国唯一。

2023年花湖机场货邮吞吐量达到24.5万吨,名列全国第16名,现在每天货运3000吨,起降90架次,工业航班起降已冲到全国第三。2025年货运量如能突破200万吨,将超越广州,仅次于上海。

原本中部地区机场货运中心是郑州,但“大武汉”的优势更明显:从鄂州出发1个半小时能抵达全国80%的机场,2小时航程可覆盖地区的GDP占全国90%,而郑州的劣势之一就是距离广州等华南沿海较远。经过对郑州、岳阳、衡阳等地的谨慎对比评估,顺丰2018年就提出落户鄂州花湖的意向,到2023年9月初,将43架全货机航线全部转场至花湖,可通达全国36个货运航点,同时落成的顺丰转运中心在一年内就崛起为亚洲最大超级转运中心。

花湖机场现在就是“大武汉”乃至湖北东部最大的商机,围绕这一机场将投资高达3651.5亿元,满负荷运作可带动30万人就业,旨在打造临空经济新高地。由此带动的产业集群,有望在武昌和鄂州之间兴起一座“武汉新城”:三分之二在光谷,三分之一在鄂州,从花湖机场到光谷这一片,都可以依托这个机场货运枢纽发展高端制造业,为武汉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

无论这会给武汉带来什么样的新未来,有一点或许可以肯定:武汉真正的优势,是做中国的交通中枢,水陆空全面发展,依托其便捷的运输条件和低廉的物流成本,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在此基础上,东进西出、北上南下,通过市场机制整合、配置各种资源,协调区域发展,到那时,才是中部崛起的高光时刻。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仅从这些也能看出,武汉的潜力确实远未真正发挥出来:只要它能将现在松散、割裂的不同板块和资源整合起来,打通血脉阻隔,“大武汉”就能产生1+1+13的整体效果。

撰 文| 维舟

整合“大武汉”

要展望武汉的未来,最好先回顾它的过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看清它这座城市的价值究竟在哪里——不仅仅是对于它自己,还有对湖北、对整个华中,乃至全中国。

武汉的崛起,是一个相对晚近的现象。在历史上,湖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原本曾是荆州、襄阳,直至元朝才正式迁到武昌,至于汉口的兴起则更是明朝中叶以后的事。武汉三镇为何能取代原有的中心?说到底,就是因为它地处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交汇处的卓越地理位置。

坐拥黄金水道的天然优势,使武汉成为华中无可替代的交通、物流枢纽,从长江、汉江乃至湘江中上游而来的各种物资、人员,都汇聚到这座城市。武汉之所以被称为“九省通衢”,就是因为它是长江中上游的关键枢纽节点,且不说省内的宜昌、荆州,就是重庆、长沙,也都曾是这个大码头底下的小码头。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汉口曾是中国第一座直辖市(1923年),其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因此,要充分认识武汉的重要性,不能局限于湖北省内:数百年来,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湖北省界,辐射深入内地,实际上是整个华中的中心,1928年北伐胜利时甚至当过首都。1949年新中国成立,武汉作为中部战略要地,事实上是中南大区首府,因而为这座城市配套的大量高校、工厂,其实是服务于整个大区的。

然而,旧有的格局在改开之后逐渐瓦解,代之而起的是激烈的区域竞争,武汉就此逐渐从“全国的武汉”、“中部的武汉”,慢慢变成了“湖北的武汉”,其战略地位在无形中是下降了。

这种变化是悄无声息发生的——绝不是说武汉没有进步,虽然未必有东南沿海那么快,但也不算慢,然而重要的是人们的相对感受变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武汉的城市地位比广州、成都、重庆、南京、杭州都高,但现在却眼看着被它们超越。

武汉人最不服的就是成渝,认为它们得到了大量政策红利、转移支付,有人酸溜溜地嘲讽成都:“曾经一个鼻屎大的城市,现在发展得比锅还大。”反过来,也有对武汉的自嘲:“九省通衢,说得好听,谁家装修房间,还重点装修走廊呢?”

