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元淦恭
前几天，今年的新一线城市榜单发布了。今年的榜单提了一个概念，叫城市化的“下半场”。
新一线的主编沈从乐在直播里问我们，如何理解“城市化”的下半场？
在我看来，“下半场”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从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
上一轮城市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招商引资”。不管是外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只要把企业吸引过来，马上就有GDP、就业和税收。而且当时“招商引资”的技术含量也不高，只要便宜的土地、廉价的劳动力，对企业就颇有吸引力。
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吸引外资逐渐变得不再容易。绝大多数地方面临的更紧迫问题，已经不是“引资”，而是“留资”。
吸引外省企业的竞争也越来越卷。今天的企业关心的也不再只是土地和劳动力，它们还需要产业链的配套、人才政策的支持，甚至还希望地方政府给予股权等层面的资金投入。
通过这样的方式吸引过来的企业，不再只是把投资目的地当成单纯的生产基地，和当地的连接也会紧密很多。
城市化的“上半场”，外来企业可以帮助一个城市完成产业的“冷启动”，实现经济规模的快速提升。当城市化进入“下半场”，一个地方有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本土企业集群，变得空前重要。
第二，从投资驱动到消费拉动。
城市化的“上半场”，大规模的人口涌入，带来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爆炸式增长。投资也成为驱动城市增长的核心引擎。
然而，当城市化进入“下半场”，所有城市都面临着挖掘消费需求的新命题。从前些年兴起的“网红城市”，到去年以来的“文旅热”，都反映城市对流量带来消费需求的强烈渴望。
中国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在地产、基建和外贸支撑中国经济实现高增长的年代，消费的地位没有那么重要。而现在，消费对所有城市而言，都是内生需求增量的来源。
其实，中国很多地区和城市，并没有特别浓厚的消费传统，我甚至形容过江浙人的生活方式，是“中国清教徒”。其实，一个地方有没有夜生活，有没有“烟火气”，在我看来本身并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但这些年几乎所有城市都想要在这上面发力，自有它的时代背景。
探索线下商业的进阶，丰富都市消费的场景，不单单是经济层面的考虑。中国已经从“快时代”进入到“慢时代”，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前的世代一样，只做一头埋头犁地的耕牛。更好玩的地方，更能让人在生活与工作之间取得平衡的地方，才能在这个时代吸引人，留住人。越来越多的地方已经意识到，“好耍”也是一种生产力。
第三，聚集式的制造业，分布式的服务业。
中国一二线城市的大格局，总的来说已经趋于固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产业空间布局，不会有持续性的演变。
曾经，制造业的分布是相对分散的，服务业的分布是相对集中的，而新技术革命正在颠覆这样的空间格局。
在工业革命时代，工业曾经是“逐矿而生”，哪里有煤，哪里有铁，哪里就有工业。大自然的矿藏天然是分散的，工业基地自然也是相对分散的。到了集装箱驱动全球贸易的时代，工业又变得“逐海而生”，哪里靠海，哪里有港口，哪里能形成“大进大出”的低成本优势，哪里就会迎来工业爆发。而现在，随着电子等工业门类越来越复杂、分工越来越精细，工业产能走向“逐链而居”，哪个城市、哪个区域有明显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哪个城市和区域就会吃掉更多的新增工业产能。显然，从“逐矿而生”、“逐矿而生”，到“逐链而生”，工业产能会进一步从散点式分布走向聚集式布局。最近几年，苏锡常地区、珠三角地区的工业表现明显强于全国，就是这种制造业集中化趋势的直接反映。
服务业的情况，则恰恰相反。
在20世纪，相对高端的服务业，都依赖人与人之间的线下交流，尤其典型的就是金融、咨询、财会法律等专业服务，这些服务业实际上是“强资源导向”，只有经济资源足够丰沛的超大城市，才能形成高端服务业的聚集。
而今天，越来越多的服务业岗位，是IT和互联网创造的。无论是“大厂”，还是依托平台经济生态的MCN、代运营机构，或者单飞的“个体户”，都有了更自由的Base地选择空间。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工作协同的物理次元壁，在线办公、远程办公成为常态。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把前台总部放在上海深圳方便接触大客户，把运营岗位放到成都、长沙（成本更低廉），这种服务业的“分布式”变革，意味着基础设施完善、生活条件优越的中西部城市，还有吸引人才和产业的新空间。
我几年前就写过，快的时代泥沙俱下，慢的时代黄沙砾金。慢下来的城市化“下半场”，会呈现和过往不同的面貌。
版权声明：部分文章推送时未能与原作者取得联系。若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联系我们。