有武汉人跟我说起他的切身感受:“2009年我大学毕业去广州,也没觉得武汉差,那会两地的房价差不多,汉口三阳路和广州陈家祠的楼盘都是8千。

2015年,我发现武汉落后,去江浙沪一看,武汉从管理到社会文化心态上透露出来的气质,已经不一样了,软件不行。当然更别提那三年,城市发展突然被打断。这些年我亲历各地,对比中西部7个城市,特别是最近从成都回来,对比下来,郑州-武汉-长沙这个纵轴是落后了。”

中部这盘棋能不能活,关键就看武汉,但问题就在于武汉的向心力不足。1980年代武汉正当强势之时,曾提一个武汉、重庆、南京等长江流域城市组成经济协作区,但这个协作区到2005年就散掉了。武汉-长沙-南昌这长江中游三角一直起不来,中部城市群的协调性很差,长沙不服武汉,南昌一心往东往南,合肥更不用说了,各自为政,彼此间很难谈得上有什么实质性的合作共赢。

传统上,武汉原本属于大湾区的腹地范围(京广线尤其是生命线),但2023年6月,武汉党政代表团考察了南京、苏州、昆山、上海、杭州等城市,学习、对接长三角的意愿强烈。但以武汉的区位优势,它完全可以左右逢源:连接中西部,对接长三角和珠三角,更重要的是学习发达地区那种协同发展的机制,带动周边发展。现实是,和长三角、珠三角那种既竞争又合作的高度协作相比,武汉现在且不说跨区域的城市群合作,连省内的协作都还做得不够。

在湖北,对武汉的抱怨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省内各地都羡慕江浙那种均衡发展,不像内陆省份只能靠省会出头,资源都堆聚于此。一位了解内情的老武汉告诉我:“老一辈的武汉人,一直想让它恢复直辖,武汉和湖北总有点格格不入——荆州近湖南,襄阳亲河南,宜昌接近四川,黄冈偏向江西。湖北人对武汉没有归属感。”

且不说省内了,就算在武汉本市,整合度也不算很高——因为武汉其实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三座城市:武昌、汉口、汉阳。近些年来随着光谷的崛起,民间因此有一种半真半假的说法:“武汉三镇”已经变成了“武汉四镇”。2017年,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陈一新提出“三镇三城”,统一规划布局,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提升管理效率。

由三座城市合并而来的,全国只此一家,因而也带来了一些武汉独有的问题。在历史上,武昌是军政中心,汉口则全然不同,是商贸活跃的民间社会自发形成的,汉阳虽然原本也是府城,但近代以来以“汉阳造”闻名之后,一直是工业重镇。

三镇的形成脉络、产业结构乃至社会形态、城市文化心理,都大异其趣,尤其是武昌和汉口,不夸张地说,它们只是地理上碰巧挨在一起,本质上一直是两座不同的城市。有老武汉揶揄:“武昌、汉口彼此瞧不上,唯一都瞧不上的,就是汉阳。”

这种格局长期延续下来,1949年后,共和国七件套(党、政、军、院校、科研、国企、火车站等),全都集中在武昌;汉口就没这样偏重政治、文教,一向以商贸为重,人口密度最高,民间社会也最活跃。湖北省府和武汉市府也不对付,而武昌是省府所在,省级单位多在武昌;汉口则是市府在管,市级单位(尤其是商业、金融)则都集中在汉口。

这些年随着光谷高新区崛起,制造业也有向武昌转移的趋势(全市GDP超2000亿的,一是经开区2700亿,一是光谷2100亿),汉阳现在是相对较弱了(东风汽车属于经开区,不属汉阳),成了生态旅游区,不过汉阳也自有好处:和光谷相比,它其实交通便利,市民生活更热闹,教育资源也更多。

虽然武汉第一座长江大桥1957年就通车了,但在2012年12月28日武汉地铁2号线(这也是全国第一条穿越长江的地铁)开通之前,三镇之间的往来仍十分不便,以至于一直有个笑谈:“汉口/汉阳人和武昌人谈恋爱,属于异地恋。”还真有情侣因为分别在武昌和汉阳工作生活,考虑到未来成家了也不便往来,最终分手的。

武汉长江大桥的过桥费,直至2018年才取消——虽然当时也就7块钱,但免费过江才表明两岸往来的阻隔消失,对很多人来说,从那一刻起,武汉三镇才算真正合为一个城市了。

现在,很多武汉人都怀念当年的市长阮成发,武汉正是在他任职的2008年真正开始重振的。当时到处都是马路开膛剖腹,几乎把全城推倒重建,因而市民们嘲讽:“阮成发,满城挖。”但现在回头来看,不少市民承认,当下的城市建设基础,恰恰在他任职那几年里奠定的;而他之所以能做到,很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能摆平各方势力,坚定地推进变革。

仅从这些也能看出,武汉的潜力确实远未真正发挥出来:只要它能将现在松散、割裂的不同板块和资源整合起来,打通血脉阻隔,“大武汉”就能产生1+1+1>3的整体效果。

更进一步说,通过市场机制和区域合作,武汉还能当之无愧地发挥中部地区龙头的作用,不止在省内更好地协调发展,辐射周边,还完全可以与湖南、江西乃至安徽、重庆等周边地区合作共赢——除了武汉,中部也没有哪座城市能担当此重任。

做中国的交通中枢

立足整个中国的来看,武汉的地理位置之优越,无可比拟——它正处于东西部、南北方的连接点上。借用围棋术语来说,武汉是中国这一盘棋的“天元”,是真正的交通枢纽。

现在中西部城市当中,成都、重庆、西安均受瞩目,但其地理位置都偏西,不得不借助空运,但空运的一大问题就是成本高昂。西安虽然便于东进西出,但却难以南下北上;而成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大河,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点,不像武汉是位处网络中心点上,陆地区位优势绝佳——湖北是唯一一个“去任何省份(东北除外),最多经过两个省份”的省份。

全国第一个新型火车站就是2009年底落成的武汉站,布局从这里开始,也可见武汉在新铁路网络中的重要性。早在2013年,武汉的铁路客运量就已超过北京、广州,跃居全国第一,因为从武汉坐高铁实在太方便了:以武汉为圆心,1000公里内可抵达京津、长三角、珠三角、成渝这全国四大都市圈。武汉是公认的“高铁核心模式”。

从武汉出发,高铁5小时可抵达全国105个城市,3小时高铁/动车则直达49个主要城市,都仅次于郑州(分别为112个、56个)。到明后年武汉到西安的高铁开通、再加上在建中的沿江高铁,武汉的这一优势会更明显,其枢纽地位可能后来居上,届时武汉将在4小时内直达西安、襄阳、南昌、福州等各大城市,长江中游城市群与西北、东南城市的时空距离将大大缩短,有力地强化武汉的交通中枢地位。

在近代,武汉和郑州都曾被称作“中国的芝加哥”,原因之一是它们和芝加哥有一点很相似:都是内陆腹地农贸产品集散的交通枢纽,不过,武汉其实更有资格获得这一美誉,因为郑州缺乏水路运输,而武汉却和芝加哥一样有着繁荣的水运。

在历史上,河南、长江中上游的棉花等农产品物资都是到武汉汇聚之后,走长江航道,从上海出海的。长江航道和京广线交汇于武汉,都是这座城市的生命线。

现在已经很少人坐船旅行,因而往往很难意识到水运有多重要:京杭运河现在尽管只能通行一半,年运输量仍有9亿吨,而长江这一黄金航道的年运输量更高达30亿吨,相当于全国铁路运输总量的60%。早在120年前的清朝末年,海船就能上溯直达武汉,而现在,整治后的长江航道可实现万吨级船舶直达武汉,3000吨船直达重庆。

水运的经济性是其它运输方式无法比拟的:通常来说,内河运输500公里的船运费每吨仅约22-31元,长江流域配货率最高的湖北到江苏段散货船2000吨水运价格基本维持在26-30元每吨。据测算,水运的运输成本仅为铁路的50~60%,公路的12~15%,空运的4~6%;以燃料成本来说,在同等条件下,陆运的成本差不多是水运的20倍以上。