作者：元淦恭
前几天，今年的新一线城市榜单发布了。今年的榜单提了一个概念，叫城市化的“下半场”。
新一线的主编沈从乐在直播里问我们，如何理解“城市化”的下半场？
在我看来，“下半场”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从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
上一轮城市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招商引资”。不管是外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只要把企业吸引过来，马上就有GDP、就业和税收。而且当时“招商引资”的技术含量也不高，只要便宜的土地、廉价的劳动力，对企业就颇有吸引力。
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吸引外资逐渐变得不再容易。绝大多数地方面临的更紧迫问题，已经不是“引资”，而是“留资”。
吸引外省企业的竞争也越来越卷。今天的企业关心的也不再只是土地和劳动力，它们还需要产业链的配套、人才政策的支持，甚至还希望地方政府给予股权等层面的资金投入。
通过这样的方式吸引过来的企业，不再只是把投资目的地当成单纯的生产基地，和当地的连接也会紧密很多。
城市化的“上半场”，外来企业可以帮助一个城市完成产业的“冷启动”，实现经济规模的快速提升。当城市化进入“下半场”，一个地方有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本土企业集群，变得空前重要。
第二，从投资驱动到消费拉动。
城市化的“上半场”，大规模的人口涌入，带来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爆炸式增长。投资也成为驱动城市增长的核心引擎。
然而，当城市化进入“下半场”，所有城市都面临着挖掘消费需求的新命题。从前些年兴起的“网红城市”，到去年以来的“文旅热”，都反映城市对流量带来消费需求的强烈渴望。
中国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在地产、基建和外贸支撑中国经济实现高增长的年代，消费的地位没有那么重要。而现在，消费对所有城市而言，都是内生需求增量的来源。
其实，中国很多地区和城市，并没有特别浓厚的消费传统，我甚至形容过江浙人的生活方式，是“中国清教徒”。其实，一个地方有没有夜生活，有没有“烟火气”，在我看来本身并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但这些年几乎所有城市都想要在这上面发力，自有它的时代背景。
探索线下商业的进阶，丰富都市消费的场景，不单单是经济层面的考虑。中国已经从“快时代”进入到“慢时代”，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前的世代一样，只做一头埋头犁地的耕牛。更好玩的地方，更能让人在生活与工作之间取得平衡的地方，才能在这个时代吸引人，留住人。越来越多的地方已经意识到，“好耍”也是一种生产力。
第三，聚集式的制造业，分布式的服务业。
中国一二线城市的大格局，总的来说已经趋于固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产业空间布局，不会有持续性的演变。
曾经，制造业的分布是相对分散的，服务业的分布是相对集中的，而新技术革命正在颠覆这样的空间格局。
在工业革命时代，工业曾经是“逐矿而生”，哪里有煤，哪里有铁，哪里就有工业。大自然的矿藏天然是分散的，工业基地自然也是相对分散的。到了集装箱驱动全球贸易的时代，工业又变得“逐海而生”，哪里靠海，哪里有港口，哪里能形成“大进大出”的低成本优势，哪里就会迎来工业爆发。而现在，随着电子等工业门类越来越复杂、分工越来越精细，工业产能走向“逐链而居”，哪个城市、哪个区域有明显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哪个城市和区域就会吃掉更多的新增工业产能。显然，从“逐矿而生”、“逐矿而生”，到“逐链而生”，工业产能会进一步从散点式分布走向聚集式布局。最近几年，苏锡常地区、珠三角地区的工业表现明显强于全国，就是这种制造业集中化趋势的直接反映。
服务业的情况，则恰恰相反。
在20世纪，相对高端的服务业，都依赖人与人之间的线下交流，尤其典型的就是金融、咨询、财会法律等专业服务，这些服务业实际上是“强资源导向”，只有经济资源足够丰沛的超大城市，才能形成高端服务业的聚集。
而今天，越来越多的服务业岗位，是IT和互联网创造的。无论是“大厂”，还是依托平台经济生态的MCN、代运营机构，或者单飞的“个体户”，都有了更自由的Base地选择空间。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工作协同的物理次元壁，在线办公、远程办公成为常态。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把前台总部放在上海深圳方便接触大客户，把运营岗位放到成都、长沙（成本更低廉），这种服务业的“分布式”变革，意味着基础设施完善、生活条件优越的中西部城市，还有吸引人才和产业的新空间。
我几年前就写过，快的时代泥沙俱下，慢的时代黄沙砾金。慢下来的城市化“下半场”，会呈现和过往不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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