2022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14.7%,而美国仅为9.1%,意味着中国还有很大的优化余地。对中西部地区来说,不降低物流成本,当地产品就很难与沿海发达地区竞争,尤其现在商品都已进入微利时代,成本控制尤为关键。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近年来各地都在推进“四纵四横两网”高等级航道网的规划,湘桂运河、浙赣粤运河纷纷加快推进,而这些项目对武汉也都是重大利好:因为一旦瓶颈打通,长江中上游货物不仅可以直达珠三角,而且相比起经长江口出海,从北部湾出海可以大幅缩短水运里程。

然而时至今日,武汉的水运优势其实还远未充分发挥出来:根据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2022年武汉港货物吞吐量1.3074亿吨,在内河港口中排名第10,距离排名第一的苏州港(5.7276亿吨)还很远,跟宁波舟山港(世界第一,12.6134亿吨)更没得比。

这背后的原因已经不仅仅是交通条件了,而是市场和产业:货物吞吐量,也得有货物可运进运出才行,而在这方面,江浙城市显然强太多了。

也就是说,武汉虽然可以说是天然的全国交通中枢,但关键是它如何充分利用这一点,由此带动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促进经济发展。2021年,武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938.8亿,居全国各大城市第7,比郑州(748.6亿)、长沙(435.3亿)高,但不及成都(1016.7亿)和重庆(1087.3亿),占全市GDP的比重为5.30%,虽然已经比一般城市高(如上海是4.27%),但按照武汉的交通优势,它原本应该更高才是。

中国城市机场旅客吞吐量排行

数据来源:中国民航局

武汉由于高铁、水运都太方便,空运一直是弱项。虽然一直有人提议武汉应该建双机场(现在仅北京、上海、成都有),但武汉一年的机场客运量在全国都进不了前十,有必要建双机场吗?更奇怪的是,武汉飞北京的机票,甚至比长沙飞北京还贵,因为武汉天河机场被三大航完全掌控,没有廉价航空,本地航空公司已有三家先后破产:武汉航空、东星航空、有和航空。廉价机票少,加上高铁便捷,坐飞机出行的人就更少了。

现在,顺丰快递落户鄂州花湖机场将有望带来巨大改变。2022年7月花湖机场开通后,武汉天河机场的货运都迁移过去了,按规划天河将建造5个航站楼,在“大武汉”事实上形成了“天河客运+花湖货运”的双机场格局,像这样的“客货双枢纽”格局是全国唯一。

2023年花湖机场货邮吞吐量达到24.5万吨,名列全国第16名,现在每天货运3000吨,起降90架次,工业航班起降已冲到全国第三。2025年货运量如能突破200万吨,将超越广州,仅次于上海。

原本中部地区机场货运中心是郑州,但“大武汉”的优势更明显:从鄂州出发1个半小时能抵达全国80%的机场,2小时航程可覆盖地区的GDP占全国90%,而郑州的劣势之一就是距离广州等华南沿海较远。经过对郑州、岳阳、衡阳等地的谨慎对比评估,顺丰2018年就提出落户鄂州花湖的意向,到2023年9月初,将43架全货机航线全部转场至花湖,可通达全国36个货运航点,同时落成的顺丰转运中心在一年内就崛起为亚洲最大超级转运中心。

花湖机场现在就是“大武汉”乃至湖北东部最大的商机,围绕这一机场将投资高达3651.5亿元,满负荷运作可带动30万人就业,旨在打造临空经济新高地。由此带动的产业集群,有望在武昌和鄂州之间兴起一座“武汉新城”:三分之二在光谷,三分之一在鄂州,从花湖机场到光谷这一片,都可以依托这个机场货运枢纽发展高端制造业,为武汉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

无论这会给武汉带来什么样的新未来,有一点或许可以肯定:武汉真正的优势,是做中国的交通中枢,水陆空全面发展,依托其便捷的运输条件和低廉的物流成本,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在此基础上,东进西出、北上南下,通过市场机制整合、配置各种资源,协调区域发展,到那时,才是中部崛起的高光时刻。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展开
打开“财经头条”阅读更多精彩资讯
APP内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